2008/10/04 10:45 - 12:15

2008/10/04 10:45 - 12:15

第一會議室 《考古學與現代社會》

臧振華、何傳坤、潘怡仲、朱有田等

考古學的應用:以考古學與環境影響評估為例

臧振華(中研院史語究所)

考古學是以研究與復原古代的人類社會文化為主要目的,但是近年來,考古學越來越與現代社會有密切的關連。因此現代考古學已經走出拘泥於研究古代的象牙塔,而走向應用,於是產生了所謂「應用考古學」。

台灣考古學也經歷了同樣的變化過程,自從日據時代以來,一直是以重建台灣古代人類的社會與文化作為最主要的任務,而自近十數年來,台灣的考古學者因應社會的需求,開始投注了大量的力量來服務現在的社會。這些應用性的考古工作大致分屬以下幾類範疇:
1.文化資產環境影響評估。
2.文化資產維護與保存。
3.文化資產大眾教育。
4.博物館典藏、展教與經營。
5.文化資產觀光。
本文僅就考古學在文化資產環境影響評估中的應用略作說明


博物館.考古學

何傳坤(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美國考古學界最近掀起一股推動"考古學家走出象牙塔與社會大眾溝通"的風潮,並呼籲考古學家扮演"行動考古學家"的角色,並利用經由考古學豐碩的研究成果參與及解決當前世界各國所面臨的重大難題。因為考古學家們不但能提供社會大眾人類演化及文化史中不同文化或是文明興衰的成敗實例,更為當今許多決策人士未來制訂對策時所需的第一手關鍵參考資訊。二十一世紀的考古學家不能只置身於人類的過去而且要更關心現在及掌握未來。博物館的主要功能除了扮演蒐藏、研究、展示及教育的角色之外,如今更要執行資訊、觀光及行銷等新的任務。博物館中的考古學家如何面對新的挑戰、如何與社會大眾及觀眾溝通,本文將用國外近年來考古學遺址博物館實例來說明。


臺灣遺址文化資產的現況與展望

潘怡仲(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考古遺址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資產,新修訂的文化資產保存法為臺灣考古遺址的保存提供了重要的法令依據,然而遺址文化資產的現況所面對的問題卻更為嚴峻。新修訂文資法將遺址獨立成六大類文化資產之一,對於台灣考古遺址的保存和維護有極大的影響。正面視之,遺址的管理維護可透過文化資產行政的體系進行監管與保護;反之,臺灣二千多處的遺址如何管理、維護、監管,成為中央及地方文化資產行政機關迫切的問題,甚至成為一種沉重的負擔並且陷入無法解決的困境。
本文將簡述台灣遺址文化資產的現況與問題,並提出未來的展望。


從蘭嶼豬與考古遺址出土臺灣野豬粒線體DNA的研究對原住民文化及臺灣原生豬種保育策略的省思

朱有田(國立臺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李匡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姜延年(國立臺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李冠逸(國立臺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李一泓(國立臺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林秀嫚(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李坤修(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王穎(國立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臧振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灣考古遺址中出土的臺灣野豬骨骸數量總是佔出土生物遺留總數的前兩位,直至現今臺灣野豬在原著民的文化祭儀與榮譽象徵上仍扮演重要角色。另外,臺灣原生迷你蘭嶼豬被發現於蘭嶼島,屬馴化的家豬,是傳統達悟原住民生活上重要的蛋白質來源,也是達悟文化祭儀上重要的祭品與社會財物的象徵。這兩種臺灣原生豬種的存在與過去及現代臺灣原住民有極 密切的關係。但在臺灣過去歷史與文化研究上,無論是蘭嶼豬或是臺灣野豬這兩種豬種的外觀型態與分子遺傳演化上卻無研究記載。現存世界家豬皆由歐亞野豬(Sus Scrofa)經人類馴化與持續選拔而形成不同品種,所以臺灣野豬與任何家豬可以配種並繁衍後代。因為人為介入野豬的馴化,馴化後的家豬與人類共同遷徙,因此,野豬的人為馴化與基因演化除提供學者對於馴化研究的素材外,亦提供人類考古學一個追溯史前人類遷徙與原住民文化變遷的重要學理依據。我們研究團隊首先解讀考古遺址出土臺灣野豬之粒線體基因組之遺傳資訊,提供定義原生臺灣野豬的DNA序列的重要依據。DNA序列由嘌呤與嘧啶構成,隨著選拔壓力與演化的進行,DNA序列的突變造成物種演化的遺傳基礎,由DNA序列的多型性(polymorphism)可作為追溯過去生物演化事件與估測演化分子時鐘的依據。我們分析國家保種蘭嶼豬族群、現生(modern)臺灣野豬、臺東舊香蘭與臺南科學園區考古遺址出土臺灣野豬等粒線體DNA序列,同時探討臺灣原生豬種與歐亞豬種遺傳親緣關係、基因流向與外來豬種基因滲入(introgression)等議題。國家保種蘭嶼豬族群粒線體DNA單型(haplotype)只剩兩型,第一型蘭嶼豬粒線體單型具有獨特DNA序列與歐洲豬種(0.02216±0.00889 )與亞洲豬種(0.01726±0.00275 )間有極大的遺傳距離(pairwise distance),是目前與亞洲家豬遺傳類群(clade)遺傳距離差距最大的亞洲豬種。歐亞豬種間遺傳距離為0.01975±0.00212。第二型蘭嶼豬則落於亞洲型粒線體類群中,可能是亞洲豬種基因滲入具第一型粒線體單型蘭嶼豬的結果。其次現生臺灣野豬共分析80個個體,發現有31個(38.8%)個體受外來豬種基因滲入。臺灣野豬粒線體與考古遺址出土臺灣野豬及日本野豬具有最近遺傳距離,其次為亞洲家豬,與琉球野豬及第一型蘭嶼豬具有較遠之遺傳距離。顯示,臺灣與日本野豬可能是最後冰河時期臺灣與日本因陸地連結而擁有較近親緣關係;而琉球野豬因地理隔閡,而形成獨特的野豬亞種。在我們的研究顯示,無論是臺灣、日本或琉球野豬皆無直接證據顯示這些野豬有被馴化形成家豬的基因網絡(network)證據存在,亦即,無法提出這些野豬有歷經原住民祖先馴化選種形成現有家豬品種的證據。但擁有第一型粒線體單型之蘭嶼豬為馴化家豬,在我們目前分析所有歐亞家豬品種與野豬粒線體DNA並無個體或品種具有與其相近之親緣關係。因此,第一型粒線體單型蘭嶼豬的馴化起源仍未知,蘭嶼豬是否經由亞洲其它地區人類馴化遷徙而至蘭嶼,仍待考古學、人類學與生物學共同進一步研究。而我們證據顯示,外來豬種基因滲入臺灣野豬族群中,顯示臺灣原住民的狩獵馴養文化正在改變,這些結果也會衝擊未來野豬在原住民祭儀文化與象徵地位。由考古遺址中獲得的野豬資訊提供臺灣原生野豬的珍貴遺傳資訊,這些結果也會改變臺灣對原生物種的定義與未來保育的遺傳監測與策略的訂定。


第三會議室 《當代南島地景的比較研究》

地景是南島語族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環,與生計、土地、親屬、祖先、歷史等的關係十分緊密;而人與地景的關係在面對國家力量、資本主義、法律制度時,也產生了許多衝突、轉化與再創造的現象。地景研究在近年人類學界也逐漸受到重視,尤其在大洋洲累積不少研究成果,此外澳洲國立大學的比較南島計畫也曾以地景為研究主題。台灣人類學界對於南島地景的系統性研究數量還很少,本panel希望透過比較觀點,藉由不同民族誌案例的對話,探討當代南島社會面臨的挑戰,各篇文章處理的主題包括部落地圖、土地糾紛、生態觀光、生態保育論述、獵場與國有土的衝突地等。

當地景遇到法律:所羅門群島土地法庭檔案中的歷史再現

郭佩宜(organizer)(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南島的地景是人與祖先交會的所在,也是形塑、記憶與再現歷史的場域。然而在西方法律體系進入之後,帶入了另一套人地關係的想像,人與地景的關係在法律的規制之下轉變。本文分析所羅門群島土地法庭檔案,透過土地糾紛中各方行動者的法庭敘事、土地實地探勘、以及攻防策略,探討其中藉由地景再現歷史的模式,及其背後涉及的不同歷史性(historicity)概念。筆者認為在法庭中受到法律體系偏向父系繼嗣原則、對「證據」認定的人/物二分方式、還有法律中預設的財產定義,而產生了地景概念的轉向──由過程的地景(processual landscape)轉向銘刻的地景(inscribed landscape),這同時也是將人與地景和祖先的連結根基由靈力(spiritual power)轉向繼承財產(inherited possession)的過程。


傳統領域的裂解與重構:kucapungane人地圖譜與空間變遷的再檢視

台邦˙撒沙勒(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

住地、耕地和獵場,是魯凱族人生活及生產的基地和舞台,常是他們重要的歷史經驗與文化傳遞的感知載體與記憶空間。對族人而言,分佈於住地、耕地和獵場中的地名和故事,是部落的口述歷史,也是銘刻在地景上的共同記憶,更是連結過去與現在的人地圖譜,文化傳承的重要機制。更為重要的,是它們所具有的集體認同符碼和文化脈絡的空間想像,提供了共同聚居的人群一種情感依附在世存有的家園感知。然而,住地、耕地和獵場,一如傳統領域中的其他空間和地景,從來就不是停滯不動地的狀態,而是各種力量,包括知識、權力及意識型態相互衝突、糾葛、交鋒與妥協的場域。本文擬以魯凱族kucapungane為案例,探討空間的變遷與持續,檢視外力如國家、基督宗教進入地方空間之後造成的衝擊和影響,以及地方社會如何藉由行動,召喚、重回他們的歷史地景,建構新的空間認同。

關鍵詞:空間、地景、集體記憶、部落地圖、傳統領域


什麼傳統?誰的領域?從泰雅族馬里光流域傳統領域調查經驗談空間知識的轉譯

官大偉(夏威夷大學地理系)

地景是特定視角觀看下所得到的空間意象,而地圖則是對於空間的一種再現;本文的目的是經由對空間知識轉譯過程的分析,探討「部落地圖」作為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工具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限制與盲點。用現代製圖技術結合原住民社區參與地圖的繪製,最早源自於民族/人類學者基於學術興趣在北美印地安社區所進行的民族誌研究。自一九七○年代起,這樣的地圖繪製被認識到是可以作為原住民土地權利主張的有力工具,而逐漸被世界各地的原住民使用,並因區域間社會脈絡的不同,發展出不同的名稱、方法和關注重點。在台灣,「部落地圖」一詞於二○○一年馬告國家公園設置爭議時首次被提出;二○○二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展開以部落地圖為核心方法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計畫;二○○七年,當政府試圖公告泰雅族馬里光群傳統領域,以作為展現五年來調查成果的首例時,卻意外的引發了馬里光群與鄰近泰雅族部落間的緊張關係。本文透過文獻回顧與作者本身的參與觀察,檢視原住民社區製圖的方法在台灣社會中被轉譯成「部落地圖」的脈絡,以及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社會性建構如何受這樣的轉譯所影響;接著,分析泰雅族的空間知識如何在傳統領域調查與部落地圖的操作下被轉譯成現代國家的領域概念,又為何導致部落間的衝突;最後,本文指出在空間知識轉譯過程所隱含的權力關係,並對部落地圖與傳統領域調查方法的改進提出建議。


當傳統生態知識成為一種在地認同:蘭嶼雅美/達悟族的環境主義

胡正恆(慈濟大學人類發展所)

作為南島語族的一支,蘭嶼雅美/達悟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許多手邊的動植物來具象化自我認同。特別是當許多國家計畫引入現代發展項目衝擊了傳統山海收成,族人重返自主豐饒生產的想像日益熱切。村人在追撫昔日黃金年代的神聖農園記憶時總是難掩對傳統生態系的傷逝,這襯托出當前營造的傳統生態知識(TEK)更像是對大地療傷止痛的作為。以近十年來蘭嶼生態文化保育協會復育珠光黃裳鳳蝶為例,原本祖靈所附身的不祥之物在商業濫捕殆盡後,特有種生物保育概念、與當地文化復振運動巧妙地結合成為新型態的傳統生態知識。其間鳳蝶生態系統所隱喻的在地自主生活圈,更被視為一種社區發展的新策略,用來與政府政策與市場經濟拮抗或是異質共存。對雅美/達悟族人來說,多年來全球經濟整合的潮流實則邊緣化了傳統社區的生計體系,而當前傳統生態知識的再訴說則企圖讓環境主義運動與地景記憶中祖先靈力重新鉤連,也讓古老生態經營實踐煥發出對當代全球化過程的積極回應。

關鍵字:傳統生態知識,族群認同,環境主義,雅美/達悟族,蘭嶼


文化認同、生態觀光與族群關係:阿美族都蘭部落的傳統領域論述初探

羅素玫(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在2005年的阿美族都蘭豐年祭舉行的第一天早上,主辦單位臨時加入了一個名為「等待日出」的典禮,由頭目邀請長老及顧問前往位於海邊的都蘭灣廣場進行傳統領域的宣示,然而活動現場還出現了一個「意外」,部落中一位擔任老師的族人,集合其同年齡組成員及都蘭旅北同鄉會的資金訂作了一個「阿度蘭傳統領域暨登陸滄桑紀念碑」,在此時也邀請頭目為這個紀念碑作揭牌儀式,碑文涉及先前部落內的成員參加傳統領域相關計畫調查的內容,與對抗東管處開發都蘭鼻案的宣示。同一群人也在靠近土地銀行林場下方的都蘭遺址附近,豎立了另一個以石頭刻成的「宣示傳統領域暨登陸紀念碑」。這個事件其實是過去幾年來發生在都蘭部落一連串與東管處開發案抗爭的事件之一,「傳統領域」與「生態」的觀念與議題現在在當地成為一個經常被提出或必須討論的問題。本文將透過當地幾位意見領袖與傳統領域運動的參與者的論述,與活動中所豎立的幾個紀念碑相關的脈絡,嘗試探討此一運動所引發的文化認同、不同族群經濟與生態活動的衝突與爭議。


第四會議室 《媒體人類學》

大眾媒體已經以種種形式觸及大多數社會,在每一個田野地點幾乎都能遇到當地人使用電視、錄放影機、廣播、音樂CD卡帶與網際網路。這些新媒體科技所帶來的媒介形式與訊息傳播的多重路徑,以及開啟的溝通場域正影響著人們。因應媒體進入日常生活並扮演不可忽視的角色,人類學與新媒體的關係從幾個相互關連的面向積極展開。不少媒體民族誌研究媒體的不同社會使用,從族群、性別、階級及其相互共構影響的角度,廣泛探討媒體的製作、觀眾與流通,意義的生產以及互文性來源,並從中瞭解媒體中介過程所呈現多個層次的認同——地區的、國家的與跨國的——在這些不同地域層次,社會-文化如何製造其主體。媒體的使用造成社會關係結構的挪移或重組,同時加速「文化」概念的轉變與轉化,也使得深度、密集、長期民族誌式田野工作的方法論,有了重新思考、再次定位的可能。來自有多重地點、旅遊狀態或「從一地到另一地」的田野過程及其結果,充分呈現人類學的媒體研究在理論與實踐上逐漸開展出來的多樣性。民族誌研究者使用新媒體作為研究管道或資料來源,進而觸及人類學知的方式與知識形式的反身性探討,也已成為媒體與人類學這一波遭遇中的重要議題。

原住民、媒體與在地實踐

林文玲(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大眾媒體已經以種種形式觸及大多數社會,在每一個田野地點幾乎都能遇到當地人使用電視、錄放影機、廣播、音樂CD卡帶與網際網路,尤其新媒體科技所帶來的媒介形式與訊息傳播的多重路徑,以及開啟的場域正影響著人們。這些媒體進入日常生活並扮演不可忽視的角色,研究這些媒體在社會與文化中的角色已是當務之急。本文將針對媒體在原住民地區的在地實踐以及媒體使用的社會立即感(sense of social immediacy)、互動之科技(technologies of interactivity),以及脈絡的相對性(relativity of contexts)之間的連結進行觀察,從中瞭解媒體在建構當代想像、自我、地區意識與權力關係中發揮什麼作用。
原住民族與媒體關係所烙印的濃厚族群互動之色彩與文化身份的特別屬性,導致原住民媒體的探討需特別著重兩個相互分立卻又彼此關連的場域:媒體生發社會意義活動的社會實踐之層面,以及媒體開啟的多元認同及其主體之生產的文化實踐層面。社會實踐進一步還會去辨識媒體在變動中的政治、文化識框(frame)中,助長或挑戰了(既存)的權力運作樣態,對激進主義╱行動主義(activism)的可能作為所產生的影響;想像力的社會實踐;媒體技術對個人與集體認同的生產所帶來的影響;以及媒體透過產製與消費整體系統實施的文化霸權,以及隨之而來的改變或抵抗行動。


Beyond Collaboration: The perils and promise of a remixed anthropology

FRIEDMAN, P. Kerim 傅可恩(東華大學民族文化學系)

The eighties saw a burst of experimentation with ethnographic genres, informants were elevated to collaborators and the reader was asked to question the anthropologist's own authority as an "expert," there was even some experimentation in the fieldwork process itself, but little was done to challenge the byzantine world of academic publishing and the legal regimes of copyright to which our texts are consigned after they are committed to paper. Two decades later, and anthropologists remain among the last group of scholar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tremendous opportunities offered up by an explosion of new tools for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over the internet. Despite the continued digital divide, our informants are more likely than not to be spending time online; but while we might occasionally study such online activity, our scholarship remains hidden behind pay-walls and little has been done to make use of collaborative tools which truly challenge scholarly authority. By now, most anthropologists are familiar with blogs, microblogs, wikis, social tagging, social networks, open access repositories,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 and other such tools, but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the community has yet to fully embrace these tools as a mean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deed, there are good reasons for for such hesitancy. Anthropologists are required to protect their informants privacy, and we also feel an obligation to ensure that our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ther" are carefully contextualized so as to preserve the trust embedded in that relationship. And yet, might we not be using our informants as an excuse to preserve our own authority? Is it possible that it is primarily the pressures of the job market and the tenure review process which is holding us back from releasing our scholarship into the public domain? This paper will draw on examples of how these new tools are currently being used by scholars across discipline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erils and promise they hold out for anthropology. From the crowdsourcing of photo archives, to the wikifying of documentary films, from blogging our fieldwork to blogging our manuscripts, from depositing our thesis in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to releasing our fieldnotes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very real ways in which the internet is challenging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Playground, Online Community and Avoidance of Politics: A Tetxual Study of the Spiteful Tots Community

何姿瑩(中研院民族所訪問學員)

My starting point in this paper is the Spiteful Tots community and some selections of their texts. By means of a close study of the selected textuality, I learn what the participants give out, as well as gain from, these daily textual exchanges. I view the community as a playground[1] where people formulate their identity of the spiteful tots that makes them belong via the typed textuality.[2] I also assert that the community serves as a site where they can actively and willingly visiblise themselves without having to represent the dominant discourses or include political agendas commonly mobilised in sexuality-related activities. The Spiteful Tots community, as a living entity mediated by typed textuality, thus gives rise to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from the ordinary, which is manifesting everyday experiences below the surface of ideology and political events. It evokes mood and atmosphere, and concerns itself with the stories of the 'nameless mass'— those who, whilst sexually minoritised, go to work, pay bills and worry about trivialised matters in life. This desire to visiblise the spiteful tots as a rediscovery of the ordinary people's experiences by presenting the texts as a way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xly textured realities of their everyday lives resonates deeply with the objective of rejecting any sexual politics and theories that would render them 'different and proud'. This thus establishes the Spiteful Tots community as a significant, collective notion of textual site that is about those who exist outside of the mainstream of political, social, and sexual 'progress' and whose life experiences had for so long been left out of the narrative and discourse of Taiwanese sexuality development. Drawing from ideas, feelings and auras expressed in this online community, I analyse participants' exchanges whose style alternates from playful, sarcastic to what can be read as heavy and serious, noting that in them conceals the weight of emotions and feelings. I argue that, through online textuality that serves both as a means of self-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ising practice, participants are able to identify and make themselves visible as gay and lesbian individuals in such a way that is strongly locally bound and community based. This permits my theorisation at the end of the chapter regarding identification can be textually negotiated and represented without political commitments. It simultaneously admits how the spiteful tots' seizure of the internet enables visibility by way of repeating yet another conscious, self-reflexive, post-and-reply in the community. This awareness offers to restore voices and perspectives which were previously ignored, as well as to introduce 'the writing from local'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formation that should be supplemented to the existing public, Westernised narratives and theories of sexuality.

[1] As will be noted and referenced, this is a metaphor easily adopted by the spiteful tots themselves in several posts.
[2] In this paper, I use 'textuality' to mean the collectivity of texts, 'texts' the various typed symbols, signs and characters, and 'words' the complex Chinese character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o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