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0/05 14:15 - 15:45
第一會議室 《考古學與科技》
李匡悌(organizer)、陳文山、林怡美、米泓生、林淑芬、趙金勇
全新世西南部海岸平原區的古海岸線變遷與南科園區遺址古環境解析
陳文山（臺灣大學地質學系）
現今西南地區（牛稠溪－半屏山）海岸環境與全新世的海岸環境大致相似，具有下潮帶（subtidal zone）、潮間帶（tidal flat）與沿海溼地（河口灣、河口沙洲、沼澤、潟湖），以及曲流河等環境。本研究探討的海岸線則訂定於曲流河與沿海溼地的界線，由於鑽井間距較大以及碳十四定年標本數量有限，因此訂定海岸線位置的誤差可能達數公里至數百公尺，而南科區域由於鑽井間距較小，所以所估算海岸線位置僅有百餘公尺的誤差。
末次間冰期以來（18000年前），海水面逐漸上升，約15000年前的海岸線已經達到現今海岸線的位置，由於冰期（低水位時期）八掌溪、急水溪與曾文溪的下蝕作用，在海岸平原區域形成下切河谷，因此海水沿著河谷入侵形成數個海灣地形。約10000年前海岸線大致已經前進至現今麓山帶前緣，現今海岸平原區都被海水覆蓋。10000-6000年前的全球海水面持續上升（約40-50公尺），約6000年前之後，全球海水面不再上升，由於沉積物在海岸堆積以及麓山帶前緣與東側海岸平原受到構造抬升作用，導致海岸線逐漸朝向海側（西側）遷移。約5000年前海岸線開始快速朝海側遷移，形成海岸沖積平原。3000年前的海岸線達到現今海岸平原的中間（新營斷層前緣），由於斷層西側屬於下陷環境，東側屬於抬升環境，因此海岸線的遷移顯然沒有太大的變動。所以3000年前的海岸線相較十七世紀海岸線的差異不大，但之後數百年期間的海岸線大幅向西遷移約10-20公里，乃是與近期人類開墾造成沉積物大量被沖蝕堆積在曾文溪河口，造成河口三角洲快速堆積成長，以及海埔新生地開發促使海岸線遷移至現今位置。
南科園區位於鹽水溪與曾文溪之間，此區域在本研究中共有24口鑽井。從全區域鑽井岩芯的沉積岩相分析，大部分岩芯的泥層含有碳質，並與風化泥層（具有黃褐色斑紋）經常交互出現；青灰色泥層中偶而含有貝殼碎屑。研判5700年前至2600年前之間的沉積層環境大致屬於半淡水至淡水沼澤環境，可能位於曾文溪的河口三角洲環境。
約在4000-3800年前，牛稠子期文化的先民即到達此地活動（南科西側；南關里與右先方遺址），由於此區域地殼逐漸抬升，之後海岸線稍朝西側遷移。約2500-2750年前，烏山期文化（三抱竹遺址）的先民即在南關里與右先方遺址的西側活動；顯示這些時期的先民都是緊鄰海岸數百至百餘公尺範圍內居住。
考古出土貝類碳氧同位素分析論古代水體環境意涵與採貝生業模式
李匡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林怡美（台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米泓生（台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
二十世紀末全球環境變遷的研究議題炙手可熱。地球科學研究一直引領風潮，動物學、植物學、地理學和地質學等亦不遑多讓。儘管如此，考古學研究在詮釋和說明社會與自然生態環境變遷的內容和過程上，更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最近半世紀來的考古學研究，除了努力建立古代人類文化傳承的架構之外，同時也累積了有關人類與環境互動所遺留下相當豐富的證據。這些證據一方面能提供說明人類文化演化的軌跡；另一方面，也能在自然和社會環境變遷過程中，提供當時社群如何選擇和規劃獲取食物資源的因應策略。本研究的目標是以考古貝類遺留，藉由碳和氧同位素的分析，討論出土樣本的遺址上，古代棲居聚落如何利用貝類做為食物資源的策略；其次，比較古代貝類所生長的水體環境與現行水體環境之間的差異，來說明水體環境變遷的意涵。
二枚貝類是最早被拿來分析其同位素組成的鈣質殼體。貝類殼體的氧同位素數值，與其當時生活於其中的水體氧同位素數值及溫度相關；碳同位素數值，與水體中溶解無機碳(Dissolved Inorganic Carbon; DIC)的碳同位素相關，且該無機碳與大氣中二氧化碳、有機物的分解、沉積岩中碳酸鹽類的溶解、光合作用、碳酸鹽類的沉澱作用相關，因此可以利用保存良好的貝類殼體碳、氧同位素數值來推測古環境變化。單一貝類殼體具有顯著的生長紋變化，可完整紀錄生長期間環境訊號，其研究可提供高解析度環境隨著個體發生時的年際變化(例如 Jones, 1985; Romanek et al.,1987；Andreasson et al., 1999)。利用生長紋寬度變化與溫度、營養鹽的關係，可以重建貝類在生長期間，年際間的溫度、水文及營養鹽供應變化(Schöne et al., 2004)。
其次，根據生物性碳酸鈣殼體所建立的氧同位素溫度方程式(Hays and Grossman, 1991； Hudson and Anderson, 1989)被廣泛的應用於溫度的重建研究。Krantz (1987)研究現生貝類Spisula solidissima、Placopecten magellanicus及化石殼體中氧同位素記錄，認為現生貝類殼體內氧同位素年際變化的振幅可以指示生長時的水深度。水深度愈接近海表面，海水溫度變化大，造成氧同位素振幅愈大；水深度愈深，水溫變化愈小，氧同位素振幅亦愈小。進而從相似種屬(Spisula sp.)的化石所呈現的氧同位素數值振幅大小及平均值的訊號，推論晚更新世的溫度變化及冰川體積；在春、秋兩季節有較輕的碳同位素數值，則被用來解釋季節性浮游植物大量生成的高生產力環境。沉積物中的孔隙水及氧化的有機物，造成碳同位素在內棲類及表棲類貝殼具有顯著的差異。在個體成熟後，由於新陳代謝的變緩，使得碳同位素有變輕的趨勢。
貝類動物可生長於各種鹽度的水域，故除了海水的環境資料，貝類殼體也可用來提供淡水及河、海交接處之水域環境資訊，近一步解析海陸的交換作用。Mook (1971)研究指出，不同流域的淡水水體，具有不同的碳、氧同位素數值，注入同一海域混合，產生不同斜率的混合線，這些混合線的交點可以代表所注入的同一海域的碳、氧同位素數值。Kirby等人(1998)利用測量牡蠣韌帶部位同位素變化可與環境變化對應。韌帶表面具有凹凸變化，凸起部位表示夏季快速生長時期，凹陷部位則表示冬季生長速率較慢。牡蠣的生殖行為，不會影響到殼體的分泌生成。由氧同位素及韌帶表面停止生長的特徵，可得知牡蠣在水溫高於27 ℃的環境中，會停止生長；由化石紀錄可得知在低於水溫10 ℃的環境，牡蠣亦會停止生長。碳同位素的訊號，紀錄到一年中出現兩次極小值，發生在春季的極小值，可能是新陳代謝作用增大所致，也可能是生殖作用所造成的結果；夏末的極大值，可能是藻華作用吸收較輕的碳同位素所引起。Elliot等人(2003)指出在北美東岸海岸地區所採集的貝類標本，可以翔實地紀錄當地水體溫度及鹽度隨著緯度變化。換言之，可以利用殼體紀錄，重建出不同緯度的環境訊號。
根據目前現有的研究成果顯示，我們亦可利用在遺址發掘出土的貝殼殼體，透過氧同位素值分布紀錄所顯示的溫度變化，研究考古遺址人類採集貝類食用的行為活動，探討早期人類對於採集貝類活動安排與季節變化的關聯性；是因日常食物生產不足；亦或因貝類肉質鮮美，時機適當之取食季節(Andrus and Crowe, 2000)。此外，遺址出土之貝類殼體亦能重建當時水體溫度的環境變化；例如，Carré等人(2005)利用分析祕魯南部發掘之考古遺址的貝類碳氧同位素研究，指出九千年至七千九百年間，南美洲發生聖嬰現象較現今頻繁，相對於在四千八百年前聖嬰現象較不顯著。Jones等人(2005)亦利用佛羅里達四處不同遺址出土的貝類遺留，分析獲得的氧同位素紀錄推估，此地區在中全新世暖期，夏、秋兩季的平均水溫高於現今3.5 ℃，且季節溫差大。
歐美等地區已利用遺址出土之貝類生態遺留，進行年際間變化的古環境紀錄重建，相較之下，東南亞及西太平洋地區則較缺乏相關的研究，目前我國相關研究有如：汪中和與蔡佩珊(1993)分析台北圓山貝塚之貝殼殼體碳氧同位素，該論文著重於滅絕貝類生態之重建；李匡悌(2005a, b、2006)已分析台灣地區考古遺址貝類殼體碳氧同位素，探討史前人類採集貝類資源的經濟策略以及古環境的變遷。林怡美、米泓生和李匡悌(2007)利用現生貝類標本的研究，碳氧同位素可顯示出東亞季風區，造成的夏季大量降雨紀錄，進而應用於遺址出土的貝類殼體紀錄中，顯示出四千年台灣南部環境溫度高於現今且有較現今更顯著的夏季降雨。
總的來說，透過考古出土貝類的碳氧同位素分析，除了能夠作為探索古代水體環境意涵以及古代聚落採貝生業的模式，更讓考古文化的內容和意義更勝一籌。隨著21世紀的交替，考古學研究也愈來愈被期望和要求涉及包括複雜變異因素和龐大資料群的課題。尤其是考古學的理論建構與方法的運作和掌握，在自然科學和實驗科學的刺激下，開拓了更廣闊、更深入的研究領域。無可否認的，考古學的古代環境研究隨著研究途徑與態度的跟進，不乏地區已獲得了相當豐富的成績。
從孢粉分析資料看宜蘭地區古環境和社會文化發展
林淑芬(中研院史語所)
以今日進步的科學水平，我們卻仍困頓於大自然變化所衍生的種種問題，全球增溫、氣候遽變、海水面上升、物種滅絕、臭氧稀釋等生態失衡的警訊，使得人們一直引以為傲的「人定勝天」這句話在最近幾十年中受到強烈的質疑。相對於生活型態尚在原始、比現代人更依賴大自然的先民而言，自然環境的改變為之帶來的衝擊與考驗也勢必較現代人來得嚴峻。宜蘭位在臺灣東北部，是北部與東部之間文化傳播的樞紐，考古學資料顯示這裡的史前文化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之末，其文化內涵與臺北及花蓮地區都有密切的類緣關係。然而這裡的文化發展並不連續，在某些時段出現明顯的文化間斷，考古遺址的時空分布也透露出聚落發展與自然環境演變之間有著非常緊密的關係。筆者根據宜蘭地區地下孢粉化石的分析資料，試圖從古環境變遷的觀點對此地的史前社會文化發展提出討論。
東帝汶地區史前防禦性聚落型態與聖嬰現象
趙金勇(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聚落型態與自然環境變遷之間複雜的動態關係，一直是考古學重要的研究取向。本文從演化生態學的角度提出氣候型的聚落選擇模型，說明東帝汶Manatuto地區於十一至十四世紀間興起的防禦性山頂遺址，實與聖嬰現象高峰期的氣候劇變息息相關。
Manatuto地區位於東帝汶的北海岸，從系統性考古調查概分本地的考古文化層序為早、中、晚三個階段，唯有中段史前時代晚期的考古遺址展現獨特的聚落選擇模式：聚落遺址均出現在山頂或高丘之巔，並集聚在當地唯一常流河之兩岸。選擇山頂興建聚落的文化通則，應為面對頻繁之小規模奇襲掠劫 (raiding) 的一種防禦策略。憑藉山頂的地形優勢，能暴露並遲滯敵人之行動，有效減低奇襲的效果，而群集的聚落型態則有利於相互支援。
聖嬰現象對於島嶼東南亞地區影響最大的層面，即在於改變了當地降雨模式，不僅年降雨量大幅減少，雨季也隨之延遲達二到三個月。降雨的時機和間隔對於當地農業的影響，可能還在累積降雨量之上。Manatuto的降雨九成仰賴冬季季風所帶來的濕氣，聖嬰現象導致東亞季風減弱，使得降雨的間隔和時機為之混亂，造成農作大幅減產，1982/83與1997/98兩次強烈聖嬰現象即造成嚴重的糧荒。
氣候型聚落選擇模型（climate sensitive settlement choice model）預期防禦性聚落，其｢興起」的時間及其空間上的分布與當地的降雨變化相關：
一、時間上，出現在氣候變遷劇烈震盪，導致突發性的環境惡化時；
二、空間上，局部地區較能承受氣候變化，但鄰近地區對環境變化的承受能力較弱，亦即，防禦性聚落型態將出現在資源餘裕和匱乏區之交接地帶。
區域內資源分布的歧異度越高，資源匱乏對於社群的衝擊越大，因為文化的選擇性將受到較多的限制。在小區域內差異顯著的環境壓力之下，相對資源不足的社群會傾向於發動武力衝突，爭奪有限之資源。
近年古氣象資料 (特別是出土於厄瓜多爾高山湖泊Laguna Pallcacocha的湖底沉積物) 顯示，西元1100-1400年間的聖嬰現象無論在頻率或規模上均遠高於現代標準，其活動在西元1200-1300年達到高峰。從Manatuto地區的出土的考古資料顯示，當地山頂防禦型聚落出現的時間，與這一波聖嬰現象活動的高峰期軸合。
就空間上，在Manatuto地區乾旱期間，除了Laclo河是區內唯一的穩定水源外，河谷以外乾枯一片。換言之，水資源的分布梯度極為緊密，資源「餘裕地帶」和「匱乏地帶」的界線直接落在河岸之兩側。密集的考古調查顯示，Manatuto的山頂防禦型遺址均位於河岸水資源的「餘裕地帶」，亦符合該模型的預期。
若與帝汶島東端的Tutuala山區相比較，這裡的迎風坡面即使在聖嬰年的乾旱期仍能獲得間歇的雨水，水資源在空間上的分布梯度是沿著等高線「漸變」。這種餘裕給予Tutuala地區史前社會在面對氣候劇變時，保有較多的選擇可能。譬如，當地口傳歷史所紀錄氏族分批從海岸向山區遷移的過程，即可能是因應頻繁聖嬰現象的適應策略。反之，位於海岸地區的Manatuto，則完全沒有這種餘裕，水資源的分布只有兩種選擇：有或沒有。Tutuala地區山城遺址 (mountaintop fortified site) 的位置雖然也與水資源的分布有關，但是其出現的時間明顯晚於前者數百年。說明區域內資源分布的歧異程度不同，文化調適的策略也有所調整，並不能化約成簡單的環境決定論。
第三會議室 《人類學身體研究的挑戰》
余舜德、林淑蓉、趙綺芳、簡美玲
主持/評論人：何翠萍（中研院民族所）
身體是近二十年來最受到人類學注意的研究主題之一，從身心二元的反思、體現（embodiment）之新典範的提出、到蓬勃發展之感官的研究，皆引起人類學界重新思考文化/自然、身/心、主/客體、人物關係及文化的定義等老議題，並挑戰過去從文本、心智（mental）的觀點提出之研究取向與文化的定義。「人類學身體研究的挑戰」之各篇文章企圖從這二十年來身體的研究出發，分別回顧感官經驗、情緒、身體修練、身體主體性、體現、及舞蹈等議題，並以各自民族誌研究（消費、舞蹈、煩悶等）為例，以探究這個身體研究的趨勢對人類學發展（尤其是文化理論）的意義與衝擊。
身體修練與文化學習
余舜德 （中研院民族所）
本篇文章將探討「身體修練」的研究對人類學文化理論的意義。身體修練──在此定義為，置身體於日常或刻意設計的訓練、修練或實踐，以習得技能、內化文化概念、及體認文化理想等──是一個重要但甚少受到人類學注意的課題，筆者將從Mauss身體技能（body technique）的研究談起，回顧體現及文化學習的文獻，並以台灣茶文化的研究為例，說明身體修練做為人類學研究主題的意義。文章將觸及幾個敏感但有趣的議題：身體是否因文化提供的修練、訓練方式而出現不同的能力與biology？這些能力的培養與local biology的出現是否牽涉到個人學習的差異，並因而呈現在某些團體的層次上？如果修練的過程持續形塑著個人的文化認知（也就是，文化成員個人認知的內容不是固定或ready-made，而是隨著修練而衍生、轉變的），在方法論及認識論上，我們該如何研究/定義文化？
身體、實踐與自我修養：以有機食品的生產為例
林淑蓉（清大人類所）
有機食品的生產與消費為當代台灣社會相當受到關注的一股風潮，個人/社群以生產或消費有機產品作為實踐對於「現代性」所代表的生產模式與生活習性的一種反省與反制，以食物的生產或日常飲食習性來表達個人/社群的「自我」意識，或建構自我認同的機制。本文將從將從「身體研究」的觀點來探討有機食品的生產，尤其是將有機食品的生產看成是一種生活理念的實踐，理解個人在此實踐過程中其身體如何經驗與感知此生產與飲食習性的轉換，是否達到減少疾病、改善身體機能/健康、或甚至到達「自我」修養的目的。個人/社群透過語言論述與身體實踐的方式來傳遞「反現代性」的意識型態與文化價值，以追求一個「自然的」、「健康的」有機生活理念。然而，此「反現代性」的有機生活理念之實踐乃是文化建構的產物，個人/社群必須積極地建構一套反主流社會的論述形式，以回歸自然的生活習性作為達成此生活理念的實踐機制。在這個過程中，到底個人的身體如何實際體驗（包括知覺、經驗、與轉化/轉換）這種以理念或意識型態作為支撐的生活實踐。本研究將從生產者個人的實際經驗來分析並重新思考身體研究所關注的問題：自然與文化、身體與心智、主體與客體、人與（食）物、以及意象型態與實踐等之爭論。
舞蹈、身體、與文化：從階層化到能動性的人類學知識探求
趙綺芳（北藝大舞蹈理論研究所）
如同其他的議題，自1980年代以來勃興的身體研究，在人類學此一領域中，也反映出一種階層化的取徑演化：從看待身體為社會秩序的象徵（Douglas 1966）、文化技術載體（Mauss 1973）、文化知識的再現（Jackson 1983）、乃至於認知與經驗的體現（Csordas ），如此由穩定到流動、由外顯到內化的階層化知識探求演化，在後現代時期，對抗著西方迪卡爾式身心二元論的哲學傳統，使得身體作為一個研究客體逐步獲取其能動性。作為身體實踐的一種獨特形式，這篇論文則試圖透過回顧1960年代末期以來歐、美人類學者對舞蹈研究的成果與取向，說明「身體」重獲此能動性的一個知識史路徑，舞蹈或其他身體展演如何從「藉由身體展演」(performance with the body)成為「身體的展演」（performance of the body），作者並將兼論在當今群雄環伺的身體文化研究中，人類學取向在舞蹈研究上的特殊位階與成果。其次，作者將藉由沖繩民族誌的分析，凸顯因語言的不同，漢字文化圈對「身體」的認知與實踐可能產生的差異。儘管仍屬末流，或可說是不受青睞（ill-represented），文末作者企圖論證，包括舞蹈在內的高度形態化的身體表現，在未來的人類學身體研究開展中，所具有的潛在貢獻與價值。
遊方的身體經驗
簡美玲（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
本文擬經由民族誌參與觀察及訪談所蒐集貴州東部高地苗人村寨女孩在工作日常及遊方前後的rat (煩悶)，來討論遊方的身體經驗。過去幾年我嘗試以「情感與結構」的對話張力(個人之浪漫情感與情緒，相對於聯姻社會的村寨集體理想)，來描述苗人的遊方、私奔婚、坐家 (婚後雙居)等與個人情感及婚姻的習俗所傳達苗人社會的特殊性(如，簡美玲 2002，2005)。我對於苗人親屬、婚姻與情感的研究，雖然有以民族誌或語言材料 (如情歌或談話)，描述村寨內婚與交表聯姻理想下之苗人個人情感者，在資料的呈現，亦著力於以文化面向的材料表達苗人浪漫情感、情緒內容，及其與個人性或聯姻等集體理想關聯，但檢視自己以前的作品，部份的細節仍透露出我對情感與情緒的界定，未脫離心理學的影子。例子之一是，我以「焦慮的情緒與壓抑」來解釋rat的經驗。不過近來重新閱讀1998-2000年我在苗族村寨所寫的田野筆記，發現當時留下諸多線索已指出rat包含豐富的物、身體經驗，以及日常、儀式的生活世界。這些都和苗人的遊方、婚姻及親屬形成的社會性有關。但此部份充滿日常、物性的田野材料，在我過去以「情感與結構」為主軸的親屬作品裡，並沒有被提供一個可充裕描述與討論的位置。因此本文有意脫離以心理學解釋非結構面向之遊方材料的限制，重新閱讀與分析田野筆記及民族誌材料。以日常、工作、休閒及儀式裡的身體經驗與身體感受作為描述及討論遊方的素材，並由此檢視遊方與聯姻間的對話性。
第四會議室 《博物館與文化保存》
林明美、高麗真、喬宗忞、翁俊發
主持/評論人：王嵩山(北藝大博物館研究所)
台中市惠來遺址保存方式評估研究
林明美(國立故宮博物院)＆高麗真(十三行博物館)
都市考古遺址最常面臨的問題就是遺址保存與都市發展能否和平共生，2002年5月興建衣蝶百貨公司時，台中市西屯區惠來里發現許多出土遺物及遺骸，成為見證台中地區史前文化發展歷程的重要證據。惟因遺址位於台中市積極開發的第七期重劃區內，發現遺址後立即面臨遺址保存與都市土地開發的種種問題，並因而引起社會大眾及政府的關注。
本研究首先透過現地勘查、文獻蒐集分析、專家學者訪談、意見會議座談及問卷調查等方式，藉以瞭解惠來遺址及其出土文物等相關議題；其後透過國內外案例分析遺址與都市開發爭議之處理方式，並進行惠來遺址文化資產的重要性評估及週邊環境資源分析，以瞭解遺址本身的重要性及其與週邊區域環境及土地使用的關係，並運用SWOT分析遺址保存作為台中市文化地標的策略，最後提出遺址保存方案及相關建議供各界參考。
遺址完整保存的方式包括現地保存、建立遺址公園、半開放遺址博物館、遺址現地博物館、建築與遺址保存共構等；遺址易地保存包括另地興建博物館、利用其他空間保存展示等。本研究中發現遺址保存與土地開發的爭議，應該可以透過都市計畫技術，如容積移轉、個案變更或遺址與建築共構等方式得到較為符合多方期待的解決方案。
原住民觀點？人類學觀點？－美國國立美洲印地安博物館的觀察與思考
喬宗忞(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富豪George Gustav Heye為解答美洲人由來，窮一生之力收藏美洲印地安的各種材料，曾陳列於the Museum of American Indians（MAI），該館位於紐約Bronx的研究中心曾是美國人類學者夢寐以求的工作場所。然而以MAI收藏發展出來的國立美洲印地安博物館(the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Indians，以下簡稱NMAI)卻成為原住民博物館的新典範。
NMAI在1989年通過立法，歷經15年規劃籌建，於2004年9月21日在National Mall開幕，正式與世人見面。該館以“a native place”自期，強調原住民觀點及原住民社區參與，提供參觀者native experience。
由MAI到NMAI的轉變是原住民權益運動、博物館角色功能轉變的結果，也引發了人類學家在同類型博物館中角色的質疑。本文將以該館的歷史、籌劃過程及常設展的架構、展示媒體為材料，來討論：
1.原住民博物館角色功能之轉變；
2.原住民文化詮釋角度的改變；
作為背景材料，進而嘗試探討人類學知識在原住民博物館中應用及人類學家在博物館區塊中發展的可能性。
技術、在地性與日常生活的形成—淺論台灣近代化工業遺址保存的文化轉譯
翁俊發（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蒐藏研究組）
本文嘗試從一個科技博物館從業人員的工作經驗出發，探討科技博物館在推動台灣近現代化工業遺址保存所遇到的限制與困難，並提出三大保存行動中的文化轉譯面向：技術、在地性與日常生活的形成，以為日後推動工業遺產保存可能的進路。
民國90年初，國營事業民營化浪潮未歇，作為文化資產主管單位的文建會啟動「國營事業產業文化資產清查計畫」，其時，科技博物館面臨了一波重大的蒐藏契機與挑戰：一方面，體積龐大且為數不少的工業遺址成為潛在的典藏對象，另一方面，「技術遺址」保存概念也對博物館相對去空間/社會/文化脈絡的展示造成衝擊及啟發。如今數年已過，台灣各地的工業遺址雖緩緩取得「古蹟」的文化價值認可與行政資源挹注，但原本擔負生產任務的機具、建物被大量變賣，而幾處可能的工業遺址目前也成為各類開發案的投資標的。在現實上，迫切保存行動背後所呈顯的意義在於工業遺址保存認識論與方法論的雙重匱缺：在認識論上，工業遺址作為一種文化資產的保存價值尚有待進一步的文化轉譯；在方法論上，亦未能及時跟進，而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的匱缺，正是台灣當前產業文化資產保存的重大限制。
筆者以為，博物館可作為啟動產業文化資產保存「文化轉譯」的樞紐單位，文化轉譯的實質內涵如下：（一）從技術史的觀點出發，探討工業遺址技術本體的多元性及與社會的連結，諸如技術如何呈現「先進」形象，卻又造成無法克服的污染問題；（二）工業遺址與在地互動的社會史重構與歷史空間記憶的復原；（三）工業遺產與日常生活形成的關聯。藉由對於技術內涵、在地性與其所生產史與日常生活連結的探求，工業遺址的整體價值方得以彰顯，未來工業遺址保存也更能在「閒置空間再利用」的迷思中，開創出更多的可能性，並帶給當代台灣深刻的文化認同基礎，以及轉化為地方再生的永恆文化資產。
關鍵字：工業遺址、工業考古學、技術、產業文化資產清查計畫、國營事業民營化、在地性、文化轉譯、日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