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個救火的少年」：香港反修例運動中的恐懼與自由

陳如珍｜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原來人生是像一片薄如蟬翼的玻璃那麼脆弱。」這幾個月來讀著香港的新聞，我常常這麼想。

香港從2019年六月以來發生的事，對我而言似乎定格在一些難以抹滅的畫面。在這篇文章中，我想記述一下六月份的幾個畫面，還有一些之後的想法。

在六月九日的百萬人大遊行之後，香港政府深夜宣布，六月十二日會依照既定時間表，在立法會開始逃犯條例修訂的二讀。為了阻止會議的進行，有不少的市民，特別是年輕的學生，從前一夜開始，就在立法會和附近的政府總部大樓及添馬公園以野餐、唱聖詩等等創意的方式聚集。

六月十二日那天早上，是我第一次走進香港的反修例運動中。

六月十二日金鐘夏慤道附近聚集的人潮

在下著雨的添馬公園草地上，有一個穿著簡單拋棄型雨衣的年輕女孩，就那樣躺在濕漉漉的小野餐墊上睡著了。手裡還緊緊的握著一隻手機。看著她身上點點匯聚的雨珠，以及身下一小攤一小攤的積水，忍不住對那個身影感到好奇和不捨。是不是已經在立法會一帶守了一整晚呢？是什麼樣的決心呢？我再走近幾步，專心的看著那隻上臂枕在頭下而伸出的手。女孩的手心朝上，手中緊握著的手機同樣已經覆滿水珠。匯聚的雨水，過一會兒，就像流星般一道道地滑落。

我一直猶豫著：「要不要叫醒她呢？」最後我什麼都沒做。

雖然金鐘附近聚集的人很多，在沒有遮掩的添馬公園草皮上，人卻是三三兩兩的。在相當近的距離，專注地看著她幾分鐘之後，我慢慢地意識到自己行為的怪異。於是我默默但迅速地走遠：經過放在草地上自主設立的垃圾分類回收站、經過在細小的涼亭下整理物資的救護員、經過不遠處武裝帶著盾牌的警察依然平和的目光。有時回頭，掛心地看著那隻手。

六月十二日下雨的添馬公園草地上三三兩兩的人群

放在草地上自主設立的垃圾分類回收站

這是什麼樣的決心呢？

六月十二日那一天正好是菲律賓的獨立紀念日。我在下午三點多時離開金鐘，準備回家換衣服，參加當晚的國宴。就在我走進太古廣場準備搭地鐵時，玻璃門外傳來一聲不特別響亮的砲聲，遠處的天空煙霧四起。香港警方發射了第一顆催淚彈。我慌慌忙忙地又拉開門走出來，尖叫著的人群從統一中心後方飛奔而來，紛紛以不知哪來的矯捷身手翻過分隔的水泥牆，洪水般往我的面前湧進。就在我瞠目結舌時，更讓人吃驚的事情發生了：隨著煙塵慢慢淡去，剛剛才拼命翻過馬路分隔牆的人群，又一邊大叫著「返嚟（回來）啊！」一邊真如潮水般，再次翻過牆往催淚煙的方向奔去。必須走的我，沒有隨著人群往前。心裡很震撼，很難過。

為什麼有這樣的決心呢？

那天晚上的菲律賓國宴，就在連接著太古廣場的飯店舉行。我穿著帶有菲律賓國服誇張蝴蝶袖的衣著，又回到金鐘。因為封路的緣故，我從灣仔的大樓進入連接地鐵站的通道，往金鐘的方向走。迎面而來的是許多穿黑衣戴口罩，像是中學生和大學生的年輕孩子。他們互相招呼著，除了男孩，幾個年輕的女孩也一人搬著一大箱的瓶裝水等等沈重的物資。他們應該是剛從添馬公園和立法會附近的混亂中撤離，拿著那麼重的東西，走了不算短的距離。但那步伐比踩著高跟鞋的我還要穩定；臉上的表情冷靜、泰然。他們在電扶梯的底部停下來，暫時放下物資。我近距離的看了一下他們：好乾淨好乾淨的眼神。

到底是哪裡來的決心呢？

六月二十一日那天，我再次回到添馬公園。這一天，發起活動的團體目標是包圍政府總部大樓，希望政府能夠回應運動的幾個主要訴求。也是在這一天，擔心運動的參與者受傷和被捕，而開始有了 Be Water 的運動口號。

我靠在添馬公園港邊的玻璃牆往回看，有幾個年輕人在前面不遠處，認真地準備著補給品和看著救護站。那一天的天氣特別好，豔陽高照。藍天白雲配上港島的高樓天際線與維多利亞港，慢慢給了我一點錯覺：彷彿這些一邊說笑的孩子們是在這裡出遊。一位化了濃妝、頂著紅髮明日香造型的女孩，從我的左前方越過。她身邊的男性友人們仔細地為她撐傘遮蔭。迎面另外三位頭髮染得漂亮的女孩，雖沒有濃妝，但每個人都仔細地畫了眉才出門的。草地旁蹲著幾位金髮男孩，還有額上貼著退熱貼坐在塑膠墊上的女孩。看他們有時說笑的眉眼和肢體動作，全都像是我在校園中會看到的學生。

早上十點多的添馬公園側，基本上沒有佈置警力。唯二的保安員，其中一人還和來支持的民眾聊得很開心。似乎就是一個美好的夏日。

十一點多，我走上海富天橋準備離開時，正好看見群眾開始佔據夏殼道。我驚訝於他們執行的速度：五分鐘左右的時間已經完全截斷了有五線車道、川流不息的東行車流。顯然已有了一套合作的模式：有人以穩定的速度漫出車道、有人站定高舉雙手、有人佈置下交通錐，還有人前後奔波和司機們說著什麼。偶而有一兩聲的喇叭，但多數忽然之間被定格的車子並不鼓譟。等到車流被截斷、道路被順利佔領之後，他們又打開一線車道，指揮被堵住的車子循序離開。這好像變形金剛的戲法。我在筆記中寫下：「在這座城市，道路會隨時變成一堵牆。地鐵站也可能瞬間消失。」年輕人用這樣的方式提醒，我們其實已經瀕臨失去日常了。

群眾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完全截斷夏慤道川流不息的東行車流。

但如常化妝戲謔說笑的他們，並沒有忘了曾有的生活。頂住當空烈日，他們堅定無比，正想盡一切辦法要把我們從無法回頭的非常中拉回來。

這是什麼樣的決心呢？

七個月後，站在2020年的起始往回看，那個六月份的運動，還充滿了正面的戲謔、義憤、質疑和希望。雖然在六月十二日的警察武力使用與政府「暴動」定性之後，已經開始有了黑警和下台負責的說法。但和其後出現的荒謬、血腥、暴力與決絕的對立相比，已經是恍如隔世的一段時光。

慢慢地，抗爭的一方，體認到這不是一場可以預見終點的運動；明白需要發生的不僅僅是五大訴求，而是對生活習慣和信仰價值的全面檢討。「連儂牆美術館」以視覺的方式面對暴力時，也為大家熟悉的地下道，過街天橋，公車站牌等公共空間，描繪出新的可能性和美感。「黃色經濟圈」提醒大家去反問自己：為了追求財富與方便性，我們是不是一切都可以犧牲？透過造訪非連鎖小店，也重新建構在地的聯繫與社區關係。「新工會運動」則反映了公民意識的崛起。一方面不同行業別發現自己面臨不同的打壓風險，一方面意識到自己在運動中各自可以扮演的角色。透過工會，串連個體的力量，積極的以一個一個的社團為單位，去組織、討論，和建立起新的社會。這是更積極地擔負公民責任。在暫時無法期待政府的情況下，不放棄繼續往理想前進。

這一些痛定思痛的反省和行動，每一項都將需要很長的時間去摸索和等待開花結果。每一項都可能要放棄原有的慣性、安穩或自我。每一項其實都不比街頭對壘的抗爭容易。我是在這些漸漸累積出來的、不同路線的努力中，更感受到香港深刻的決心。而這些決心的端倪又似乎早已在六月的那些片刻裡。

「這些決心究竟是哪裡來的呢？」好多個月以來，出於一個在運動現場的人類學者，對於奇特的事情純粹的好奇心和佩服，我三番兩次的問自己這個問題。坦白說，我也還沒有一個清楚的答案。但有一個模糊的理解和猜測。讓我先從獨立音樂圈研究中觀察到的現象來說明。

在我的獨立音樂的相關田野裡，也有一個讓我不解的現象：年輕人的厭世感。所謂的厭世代指的是一群覺得「人生索然無味，所有的努力最終也只會白費，有了夢想也不會到達什麼美麗的終點，不如就不做什麼努力的苟活吧」的年輕人。我對厭世代好奇心的最高點，出現在2018年九月份，台灣的老王樂隊第一次到香港演出時。老王樂隊上台時，This Town Needs 的舞台前擠滿了香港的年輕人，他們隨著熟悉的樂曲又哭又笑的唱著跳著「給我一瓶酒/再給我一支菸/說走就走/我有的是時間」。我尷尬地看著他們，心裡好奇：老王樂隊裡有一位演奏者拉的是大提琴，其他人對樂器的掌控也十分精湛。樂手們都是大學畢業生，台下的聽眾看來也多有相若的背景。大膽猜想的話，他們多數不是匱乏或受歧視的社會邊緣人，是一代人中比較有資源，比較成功的一群吧。為什麼「厭世」呢？

一直到2019 年的七月一日，當我看到新聞照片中，闖入香港立法會的抗爭者在圓柱上留下的字句「是你教我和平遊行是沒用」時，忽然明白了一些事。

我想到社會學理論中對「風險社會」的討論，不論是 Anthony Giddens 或是 Ulrich Beck 的論述都提到所謂現代社會對未來的經營與對風險管控的執著。也想到清華大學的人類學家方怡潔在研討會中論述過的：不確定性究竟是風險或是機會，其實與階級有關；只有對安穩的中產階級，不確定性才是不好的。我一再地看著那句已經成為運動名言的話（「是你教我和平遊行是沒用」），慢慢突發奇想：也許對這個世代而言，他們是生活在一個一切都被安排好，保護好，沒有風險，沒有歧路，沒有驚喜，也因此活不出特別的滋味的世界裡。「厭世」作為一種逃避，其實是一種從一成不變的生活中奪回自己的努力。而在運動中不再退讓的決心（例如：面對催淚彈，不逃避而是拿水瓶裝起來，拿交通錐蓋住或是拿網球拍回擊），也許也來自這些同樣深層的無力感。反對逃犯條例、堅持獨立調查、為暴動定性氣憤難平，這些當然都重要；但行動的果決和堅持下去的決心會不會是來自這類，對一步步邁向歐威爾式操控社會的反省與行動？

六月二十一日那天我從金鐘離開之後，在筆記裡寫著：「（雖然和 612一樣）現場同樣是以年輕的學生為主，但四處或站或坐，可以看到三三兩兩的中年人，廁身期間。雖然也沒做什麼，但就是感覺到他們隨時會補上。一張海報沒貼好，附近的中年人就靠過去安靜的貼好，那樣地補上。」之後，也曾在媒體上看到中年人，老年人或聲淚俱下，或懊悔感嘆：過去我們什麼都沒做，今天的年輕人才需要承擔這些。這些感嘆除了直指中國與香港之間歷史上的協商契機之外，是不是也指生活的逐漸失去自主性呢？香港的青年運動領袖之一的岑敖暉在2019年六月七日曾經在臉書寫下：「逃犯條例不是關於甚麼，而是僅僅關於恐懼和自由」。在面對暴力的恐懼與失去自由的恐懼間，什麼時候我們開始覺得後者比前者更值得警惕？究竟如何走出一條路呢？

運動進行了超過七個月的時間了。「非常」早已成爲「日常」。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抗爭布條

在香港生活，我們都有意識地選擇了對運動的參與程度、知道如何尋找「黃店」來為每一項消費做出選擇，熟悉萬一被捕時要注意的事情和程序，行有餘力的時候可以用什麼方式互相支援等等。我發現自己愈來愈常看著大海，天空，樹木花草等等發呆：真好，這世界還是有人類不會改變的事。清洗道路的灑水車經過時，細小的水珠讓我覺得很真實。公車站對面的運動場，傳來中學生大聲互相加油的聲音時，也覺得好有活力好實在。然後，我會像一個盡職的人類學家一樣抽離，慢慢品嚐這些「日常」中的複雜滋味。一方面，很想跟世界說，作為一個抗爭的前緣，香港的生活其實還是有很安靜美好的一面；至少這個社會上還是有許許多多在自己的角色上努力盡責，讓人尊敬的人。另一方面又擔心在這些依然美好的日常細節中，忘了這是一個抗爭中的社會。我提醒自己不要忘記的方式，是選擇兩個讓自己非常不方便的做法：一是在每天的長途通勤中不再搭乘地鐵，另外一個是每天抱著一大包零錢，不再使用八達通卡。選擇這兩個目標，一方面是想要有意識地透過消費脫離「省時省錢」的思維；另一方面讓自己在無處不在的不方便中，記得自己身處於一個日常與非日常辯證的皺摺。

我不確定這麼做最終會走到哪裡，只覺得此刻必須這樣才安心。

這也是對未來取向的挑戰吧。在香港的標誌性樂隊達明一派的歌中，我最喜歡的一首是「十個救火的少年」。歌詞說：有十個少年出發去救火，後來有七個人因為不同的原因，中途回了頭。於是最後的三個少年再也沒有回來。我想當十個少年都不回頭時，日常與非日常應該會再次合而為一。晴空會再次就是晴空。

「原來人生是像一片薄如蟬翼的玻璃那麼脆弱。那麼美。」這幾個月來讀著香港的新聞，我常常這麼想。

參考資料

1. Giddens, Anthony and Christopher Pierson. 1998. Making Sense of Modernity: Conversations with Anthony Gidden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 Ulrich Beck.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Sage Publications.

3. Shum, Lester. 2019. 【逃犯條例其實不是關於甚麼】。https://www.facebook.com/825244965/posts/10158707267124966/?d=n。

4. 立場新聞。2019。破壞公物梗係唔啱。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7 %A0%B4%E5%A3%9E%E5%85%AC%E 7%89%A9%E6%A2%97%E4%BF%82%E 5%94%94%E5%95%B1/?fbclid=IwAR3Fw pcedZmgHdebc57WzmTw6i7KgOXxJ374_ pea5cmSTKMgpe153TOXGzc。

圖片：

vignatius.art | We’ve been through all these days.

KAL's cartoon | The world this week | The Economist

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