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0/05 09:15 - 10:30
第三會議室 《親屬與性別》
莊廣婷、王劭予、趙婉容、王乃雯
主持/評論人：黃倩玉(清華大學人類所)
輿論、婚姻與生育：從一個單姓村中女性的詮釋來討論
莊廣婷(交通大學國際客家研究中心)
本研究以漢人祖先崇拜的文化背景討論金門縣盤山村女性對婚姻和生育的詮釋。在這個極具宗族特色的村莊裡，傳統儒家思想以及祖先崇拜的理念不斷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被實踐。這個實踐，表現在村民的輿論之中。代代相傳的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重視男性子嗣的觀念，透過村民的言語傳遞，內化於個人身上。被內化而成為「社會人」的個人，他的行為已然包含群體與個人價值的認同，個人又將這個價值的認同，再度表現於言語之中。因此，輿論被社會賦予教育個人，並穩固社會結構的意義。
由於傳統儒家思想與宗族理念經由輿論的實踐和鞏固，女性對婚姻與生育的態度在金門對外開放後，依然維持在固有的思維裡。女性在這個價值體系中，展現了她們的選擇與能動性，她們的行為亦由於在如此文化脈絡下才具有其文化意義。同時，這也讓筆者反思人類學家所面臨的問題。對於生長於同樣價值體系和文化脈絡並以其自身文化為研究焦點的人類學家而言，如何在「自觀」和「他觀」間保持平衡便成為了一個人類學者的挑戰和需跨越的框架了。
關鍵詞：婚姻、生育、價值觀、輿論、能動性
上嫁或下嫁？─俄羅斯女性配偶在台生活經驗初探
王劭予(清華大學人類所)
跨國婚姻的存在並非新現象，只是隨著不同時空背景而映射出各異風貌。台灣目前的研究主要以大陸或東南亞女性為主，無論是將其放置在全球政經脈絡的結構論，或是在台生活之融合與調適，抑或聚焦制度及社會關係之中型研究，均脫離不了商品化的特質。本論文之俄羅斯女性配偶則提供另一面向，從人類學的上下嫁觀點出發，分別以個人認知、國際政經與文化膚色三個層次來檢視俄籍配偶在台生活經驗，發掘跨國婚姻的多樣面貌。
研究發現本文接觸之俄籍配偶均為自行認識或透過人際網絡，並無仲介案例，且上下嫁在不同層次與因素影響下，不一定會產生作用。首先在個人認知層次中，只有婚前婚後的想像落差，以及自我調適的人生經歷，因此上下嫁並不存在。而在國際政經層次中，從客觀的結構性因素衡量嫁娶當時的台俄兩國國內生產總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成長率，經濟因素或許會產生上嫁之感，但國家整體的經濟表現，並不能呈現個體的差異性，國際間的政經排名順序也不必然等同於個人的階序關係。此外，夫妻間的教育程度相似，妻子在台也有謀生能力，雖然仍以丈夫的經濟能力為主，但她們也非全然被動接受，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與獨立性。
至於文化膚色層次方面，根據報導人的經驗分析，膚色在日常生活中的影響，代表黃與白兩種膚色背後所呈現出的文化階序關係，進而可能造成下嫁之感，但經濟上嫁或膚色下嫁的推論只見於某些個案，其餘則無顯著差異，且國家排名和個人階序關係不必然等同，唯有明顯可辨的膚色是永遠無法改變的因素。然而在衡量客觀結構的同時，實際生活中的俄籍配偶卻無關上下嫁，因此上下嫁的意義與重要性仍有待更多評估與討論。
關鍵字：跨國婚姻、外籍配偶、俄籍女性、上嫁、下嫁、移民、生活調適
生活在他方:新加坡的中國陪讀媽媽
趙婉容(清華大學人類所)
在新加坡所謂的中國新移民(New Chinese Immigrants)，是指1990年之後移入新加坡的華人。基於中國轉向改革開放的社會風氣，以及中國和新加坡建交的推動因素，造成大約20萬的中國人口，透過各種移民方式湧入新加坡社會，本研究關注的中國移民是以陪讀身分，伴隨留學生移民的陪讀母親，這些新移民女性的跨界，對於新加坡的日常生活文化和就業勞動市場都產生衝擊效應。
新加坡雖然是以華人族群為主體的國家，然而基於文化的差異、社會資源分配、利益競爭等種種的因素，本地人和新移民之間產生複雜的多元權力結構關係。本研究要處理的問題意識有：新移民女性的污名如何產生?面對主流社會的壓迫，被客體化的個體如何進行抵抗(resistant)?亦或選擇融入、被同化?她們為何跨越國界遠到他鄉生活?
「陪讀媽媽」(peidu mama或study mama)是因應新加坡政府的教育和移民政策，在2000年之後逐漸出現在新加坡社會的新移民女性。近年來在東南亞中國女性的形象與「性」經常被作聯想，「小龍女」、「烏鴉」都是含有歧視意味，針對中國女性的污名(stigma)，本研究的首要部份即是探討陪讀媽媽社會認同污名的建構過程，以及她們為扭轉污名所做的抵抗(resistance)。筆者嘗試以人類學民族誌的研究方法，重新建構中國陪讀媽媽在新加坡異鄉的日常生活圖像。
關鍵字：新加坡、陪讀媽媽、中國新移民、新移民女性、污名
遷徙中的結群意理：雲南Hmongb人的「家」與「社會」
王乃雯(台大人類所碩士班)
過往許多文獻中，透露了Hmongb人親屬關係的動態性，且多半以刀耕火耨的生業型態所需或因戰亂造成的頻繁搬家，來說明他們需建立一個彈性較大、可在搬家時去認親的親屬範疇。但，經常性的遷徙可否作為Hmongb人在親屬觀念上的主要基礎，卻是值得思考的；因為，此一解釋可能僅是基於現象所提出的功能論解釋。此處涉及到Sahlins（1976）所指明的：「文化具有自身的邏輯，而非由其外在物質條件所決定」。易言之，「經濟基礎」是實踐活動中的象徵圖式（scheme），而不是象徵活動中的實踐圖式。但Sahlins也沒有迴避實踐對文化形式的影響，反倒認為物質力量影響的結果，是依賴於它們的文化包容程度。在此前提下，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我們可否以更基本的文化特質，或套用Sahlins所言：「什麼是Hmongb的『意義理性』？」來回答該社會的特色。本文立基於文獻中所透露出「家」在該社會中的重要特質，進一步以父系群體作為分析的主要場域，指出「以家為關係核心」的特質及文化系統中「家」的象徵意涵，如何影響其「社會」形構過程。
關鍵字：「家」、結群意理、「家神」（dlangb khuat）、「社會」形構
第四會議室 《多元的印尼》
邱炫元、李宗正、黃郁倫
主持/評論人：羅素玫(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體現伊斯蘭：印尼伊斯蘭禮拜儀式中的養生保健觀之分析
邱炫元(荷蘭Utrecht 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禮拜儀式(salat)乃是伊斯蘭宗教的五功當中最基本的宗教儀式，在實行禮拜之前須行沐浴淨身；禮拜儀式的動作包含端立、舉手、鞠躬、跪坐、叩首，並在禮拜動作的同時搭配頌唸古蘭經的章句。禮拜的儀式本身就反映出伊斯蘭一神教的素樸理性精神，祈禱的語言和儀式的動作缺乏咒語和象徵性的元素。因此，美國人類學者John R. Bowen 因而認為禮拜的儀式屬性不適於運用象徵理論來進行分析，乃是人類學的儀式研究當中最為棘手的個案之一。然而，近來的相關研究已經指出，在伊斯蘭法(Islamic law)對於穆斯林宗教義務(ibadat)的規範與詮釋的典籍傳統，就已經反映出詮釋禮拜的儀式論述當中具備某些象徵意涵，禮拜儀式的屬性並非完全像John Bowen 所認定的那樣。甚至，近來相關研究禮拜的論著則延伸到關注禮拜儀式的規訓與體現性對於穆斯林日常倫理實踐與穆斯林的身體經驗的一種黏合、鑲嵌性的影響。華裔印尼穆斯林中醫師首先將提出一種前衛性的伊斯蘭健康論述，將禮拜視為穴道按摩與活絡經脈的健身操，復加上印尼的穆斯林近年來發展的都會新興中產階級注重靈修與養生的宗教文化潮流的影響，印尼伊斯蘭出現一種有趣的養生論述－將禮拜儀式與中醫的養生觀結合，援引中國醫學中的穴道與經絡的身體觀，將禮拜的動作轉化類比為一種養生健身操與穴道按摩。本文首先將介紹近年來印尼伊斯蘭如何將禮拜儀式(包括淨身)與中醫的養生術結合；其次，印尼將禮拜儀式與東方醫療保健觀念結合在伊斯蘭世界中並非獨一的個案，因此需要和其他的伊斯蘭禮拜儀式的養生保健觀念與實踐，特別是南亞的案例(將瑜珈術帶入)做一種比較性的探討，來彰顯印尼伊斯蘭文化獨特的意涵。本文將從兩個角度來探討這種獨特的文化意涵：第一，從印尼伊斯蘭豐富與廣博的文化傳統來看，中醫養身保健觀對於當代印尼禮拜儀式論述的滲透與影響，顯示出印尼伊斯蘭文化擅長於吸收在地與外來的文化，包括印尼穆斯林曾經一度遺忘和敵視的華人文化之影響。第二，伊斯蘭儀式研究是近年伊斯蘭人類學與伊斯蘭法研究關注的重點議題之一。印尼伊斯蘭禮拜論述已經將禮拜儀式轉化為一種身體技藝(body technique) 的操練，並將一種能動性的體現(embodiment)的身體實踐觀注入伊斯蘭儀式論述傳統，我將運用此印尼伊斯蘭禮拜的個案分析來彰顯當前禮拜的儀式的分析與理論建構的不足之處。
王廟下：死、諸力量和召喚意義 Under the Pura Dalem：Death, Powers and Meaning-conjured
李宗正（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王廟（Pura Dalem）是巴里島布森小村（Br. Busem）敬奉濕婆（Siwa）的神廟，在巴里印度教中，濕婆神與毀滅、輪迴和新生關係密切。然而本文並不直接以神學或教義取徑探討巴里印度教內涵，而是經由田野工作，首先描述作為文化脈絡的布森人一般生活世界，其次，以「死」（Death）為探討焦點，描述包括：臨終、喪鼓、清洗遺體、入土、火化前後、構想死後世界、奉歸祖神等地方性處置和儀式細節，而實際上這些描述多以「慾望」主題為共同切入處；筆者認為，藉由呈現日常生活的「一般慾望」（並不指特定情慾）困境，及伴隨之的儀式安置，可能更好地詮釋普通布森人其質樸的宗教/情感生活。
其次，本文的理論意圖觸及對普遍人性和倫理的探詢。經由布森人有關死的民族誌材料，筆者初步認為，「慾望」內蘊「諸力量」（powers），而「諸力量」則可能循某種關係論顯現為特定的人性方向，以及賦予人類多樣性意義型構；然而，與創造生命一樣，慾望的始出者非人力能為；由是，筆者又認為，也許並非布森人在創造意義，而是意義創造了布森人。也因此召喚意義（Meaning-conjured）一詞實為一種被動式，換言之，在布森人的宗教生活中，人不是意義的賦予者而是領受者或召喚者。
關鍵詞：布森人、死、諸力量、召喚意義
織布，織不？印尼峇里織布的困境與新局
黃郁倫（台灣大學人類所碩士班）
織布為印尼峇里傳統藝術中的一項，不只穿於人身，也被用來當作寺廟或神像的服裝與裝飾（Gittinger 1996：793）。但隨著與外來文化接觸的過程，織布所涉及到的各類範疇卻也不斷轉變著（Hauser-Schaublin, Nabholz-Kartaschoff and Ramseyer 1997）。本文材料取自三十日的田野預調，透過材料整理，初探峇里織布目前所面臨的困境與新局。
困境是──織者在市場中，面對現代化資本主義生產原則、貨幣經濟和市場機制的生存法則。她們似乎無法單獨存活於全球化市場這遊戲裡，而必須依賴工廠的協助才有競爭力。但工廠的介入雖解決了眼前的壓力，卻也造成織布生產的改變，以及工廠與宗教生活間的衝突。然而，織布同時也展現其創新多元的一面──織者發揮個人的創造力與創意，將織布與設計結合，成為峇里獨樹一幟的流行文化。閱讀過去學者對峇里表演藝術的研究（陳崇青 2004；Dibia 2000），我不禁好奇，織布是否正經歷著相類似的轉變？究竟織者在當代峇里所面對的是困境？是新局？織布在生產過程中及市場上被期待的價值、對峇里人而言所具有的意義和美感，以及織布對於觀光客所代表的意象，這些元素是如何糾結成塊，共造目前峇里織布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