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3年初，郭佩宜理事長提及相當期待透過訪談臺灣人類學界資深學者，像是國立臺灣大學名譽教授謝繼昌，能為臺灣人類學發展軌跡留下一個口述歷史篇章。由於筆者是謝教授指導下，第一位取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以下簡稱臺大人類系）博士學位的學生，因此在郭理事長熱心說服下，筆者聯繫與訪談定居美國洛杉磯市的謝教授，開始撰寫這篇短文。

本文先簡述筆者和謝繼昌教授，從1992年開始的人類學系師徒緣分。筆者就讀人類學系大學部時，開始選修謝教授的人類學課程。同年暑假正式成為碩士生之後，筆者在謝教授指導之下，前往地處高雄山區，當時仍少為人知的卡那卡那富族（Kanakanavu）和拉阿魯哇族（Hla’alua）部落，進行長期且持續至今的田野調查。

筆者從碩士班畢業隨即於進入軍中擔任義務役預官（1995-1997），就在即將退伍之際，應時任臺大人類系主任謝教授之邀請，回母系擔任國家科學委員會計畫專任研究助理。在主持人謝教授和協同主持人博物館學專家胡家瑜老師指導之下，執行臺大人類學系系藏平埔古文書數位典藏計畫以及數位博物館計畫。[2]筆者就讀博士班期間，承蒙謝教授指導，一方面擔任數位典藏計畫博士生兼任助理，另一方面延續卡那卡那富族及拉阿魯哇族研究，於2007年順利取得博士學位。

二

謝繼昌教授進入大學研習人類學之前，就讀知名的建國中學。1958年考入臺大考古人類學系，距考古人類學系1949年創系僅有9年，可說是考古人類學系創系以來最早期學生之一。創系後的第一代師資有考古學翹楚創系主任李濟院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組知名學者凌純聲（日後創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和芮逸夫兩位民族學與文化人類學院士，從臺大史學系民族研究室轉任考古人類學系的陳紹馨教授（日後創辦臺大社會學系），以及勤於投入臺灣原住民部落進行田野調查，撰寫多本民族誌專書的衛惠林教授（1952年起在考古人類學系任教，1955年起也任職中央研究院）等知名學者。

謝教授大學畢業後擔任義務役預官，服役後回到考古人類學研究所就讀。在曾經留學日本和法國的衛惠林指導下，承繼了臺灣人類學界長期投入與關注原住民社會文化之傳統，於1967年以《臺東縣大南村魯凱族社會組織》取得碩士學位（1956年臺大考古人類學研究所創所以來第8位碩士）。可說是受業於考古人類學系知名學者群，所培育出來的新一代年輕學者。由於考古人類學系的第一代學者李濟、凌純聲、芮逸夫等三位院士，都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職，因此臺大考古人類學系和中央研究院有著十分緊密的教學與研究等合作關係。

謝繼昌教授碩士畢業後，進入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任職。接下來赴美於1978年取得聖路易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人類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到民族學研究所擔任副研究員，升任研究員之後兼任副所長。1991年，謝教授到臺大人類學系擔任教授，並且於1996-1999年、2002-2005年，兩度擔任系主任兼所長，2005年從人類學系榮退並取得名譽教授頭銜。

三

謝教授於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深造期間，正值如今仍為學術界津津樂道的跨學科整合研究計畫—臺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溪流域自然史與文化史科技研究計畫（簡稱濁大計畫）開始執行。王崧興教授為文指出，1971年美國耶魯大學人類學系系主任暨中研院史語所兼任研究員張光直院士，籌任本計畫並擔任主持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和耶魯大學組成科際研究團體，並由國科會、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和哈佛燕京學社資助。1972年7月起正式展開研究工作，計畫共分兩期，各進行一年。第一年進行通盤性的調查，著重於歷史變遷，第二年則選擇若干田野地點對於特定主題進行深入調查。包括，（一）彰化平原漢人農村歷史與農業變遷。（二）埔里盆地所謂的「漢番關係」與「土著的漢化過程」，以及不同族群如何適應生態環境等問題。（三）特定宗族之研究。

謝教授參與第二年計畫，選擇埔里鎮的平埔族聚落進行水利和社會文化關係之主題進行研究，並在1973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36期，刊出研究論文〈水利和社會文化之適應：籃城村的例子〉。透過在籃城這個主要由東螺社平埔族人與漢人通婚後代所組成之社區進行的田野調查，謝教授探究當地的水利發展，仔細論述籃城村之社會文化對水利發展之適應。水利和宗教、水利和武館、水利和政治是這篇論文的重心。在John　W.　Bennett和Robert　L.　Canfield兩位文化人類學教授指導之下，採用「生態反饋循環系統關係（ecological feedback loop relationships）」此一概念探討籃城村水利和社會文化之適應。

在這種關係中，「水利」和其他變數形成反饋循環的相互影響關係。筆者認為，這項研究的重要性有下列三項:（一）就文化人類學理論而言，謝教授引進盛行於美國1960-70年代，以探討人類如何以文化機制適應自然環境的生態人類學理論，為臺灣人類學界注入新的理論取向。（二）以大肚溪中游的社區實例，為濁大計畫所擘劃出的結合自然史與文化史的跨學科研究，提供了具體且細膩的民族誌實例。（三）1970年代初即投入平埔族社區田野調查，與衛惠林、劉斌雄、劉枝萬等知名人類學、民俗學者，先後出版埔里平埔族研究專著，可以說是戰後臺灣人類學平埔族研究的先驅學者。

謝繼昌教授在臺大考古人類學系創系幾位知名學者學術訓練與薰陶之下，開啟了長期投入臺灣南島語系原住民（包括現在已經受到官方認定的原住民族，以及可能將受認定的平埔族）社區進行人類學田野調查，可以說是較早投入與延續臺灣人類學原住民社會文化（早年稱為「土著社會」）研究的資深學者之一。謝教授在學術生涯不同階段，先後投入了魯凱族、平埔族、漢人、卡那卡那富族、拉阿魯哇族之調查與研究。因篇幅有限，本文僅先敘述謝教授從1958開始在臺大考古人類學系就讀，到1972-1973年參與濁大計畫，發表埔里籃城村民水利與社會文化適應的學術經歷。至於1973年之後的學術軌跡，則待日後訪談謝教授後，筆者將再撰文討論。

––––
註腳：
[1]　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助理教授，新北、桃園、高雄、嘉義、基隆市政府文化資產審議委員，臺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藏品審議委員，及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典藏審議委員。

[2]　數位典藏計畫是當時國家科學委員會力推，結合人文學科和資訊科學之重點科學研究計畫，也是日後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的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