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0/05 16:00 - 17:30
第三會議室 《社群與想像》
蔡馨儀、滿田彌生、廖經庭
主持/評論人:張駿逸(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密克羅尼西亞的傳統領導權初探──以Pohnpei島為例
蔡馨儀(台大人類所碩士班)
密克羅尼西亞因地理上位處另二區人口移動與文化傳播的交會所在,加上各國殖民勢力進入與互動的長期影響,使得島嶼內各區之歷史過程與文化形貌皆相當殊異,而區域特質在各島嶼間呈現十分複雜多樣的情況。Pohnpei位於加羅林(Caroline)群島,是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的首都所在,從十九世紀到1980年代間分別經歷德國、日本、美國殖民,獨立之後則致力於結合其他三個文化殊異的小島而成為單一國家。本研究希望結合田野調查與累積豐富的官方記錄,特別針對傳統酋長制度與現代行政管理間可能造成矛盾的實例蒐集資料,分析社群對此種可能造成傳統「危機」的動態回應──不僅是社群的政治和經濟面向,也包括社群的共同感、歷史記憶,在面臨重大拉扯時如何延續、創新。
邵族的生存策略:族群、國家政策與底層性
滿田彌生(清華大學人類所博士班)
討論有關原住民或弱勢族群在當代社會中的處境問題時,「生存」(survive) 與「被承認」(recognition) 是在原住民相關研究不可缺少的兩個關鍵概念。在台灣社會中,原住民的確是弱勢族群,而其中人數最少的邵族可以說弱勢中最底層(subaltern class)。本文企圖探討,在台灣最底層的當代邵族人有哪種生存策略?
現代的邵族人往往拿自己跟被保育的黑面琵鷺做比較,說「我們的人口比黑面琵鷺還少!」,顯然他們把自己當作是一個「瀕臨滅絕危機的族群」。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雖然邵族一直被當代政府所忽略,不過他們始終沒有面臨過統治者極端的滅絕行為,反而邵族的人口自2001年的獨立成族以來有明顯增加的趨勢。他們在人口上或「傳統」文化上真的「瀕臨滅絕危機」嗎?
本文透過邵族的歷史脈絡與當代的部落社會組織的情境來詮釋底層性(subalternity) 與生存論述如何成為有效的策略。
族譜修纂與家族想像:以台灣彭姓族譜為例
廖經庭(清華大學人類所)
族譜乃是記載宗族或家族系統的譜牒,過去學者探討族譜議題時,一方面常將族譜視為史料來源,但另一方面卻因族譜具備「有意識的史料」的特質,使得學者也對族譜的飾偽予以批判,致使學界運用族譜資料時,基本上抱持著懷疑的態度而不敢過分使用。然而本文並非解答族譜真偽之作,筆者認為「有意識的史料」–族譜的書寫背後,應有其一套知識邏輯與權力抗爭的關係,藉由族譜致使家族的想像共同體得以建構。基於上述的思考脈絡,本文將以《彭氏大族譜》(1958)為研究材料,透過這本族譜的知識論背景探討二項議題:首先,在中國歷史上,族譜的出現乃有其歷史背景,族譜的修纂與官方的態度有密切關係,故從政府開放民間修纂族譜的歷史過程中,可爬梳出修纂族譜何以在漢人社會蔚為風潮,這將可讓吾人瞭解族譜如何被建構、被發明。其次,族譜背後隱藏一套支配家族運作機制,從社會記憶(social memory)的概念出發,將族譜內容做深入的剖析,將可一窺族譜呈現與再現的方式,進一步探討族譜如何成為一種家族想像、族群建構的媒介。
關鍵詞:族譜、想像共同體、家族想像、歷史書寫
第四會議室 《批判的人類學》
廖志輝、鄧湘漪、張瑋琦、陳永祥
主持/評論人:林徐達(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所)
人類學田野實踐的反思與可能-從福斯計劃到行動人類學
廖志輝(暨南大學人類所)
行動人類學 (Action Anthropology) 的誕生是美國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福斯計劃(Fox Project )的結果。福斯計劃(1948-1959)是由人類學者索爾.塔克斯(Sol Tax)所主持,其最初的目的是為人類學的學生提供田野實習的機會,但卻意外的促使行動人類學的產生。
行動人類學(Action Anthropology)這個名詞是塔克斯在1951年在芝加哥舉行的美國人類學會(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的第50屆年會上第一次使用的,他在年會上發表了福斯計畫的初期結果。1952年4月塔克斯在期刊(América Indigéna)首度發表「行動人類學」(Action Anthropology)一文,此即標誌著行動人類學的誕生。
行動人類學一般被歸類在應用人類學的領域,但因其在研究過程中強調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的主體對主體的對等關係,重視兩者在溝通中平等對話、辯證互動的過程。這種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間的互為主體性 (Intersubjectivity) 的關係與尊重可說是行動人類學的一項主要特質。其對研究對象、研究目的、支持研究的人與單位的動機、研究過程中互動、研究所獲得的知識與結果的應用等,充滿道德倫理的關照與社會責任感,以及自身反思的意識與行動,使其有別於一般的應用人類學。
行動人類學的主張與原則,在田野研究過程中可以被應用與實踐。在教育等不同的人文社會領域,其原則與主張也常被應用,成為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的一門專業領域。行動人類學,是一種研究的主張與方式,也是人類學者社會實踐的一種可能。
關鍵字:行動人類學、索爾.塔克斯、福斯計劃、互為主體性
以文化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學: Geertz的社會關懷
鄧湘漪(東華大學族群所博士班)
這篇文章試圖從批判發展主義的觀點開始討論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經濟處境,並從中帶出Geertz的微觀書寫在文化詮釋與政經理解上的意義,呈現一種富有在地觀點的文化詮釋觀,以文化多樣性和認識差異為基本核心價值,在全球化、現代化的世界進展中,看見第三世界居民的在地力量。全文以Geertz歷年來的著作為討論主軸,試圖展開一個在歷史、在現場、在當下的知識建構模式。
Geertz在2000年的作品Available Light中提出「反反相對主義」認為,相對主義的定義是被反相對主義者所框架出來的,造就的仍舊是另外一種絕對論觀點,對反相對主義者來說,抵抗那些造成偏狹對立的論調,如天使/魔鬼所代表的平和/恐懼感對小孩所造成的影響,正是相對主義在現實生活中真切表現出來的狹隘,然而,這樣的評論卻也是種帶有敵意的虛無主義,呈現出論點鬆散的危險,反相對主義在這樣的基礎上,試圖拆解認識上的相對論,不但無法讓我們跳脫在相對主義概念下理解世界的困境,反而是掉入了另外一個看起來解放,但卻框限羅織的處境。因此,Geertz提醒我們在反相對主義中潛行的危險。而追求真實的不二法門,是沉浸在田野之中,並試圖調整觀看世界的位置,進行一種融合相異理論的論述方式,或者說,在既有的理論架構中,尋找觀看世界的第三條路,一條可回應不同情境、文化的詮釋路徑。
Geertz透過深描進行文化詮釋,以猶太人柯恩受襲擊而偷羊的事件、爪哇島上Madrasah學校開設英語課程和令參與眾人感到荒誕的結業式儀式裡,說明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性,我認為Geertz並非只單純描述微觀事件的始末,而是嘗試從日常生活經驗中烘托出隱匿其中的全球政治經濟角力。Geertz的立論立場,微觀書寫的貢獻在於從小事件中看見社會性的意義,儘管無法解釋全部現象,但如果可以透過微觀書寫爪哇佃農在熱帶暴雨下翻地、摩洛哥人在一盞20瓦燈泡下繡製土耳其長衫,看見第三世界勞動者的勞動條件,透過對耕地穀物的買賣、土耳其長杉在自由市場中的價值之理解,也可看見第三世界國家與西方世界之間的勞動關係和壓迫關係,那麼,對於那些廣大的閱聽大眾,藉由微觀書寫認識第三世界國家、居民的生活處境,進而產生各種形式的關懷,那些關於民眾受剝削的研究也就值得了。
Geertz對第三世界國家的關注,有別於其他學門自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嚴厲批判中發展論述,反而從描繪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真實的日常生活經驗,從底層生活彰顯出極權之惡,其中所展露出人類生存的荒謬性,不正是一種對全世界政治權力、經濟擴張、資本累積的嘲諷!
應用人類學在台灣的實踐與挑戰:從參與佳平部落社區總體營造談起
張瑋琦(實踐大學觀光管理學系)
1995年在人類學者陳其南提倡下所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是影響近代台灣社會最鉅的計畫性變遷計畫,但在這十數年的區總體營造運動風潮中,歷來與地方社會最為貼近的人類學研究者卻遲遲難以跨越社會實踐的鴻溝,以致相關研究成果十分稀少。根據國科會社科中心委託的〈2007年人類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報告〉顯示,台灣人類學界由於處理「應用人類學與社會實踐」議題的相關知識及成果不足,是亟待開發的領域。應用人類學在國際雖已有相當長的發展歷史,受到國際人類學界的重視,也累積不少工作方法論,但未必適合移植入台灣獨特的社會情境中。另方面,台灣的人類學者擔憂介入地方變遷有違人類學田野倫理,或「計畫性發展」可能對地方造成破壞也是影響國內人類學者從事應用研究的原因之一。然而,自90年代以降,隨著國內原住民意識的覺醒,原住民文字工作者及地方居民不斷對學院人類學發出「反人類學論述」的時空背景下,人類學者是否仍能安坐學院搖椅,而無視來自田野的批判?
本研究乃作者帶領實踐大學觀光系原住民專班學生,參與屏東縣泰武鄉佳平部落社區總體營造工作的實作經驗分享,透過與佳平部落的合作,作者嘗試實踐人類學的社會行動。在本文中,本研究先討論了當前台灣人類學對介入地方變遷計畫所面對的研究倫理及方法論二層次上的挑戰,最後再藉由作者的實踐經驗,闡明作者面對此二項挑戰的態度與方法。本研究尚屬初步嘗試的暫時性成果報告,期待能抛磚引玉,引發人類學領域對挑戰「走出學術搖椅邁向社會實踐」更多的討論。
關鍵詞:應用人類學、社區總體營造
從文化人類學批判性的觀點看「文化」概念在目前臺灣社會中的發展趨勢
陳永祥(實踐大學觀光管理學系)
「文化」這一個用詞或概念在目前台灣社會環境發展中,似乎已變成是一種社會大眾常在討論的顯學論述議題,因為在很多地方所舉辦的節慶祭典活動中,皆可能在活動主題的命名上冠有『文化』的字眼,1或者「文化發展政策」被視為提升國家經濟利基及新興產業競爭優勢的一種政策取向。 2這些所謂的「文化」節慶活動和文化發展政策持續盛行於台灣社會中的現象,所代表的意義乃是「多元文化」的發展趨向已在民主化的台灣社會中紮下了良好的根基呢?傳統文化本質的價值觀已受到台灣人民的高度注意和喜好呢?政府相關部門為了推廣某種優勢的文化政策,文化產業就成為一種國家當權者透過操作「文化霸權」,來建構文化優勢的合理化媒介?或者是「文化」的概念只是被追求商業利益的投機者,用來當成是強調產品差異化下的「理性工具」呢?
為了更深入地瞭解上述所提及的「文化顯學」現象在台灣社會發展的深層意涵,本文章運用文化人類學對『文化』所抱持的高度研究敏感性,來批判性地探討「文化」這一名詞在台灣社會環境中,到底是被不同的社會機構賦予何種的社會文化意義和價值觀,且其背後所蘊藏的發展趨勢是否有值得加以深思檢討之處。
1 舉例來說,「大甲媽祖國際文化節」、「鄭成功文化節」、「世界糖果文化節」、「大雅鄉小麥文化節」、「苗栗國際觀光文化節」、「虱目魚文化節」、「鹿寮成衣文化節」等,皆是以當地的產業特色為主軸的冠上「文化」的意涵。
2 即政府相關部門在配合「文化政策」推動下的「文化(創意)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