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0/05 10:45 - 12:15
第三會議室 《文化與政策移植：全球/在地的醫療民族誌》
劉紹華(organizer)、顏芳姿、陳嘉新、郭文華、周仁宇
評論人：吳嘉苓(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何明蓉(台灣大學醫學系社會醫學科)
自一九八0年代以來，由於世界體系及全球化力量與概念的影響，醫療民族誌的研究強調政治經濟的因素，研究主題不再僅限於特定疾病或療癒文化的理解，而是將之放在更大的世界脈絡中去分析。政治經濟的力量充分表現在國家政策與全球治理等範疇，對人群、甚至政策本身都產生超越特定文化或國家界線的影響，這不僅是全球化的現象之一，更是促成全球化的一股力量。以此眼光為出發點的醫療民族誌，強調的便是全球與在地的相遇，如何形塑影響人群健康福祉的意識形態與權力。
本專題組包括五篇政治經濟學導向的醫療民族誌研究，探討醫療健康等相關政策，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脈絡中移植的情形與後果。這些政策可能奠基於國家的全球定位，如身體控制與國家文明(顏芳姿)；也可能奠基於全球愛滋病的防治，如反歧視(劉紹華)與減害政策(陳嘉新)中國際性政策與專家理性的問題；亦會透過全球性擴張的藥業實驗，凸顯國家與種族的畛域劃分(郭文華)；而在國家治理最明顯的犯罪方面，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中，對於病人的處理方式也凸顯出司法精神醫學上的文化差異(周仁宇)。這五篇論文，分別從不同的領域、主體與觀點，以台灣、中國及美國的例子為主，呈現全球化下醫療民族誌的多元觸角。
地方道德 vs. 全球倫理：中國涼山的愛滋病計畫
劉紹華(中研院民族所)
自一九八0年代末期迄今，反污名與歧視已逐漸成為全球愛滋病相關計劃的一個重要關注。這些計畫的主要目的，在於提升公眾對於愛滋病感染者的接受與支持。基於全球許多地區發生的對於愛滋病感染者的污名與歧視事件，這種反污名、反歧視的人權計畫有其急迫性與正當性。然而，關於此類計畫的設計與執行，有兩層面向值得進一步討論。其一是這些計畫通常假定污名與歧視的必然存在，因此需要未雨稠謀地加以防堵。這種假設，一般多發生在計畫規劃者進入不同的文化地區進行協助工作，或是計劃規劃者向其他地區的國際愛滋病防治計畫取經後，直接套用其計劃範本，並將之移植回本文化。基於此類假設，反污名與歧視經常成為防治愛滋病相關計畫的首要工作之一。第二層面的問題是，基於前一假設，計畫執行者經常以地方大眾為目標，單向地傳遞愛滋病相關訊息。若是計畫的規劃與執行者缺少對於在地文化的理解，這兩層面的問題，可能衍生出非預期的負面計畫結果。本文以中國四川涼山彝族地區的愛滋病防治計畫為例，探討這兩個層面的問題，及其如何造成在地道德規範與全球性愛滋病防治倫理之間的矛盾及其衍生的負面後果。
關鍵字：愛滋病、污名與歧視、倫理與道德、政策移植、中國
身體和國家文明：中國侗族的例子
顏芳姿（國防醫學院通識中心）
前朝的少數民族或許還存在歸化/不歸化的選擇，中華人民共和國則以統治機器，全面馴化少數民族的身體。整合與現代化既是中國少數民族政策的主軸，少數民族的身體成為政府規訓和改造的對象，好讓少數民族通過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改造與轉型，成為現代國民。自1950年以來，中國政府在少數民族地區推動一系列文明化運動，以漸進的方式逐步包圍族群、社區、兩性與女性身體，分別訂出文明化的標準，控制少數民族社會性的身體與個別性的身體。
身體政治的理論視野讓國家政策移植的效果與少數民族日常生活的體現可以同時呈現：國家、少數民族精英、文化復興積極份子和農民如何參與圍繞在少數民族身體上的現代與傳統、國家與民族文化的討論和意義的協商，塑造邊陲的身體與國家文明之間的關係。侗人在身份認同的欲望、抗拒與治療之間擺盪，侗族精英提出該族群「先進的生育控制論述」，扭轉了少數民族落後的刻版形象，以迎合國家現代性論述的建構；並認為侗民族講求和諧的文化結構，為新農村建設有力的要素。這種馴化的身體經驗是換一個腦袋，效忠國家；學習政府、城市、市場、漢人的規則，以提升競爭力和文化素質。實際上，這幾十年來通過中國共產黨的文明化，邊陲的身體成功地轉變成現代國民的侗族人，恐怕只有少數的精英。
關鍵字：少數民族，身體，國家，民族文化，文明化
被移植的統治理性？台灣愛滋減害政策的在地展現
陳嘉新（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社會與行為科學系博士候選人）
減害政策意指一系列針對靜脈藥物注射者傳播血液傳染疾病的防治措施。在台灣，這個政策主要包括針具交換、美沙冬維持療法以及相關的衛生教育。儘管這種措施在歐美多國已經行之有年，對於晚近才意識到愛滋病在靜脈藥物使用者當中迅速傳播的台灣當局來說，採取這種實務主義的寬容策略毋寧是在意識形態以及實際作為上的一大轉折。然而跟其他同樣面臨減害需求的亞洲國家不同的是，台灣引入這個政策與其施行細則，並不是在國際組織（如世界衛生組織）的正式支援架構下進行，而是由相關的本土技術官僚與專家學者藉由非政府管道向國外取經而成。這樣的過程帶出這個政策移植的兩個重要議題：其一是如何在缺乏國際援助的限制下，於既有的行政與社會架構當中，設計切實可行的方法；其二是在缺少本土資料與經驗的情況下，所謂的減害專家或專業，如何在這種統治技術的發展中產生。藉由一系列的文獻查考、深度會談以及田野觀察，本報告所要探討的是這兩個問題如何在減害政策成形的過程中交引纏繞，以及這樣的糾結現象如何反映出台灣在政策移植上面呈現的特殊統治理性。
關鍵字：減害政策、政策移植、專業、統治理性
East Asia in Action:Pharmaceutical Regulation as Transnational Vision and Strategy
郭文華 (陽明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公共衛生學科)
This paper is an ethnography and cultural critique concerning how East Asia is acting with global science. Focusing on recent development of how drugs’ ethnic effects are regula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Registration of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ICH), a bold project that is attempting to create universal standards for drug approval, this study traces Japan’s and Taiwan’s responses by analyzing their multi-national clinical trial schemes—how they are proposed and spread and how they intersect each other through regional meetings.
Unlike conventional interpretations that portray the encounter of the local with globalization as simply a “zero-sum” game, in which the former has to accept universal rules by the latter or leave isolated, this study echoes Sheila Jasanoff’s notion of “regulatory culture”, calling attentions to the processes of each state’s situational engagement and their interactions. In addition, considering globalization as defined by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 this study expects to provide with a salient example about on how Japan and Taiwan construct their working platforms of drug regulation. These transnational schemes, from this perspective, are visions from the local and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the global, but they belong to neither of the two.
風險與成本的精神醫學政治－台灣與美國的精神病犯治理
周仁宇(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
二十世紀末期，美國的精神醫學以及相關政策的重心由危險病患的身份識別移轉到風險與成本的治理。在大規模去機構化的同時，精神病患的犯罪逐漸成為司法與精神醫學關心的重點，也使得司法精神醫學的快速擴張成為可能。在後殖民以及專業與政策移植的背景下，台灣的精神醫學專業論述亦在病患回歸社區的脈絡中發展。然而，自一九八五年精神衛生政策改革以來，台灣並沒有去機構化政策移植的現實條件。這個差異即展現在台灣與美國對精神病犯的治理上。在台灣，因為住院以及社區精神醫療資源的缺乏，國家對精神病患的治理一向高度仰賴家庭。同樣地，國家對精神病犯的治理亦透過家庭與精神醫療機構，司法的介入相當有限。而在美國，精神病犯則直接與國家接觸。這些差異既是美國人權論述以及台灣家庭論述的發展背景，同時也是這些論述的產物。以人權為名，在美國個人自由受到強調，但同時也苛刻地對待無法達到自由所要求標準的個人。而在台灣，家庭則成為在風險與成本的衝突當中，國家與專業治理精神病犯的關鍵論述。
關鍵字：精神病犯、統治理性、去機構化、家庭、人權
第四會議室 《跨界．東南亞》
吳欣怡、許湘彩、林芳伃、翟振孝、林育生
主持/評論人：陳中民(清大人類所)
從『華僑』到『僑生』：身份/認同與國家的糾結
吳欣怡（台大人類所碩士班）
Identity（身份/認同）是近年來大量被使用的概念。然而身份認同本身是一個牽涉許多不同力量的概念，並非是一種固定的框架，是一種永遠處於可能變動的狀態。本文從身份認同作為一種概念的有效性與局限性著手，以中文使用中，『身份』與『認同』蘊含著主觀與客觀上的細微差異，以現行臺灣學制當中的『僑生』為例，探討『身份/認同』與近代國家之形成、政治考量變化之間的關係。 『僑生』是指在僑教政策下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僑生回國就學方法』招收的學生。自1951以來，以『僑生』之名赴臺留學的華裔學生已累計16萬餘人。『僑生』大部分來自東南亞，但在這當中同時又包含具有中華民國籍以及外國籍的學生，這個並非以國籍基礎實施的政策是基於什麼原則將人群集合？在今日使用具有強烈國籍暗示的身份稱謂有可能造成哪些影響？ 透過回顧過去『華僑』這個概念本身的形成脈絡，以及這個概念如何導致僑務政策的誕生，本文試圖去回答上述問題。並企圖討論借國家力量的介入以及試圖將身份固定化，試圖形塑集體認同的過程，對身份認同的形塑與影響。
關鍵詞：身份認同、華僑、僑生、國族國家、僑務政策。
從陸地到海上、從中國到馬來西亞：一個馬來西亞華人高腳漁村的空間分析
許湘彩(台大人類所碩士班)
本文藉著分析一個位於馬來西亞西海岸的華人漁村的空間形式，從漁村的家戶空間和聚落空間的歷史過程，還有目前的空間分配、利用等，縱向和橫向的探討此地的華人傳統與空間的關係。
位於雪蘭莪州吉膽島上的五條港，是個擁有兩百餘戶的華人高腳漁村。此村為19世紀末中國東南沿岸華人大量南移的其中一個落腳處。為了便於捕獲魚蝦，他們選擇了紅樹林潮間帶棲居，築起東南亞常見的高腳屋作為居所。作為一個跨越國界的民族，這群人的祖先不僅從遙遠的家鄉遷移到這個屬於異民族的國家，更選擇了一種他們未曾經驗過的生存模式──海上生活。從中國到馬來西亞、從陸地到海洋，他們徹底地經歷著變遷。
在環境所逼的情況下必須離開祖國並捨棄傳統住屋形式的這群人，他們是如何在這樣的雙重跨界中，在新的空間裡建構他們的認同呢？Rapoport（1985）曾指出“建築不只是一個視覺形象的問題，而是人與世界溝通，以及人在自己居住世界中的位置問題”，然而，五條港的情形卻是一群帶著根深柢固的中華傳統思想的人，在這裡建構出一個與原鄉大大不同的世界；其中的相異包括了家屋形式和整體村落空間的配置等等。那，村民到底是如何去安置他們在這個新世界中的位置？他們原來的觀念如何在新的建築上發揮作用？他們怎樣把新的空間與傳統觀念作整合？這些整合又表現在什麼地方上？透過對村子空間歷史的探索，和從村民生活中對空間的利用，本文企盼能了解跨越國界和水陸的村民（華人）的傳統思想如何與他們所居住的新環境整合，又是否在新的環境下建構出一套新的（空間）觀念。
定居的家與流動的生活：以馬來西亞五條港為例
林芳伃（台大人類所碩士班）
在全球化、跨國主義的當代世界裡，田野地不再被視為邊界分明的、同質性高的聚落。在中國和臺灣境外，超過80%的華人住在東南亞，其中更有超過25%的華人定居於馬來西亞與新加坡。本文因而選定馬來西亞雪蘭莪州(Selangor)吉膽島(Pulau Katam)上的五條港為田野地，就目前已掌握的田野材料勾勒出此一華人聚居地百年來的人群分類、宗教生活上與其他地方的聯繫，以及物的供需網絡。並試圖回應全球化是歷史上普遍性的現象，抑或僅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現象。
多點域民族誌的實踐：緬華移民的跨國族群景觀
翟振孝（國立歷史博物館研究組）
人類學傳統上認定負載文化的小規模地方社群，不僅「具體而微」地為一文化單位或社會的再現，並「見微知著」地用以理解一文化或社會整體。然而，移民研究議題呈顯的是人群、地域與文化三者間預設關連的分離及重組，大規模人口遷徙與跨國文化流動，造成人群與居住土地及所屬文化解離，促使學者對於人類學根基的文化概念以及研究型態進行反思。因此，由傳統集中於單一田野地的研究，擴展至多地點的參與觀察，橫跨地方生活與全球體系的二分對立，成為當代人類學移民研究的新趨勢。
本研究係以祖輩從中國遷居到緬甸的華人，在1960年代前後向外遷移到台灣且聚集在中和地區，以及1970年代由緬甸或經由港澳、台灣等地再遷徙至加拿大多倫多的緬華移民為對象，由成員的文化生活與社群展演，探討緬華跨國移民如何理解自我、展現自我，進而建構出新情境中的我群認同，並以之作為社群存在的憑藉。換言之，透過跨地域聚集在緬甸仰光、台灣中和以及加拿大多倫多三地緬華移民社群的多元田野觀察，研究當今分別生活在不同國族國家「脈絡」（context）下，同是作為「非主體族群」的他們，其生存適應機制呈顯的異質性「文本」（text）：即在緬甸社會所展現的「華人」特質，係以省籍作為實際生活行動中的主導力量；當他們「回流」到以華人為主體的「祖國」台灣，生活場域裡演現「緬甸」文化表徵，並逐步發展出以「緬甸潑水節」慶典活動的展演，成為台灣社會認知的顯性集體單元；此外，緬華再次遷徙至廣義的西方社會，則以「南傳佛教」作為泛東南亞裔移／難民共享的文化特質，並透過積極參與亞裔國家自願性團體，在加拿大多元文化展演的舞台上扮演一席角色，作為社群建構策略。1990年代緬甸政府實施巿場經濟及對外開放政策，多數遷外緬華移民紛紛以人員、資金與物質的流動形式，與緬甸家鄉保持常續綿密的跨國網絡，並透過緬甸食物、語言與南傳佛教信仰，串接起仰光與中和、多倫多三地之間緬華跨國移民社群的緊密連結。
泰國東北的移工研究初探：從跨國主義的觀點談起
林育生(台大人類所碩士班)
台灣地區的移工研究多集中在台灣社會本身的研究，少有對移工原移入地的研究，因而常忽略了不同來源移工間的差異；若從跨國主義的觀點出發，這樣的研究亦忽略了跨界移動的移工是如何在不同的地點間被聯結起來。本文試圖從跨國主義的觀點，討論來自泰國東北的移工，如何在不同層面上聯結至其他地方。
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在「資本主義發展」下出現的勞力市場分割及全球性資本的流動，使得移工從自己的家鄉移動到其他地區工作；然而這樣全球性的觀點卻忽略了移工在原居住地所處的社會文化情境及其意識。
從國家層次的觀點來看，區域發展不均及族群議題使得泰國東北移工產生了由較發展的曼谷推及至其他發展國家的「現代性想像」，在意識上促成了對於其他「發展地區」的聯結。
但本文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和現代性想像造就的並非如此直接性的影響，仍需回到地方的社會文化脈絡來討論。在前述發展下所造成的地方性「性別與階層」間的地位變化，才是促使泰國東北跨國移工產生的直接原因。
因此，從跨國主義的觀點，本文認為需從全球、國家及地方等不同層次討論， 方能理解跨國移工如何在政經條件及社會文化脈絡下賦予的意識中被聯結起來。
關鍵詞：泰國東北、跨國移工、跨國主義、政治經濟學、現代性、性別、階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