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 歷期視界 > 人類學視界第二十四期 2018.12
比利時超級多樣性社會與臺灣移民群體多樣性之初探
一、比利時如何成為一個超級多樣性的移民社會
要了解比利時是如何變成一個移民國家,就必須回顧其歷史脈絡。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移民僅佔了比利時總人口數的3.5%,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間期,比利時為了要發展煤礦工業,因此開始從義大利、波蘭與捷克引進了第一波的勞工移民,但此時所引進的人數並不多,且大多居住在產煤礦的城市如Limburg和Wallonia地區。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比利時需要大量的勞工來進行國家的重建工作,對此,當時的比利時政府首次與義大利和波蘭政府簽署協議,有系統地引進兩國的勞工移民,當時所引進的勞工數量約為10萬人。
截至1947年時,移民佔比利時總人口數的比例即上升至4.3%。然了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前,整個歐洲和比利時迎來了戰後經濟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因此比利時從1950年代開始,為了滿足戰後快速之經濟發展所需,開始從義大利、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等地吸引移民,順此開啟了新一波移民比利時的浪潮。
另外,比利時從1960年代開始擴大移民人口引進家,比利時政府也在1964年正式地與土耳其與摩洛哥兩國政府簽定協定,系統性地從土耳其和摩洛哥地區引進低階技術的藍領勞工移民。對此,到了1970年後,比利時移民的人數已經達到近70萬人、移民佔總人口數的比例也進一步地上升至7.2%。
然而,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造成國際政治經濟情勢的改變,使得比利時政府在1974年暫停了系統性從海外引進勞工移民的政策,而此時主要的移民類型是家庭團聚移民(family reunion)和政治庇護者(political asylum)和來自其他歐洲國家之一般性移民為主。
對此,雖然比利時之移民人口到了1980年代末期已將近100萬人,但移民佔總人口數的比例還是維持在10%以下(Martiniello,2013)[1]。
[2]隨著1989年柏林圍牆的倒塌、以及1990年代後的歐盟擴張,來自中東歐的移民成為了比利時1990年代以後至今主要的移民人口來源。到了2012年時,比利時之移民人口中有75%是來自其他歐盟國家、另外,第二多的移民人口來源則是來自非洲國家,在過去的40年當中,每年約有8,000-10,000的摩羅哥人移民至比利時、而其他的主要非洲移民國家還包括剛果、柯麥隆與幾內亞共和國。順此,截至2013年為止有約120萬的外國移民居住在比利時,而移民佔總人口數的比例亦來到了11%,且其中有超過90萬的外國移民已經取得了比利時國籍(Geldof,2016:28-32)[3]。
然而,若僅是從整體的移民人口總數和比例來看,並未能清楚地顯示出,大量的移民人口如何促使比利時成為一個超級多樣性的社會,但若從城市的角度則可以清楚的看到,大量的移民人口如何具體地改變了城市的人口組成與多樣性的程度。其中,布魯塞爾是比利時第一個進入到少數為多數之城市(majority-minority city);所謂的majority-minority city其意旨為來自各個不同國家之少數移民族群之總人數已超過一半、也超過了原本居住在當地之人數。截至2015年時,布魯塞爾的人口中有70%具有移民身分背景、而安特衛普將會是下一個邁入超級多樣性之少數為多數的城市,其移民人口佔整個城市之人口比例在2015年已經來到了46%。
圖一、比利時移民人口居住地區分布
另外,從圖(一)可知,比利時移民人口居住之地理位置並不僅侷限在主要城市,亦有許多移民居住在城市以外的中小型城鎮當中,而移民居住地點的廣泛性與多元性,亦進一步地改變了比利時之城市與鄉村的人口組成。
對此,比利時不僅城市正在往超級多樣性社會之方向發展,比利時鄉村地區也因為移民人口的移入正在快速的改變鄉村地區的人口結構,而整體比利時也都正在經歷著人口結構的快速變化以及社會環境快速多樣化的情形(der Bracht, de Putte, Verhaeghe&Van Kerckem,2014; Vertovec,2007)[4]。
二、在比利時的臺灣移民社群
在擁有眾多移民人口的比利時,臺灣移民在比利時的社會當中,可謂是一個在人數上與規模上都極小的移民群體1998年時比利時的臺灣移民人數有489人、但到了2006年時人數下降至371人,而根據臺北駐比利時和歐盟代表處2017年的資料,目前在比利時的臺灣移民人數約有400人。僅佔比利時移民人口總數的0.034%、更僅佔比利時國家總人口數的0.0035%(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EU and Belgium,2017)[5]。
由於比利時臺灣移民人數與規模非常小,因此Pang(1998)以隱性的移民群體(invisible migrant group)來形容在比利時之臺灣移民。Pang指出在比利時的主流社會當中,臺灣移民的可見度與聲音非常地微弱,且無論是在媒體、移民政策、工作市場等皆有被低度代表(under-representation)的情形。面對比利時主流社會在各方面對於臺灣移民群體的忽視,Pang認為整體華裔與臺灣移民在比利時社會當中所處在的是一種結構性之隱性地位(structural invisible)[6]。
另外,比利時臺灣移民除了人數少之外,另一個重要的特徵則是,大多數的比利時臺灣移民都是個人移民/先驅者移民(individual/pioneer migrant)。其意旨為,大部分臺灣移民都是獨自或與伴侶移民至比利時,且在到達比利時之時並未在移居地社會中擁有人際關係網絡(Wessendorf, 2017)[7]。
三、比利時臺灣移民社群多樣性之展現
Werbner(1999)認為傳統的國際遷徙和跨國主義的觀點多是奠基在西方和專業者的角度來看待國際遷徙與跨國移動的經驗與行為,而忽略了國際遷徙和移民經驗的階級觀點。
該文表示,難民、申請庇護者、國際學生等之國際遷徙經驗必定會和跨國白領階級的移動經驗有很大的不同;因此,Werbner提醒吾人在分析移民群體之跨國和移居生活經驗時,必須要將移民路徑(migration pathway)的觀點納入到分析架構當中。因為,移民的不同遷徙路徑不僅反映了不同群體之移民的不同移動背景和經驗,且不同的移民路徑也會進一步地影響到移民移居到接待國社會後的社會行為和生活經驗[8]。
然而人口數少並不影響比利時臺灣移民群體內部之多樣性展現;對此,本文以研究者在比利時所進行之田野調查和訪談為基礎,並根據田野調查所獲得有關臺灣移民社群之相關資訊,包括移民時間、職業工作、簽證類型和移民路徑等因素進行綜合考量後,研究者初步地將比利時臺灣移民群體分成以下五種類型:
(一)、家庭主婦
Gu(2017)的研究指出,許多臺灣移民至歐美國家的女性,由於在移居國社會中難以找到適合自己的長期和穩定之工作、且在多數的臺灣移民家庭中,女性依舊扮演著主要的親職和家內勞動等職責。因此使得許多移民至歐美國家的臺灣移民女性必須放棄其原本所具備的專業工作能力,並進一步地轉變成專職的家庭主婦,而這樣的過程Gu稱之為臺裔移民女性的家庭主婦化(housewifelization)[9]。而在研究者的田野調查當中亦發現了一群臺灣移民女性,確實是移民到比利時後放棄了過去的專業和工作被景,成為專職的家庭主婦並擔負起母職角色。
(二)、中餐館經營者
在研究者田野調查的過程中亦有另一群移民群體為中餐館經營者,其大多是在1970至1980年代先是以學生身分赴歐洲國家念書,並在取得學位之後選擇留下並移民至比利時居住。
LIU HUANG(2014)的研究表示此類型移民群體之移民時間會集中在1970至1980年代的原因在於1975年以前,中國大陸並未開放其移民政策,因此當時的中國大陸人民並無法有國際遷徙的機會與可能性。因此,1975年以前居住在比利時華裔移民的身分大多是臺灣移民、香港移民或少部分二戰前就已遷移至歐洲的中國勞工和學生、另外,由於當時中國大陸移民尚未大量移居至比利時,因此,在競爭相對較小且創業門檻與成本較低等因素下,1970-1980年代移民至比利時的臺灣移民大多選擇以開創中餐館作為其謀生和主要的經濟活動[10]。
(三)、專業移民:
再次,研究者在田野調查中也發現,具有專業身分的移民亦是構成比利時臺灣移民的一種類型。而研究者之歸類標準是依據比利時政府針對高技術(high skilled labor)的定義來進行劃分,包括是否具備碩博士學歷、是否從事專業技術工作以及每月薪資是否超過3000歐元等(Flanders, 2018)[11]。
依據此一標準,本文受訪者中包含了一開始即是以高技術移工作簽證進行移民之高科技廠商電子工程師、或者是移民至比利時後繼續從事具有專業技術性質工作的大學教師、歌劇院音樂家、銀行經理人和精品從業人員等。
(四)、打工渡假移民
2013年開始,比利時政府向臺灣開放其打工渡假簽證並開放每年200個打工渡假簽證名額。據統計,2016年共有148位臺灣人透過打工渡假簽證赴比利時工作一年;另一方面,整體赴海外打工渡假之臺灣人平均年齡為26.3歲、70%為女性,且85%以上都擁有大學學歷。在研究者的田野調查中發現,有越來越多的臺灣年輕打工渡假移民是一開始透過申請打工渡假簽證赴比利時工作,並在工作1年期滿後,在比利時結交了男朋友和伴侶,因此再透過申請「同居居留證」(荷蘭文: gezinshereniging),因而獲得在比利時居留的權利(天下雜誌,2016)[12]。
(五)、Sexual migration
最後,在研究者田野調查的過程中,亦發現了第五類的移民群體為性傾向移民(sexual migration),此一新型態的移民類型是基於性別研究相關文獻(sexuality studies literature)發展而來,其所指的是由於性傾向或性別議題而選擇進行國際遷徙和移民至比利時者(Peumans, Win, 2014)[13]。
表一、 比利時臺灣移民群體類型分類 資料來源: 本研究
分類 |
移民路徑 |
移民時間 |
家庭主婦 |
移民比利時後放棄原本之工作經驗成為專職家庭主婦 |
無特定 |
中餐館經營者移民 |
70~80年代留學歐洲後移民比利時開設中餐館 |
1970~1980年代 |
專業移民 |
擁有碩博士學歷或從事專業技術工作 |
1990年代後 |
打工渡假移民 |
透過打工渡假簽證赴比時,並運用同居簽證留下 |
2013年以後 |
性傾向移民 |
因性傾向與親密關係因素移民比利時 |
無特定 |
圖二、比利時臺灣移民於2018年6月26日在布魯塞爾參與「為臺灣而走」遊行活動照片(資料來源: 研究者拍攝)
對此,研究者認為,運用超級多樣性的觀點,不僅可協助研究者避免方法論國族主義所可能造成的不足、亦可提供研究者和讀者進一步地發現,即便是如比利時臺灣移民一般在人數上很小的移民群體,其內部依然展現著很高的多樣性和不同之處,這樣的觀點對於社會科學研究者和移民研究者有著很大的研究啟示(Wimmer&Glick-Schiller,2001)[14]。
[1] Martiniello, Marco. 2013 Belgium, migration, 1946 to present. In The Encyclopedia of Global Human Migration. Peter Bellwood, eds. Pp. 1-5.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2] 資料來源: Gemeentekaart. 2015 Migratieachtergrond per gemeente - 2015, http://www.gemeentekaart.be/#114c431d-81be-46bb-83e0-3f6495976c1d, accessed September 25, 2018.
[3] Geldof, Dirk. 2016 Super Diversity in the Heart of Europe. Belgium: ACCO.
[4] der Bracht, de Putte, Verhaeghe&Van Kerckem. 2014 Ethnic Diversity in Belgium: Old and New Migration, Old and New Developments. DiGeSt. Journal of Diversity and Gender Studies 1(1): 73-81. Steven Vertovec. 2007 Super-diversity and its implicatio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0(6): 1024-1054.
[5]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EU and Belgium. 2017 The Introduction of Taiwanese Immigrant Community in Belgium.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www.taiwanembassy.org/be/post/509.html, accessed September 25, 2018.
[6] Pang, Ching Lin. 1998 Invisible visibilit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identity and the social position of Chinese women in Belgium.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7(4), 433-452.
[7] Wessendorf, Susanne. 2017 Pathways of settlement among pioneer migrants in super-diverse Lond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4(2), 270-286.
[8] Werbne,Pnina. 1999 Global pathways. Working class cosmopolitans and the creation of transnational ethnic worlds. Social Anthropology 7(1): 17–35.
[9] Gu, Chien-Juh. 2017 The Resilient Self: Gender, Immigration, and Taiwanese American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0] LIU HUANG, Li-Chuan. 2014 A Biographical Study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Belgium: Strategies for Localisation. In Migration in China and Asia. Jijiao Zhang&Howard Duncan, eds. Pp. 207-227. New York: Springer.
[11] Flanders. 2018 Belgium has most effective highly skilled migration policy.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www.flandersinvestmentandtrade.com/invest/en/news/belgium-has-most-effective-highly-skilled-migration-policy, accessed September 17, 2018.
[12] 田孟心。2016 〈打工度假賺多少? 數據告訴你〉。「天下雜誌」,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7596,2016 年 7 月 28 日上線。
[13] Peumans, Win. 2014 'No Asians, Please': Same-sex Sexualities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Belgium. In London Hand Picked Stimulus Respond; pp. 128 - 139. London: Pavement Books.
[14] Wimmer,Andreas&Glick Schiller, Nina. 2001 Global pathways.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and beyond: nation–state building, migr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Global Networks 2(4): 301-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