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洋的流動中連結新的知識島嶼
在海洋的流動中連結新的知識島嶼
蔡政良(國立史前文化博物館館長/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教授)
2024年的五月,我參與了一場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的博士論文研究計畫口試,並擔任該口試的召集人。我壓根兒也沒想到,進入人類學的學術生涯之後,會有機會進入一個滿場都是海洋科學家的學術場域。在口試前閱讀該博士論文研究計畫的時候,一方面嘗試從知識生產的脈絡來理解與評估,二方面也對於自然科學界在評估海洋資源管理時的認識論與方法論上收穫很多,同時思考人類學與海洋自然科學在面對人與海洋之間關係時的尺度上,可以如何相互適應與學習。
進一步回頭檢視我在獲得博士學位之後的研究議題,開始轉向海洋,其實並非真正的B面人生,反而比較像是同心圓向外擴散的結果。以既有的基礎作為軸心,我捲入了宛若不斷旋轉的人生,將關懷的觸角向外延伸,在這個島嶼上,終究無可避免地進入了海洋的世界。我其實是個戀舊又不太輕易改變習慣的人,常去的餐廳總是吃一樣的食物,是經常獲得店家問一句:「一樣嗎?」即可以安 穩等待吃飯的那一種人。獲得博士學位進入臺東大學任教後,我也定居在都蘭部落,也就是我的博士論文田野地。或許是不輕易改變的惰性,我自認我的人生已經無力再像過去一樣,在都蘭部落以外的地方建立新的田野關係。隨著在部落裡的日子一久,年紀漸長,也才發現,時間的淬鍊會讓人看到過去年輕時的限制,也碰觸到新的現象的可能性。關於時間與空間,都是動態的在變化當中。
當我與我的年齡階層級友們準備接手部落的公共事務時,我身不由己地、在上班以外的許多時間都被級友們吆喝到海邊集合找晚餐,為了避免被邊緣化,只好硬著頭皮跟著一起下海。也是因為這樣沒有預期的人生發展,開啟了外人以為的學術生涯B面人生。然而,對於我而言,或者應該是說,海海人生。
我開始從過去只在陸地上做研究,進一步地向大海游去,潛入海中,從參與觀察人類社會延伸到與海中生物互動。如果研究本身是在海洋中悠遊,那麼研究的成果便像是海中的流水,引領我連結了不同的知識島嶼。而這些島嶼,便成為了新的田野,開拓了實踐的場域。
一、從陸地游入海洋
前幾年剛開始身不由己地進入阿美族海洋文化與傳統生態知識相關領域的研究時,我曾經在《人類學視界》發表過一篇文章〈水底下的人類學?〉,探問阿美族水下打魚者的海洋傳統生態知識到底是甚麼?以及該知識從過去到當代如何被實踐與再現等問題。對於這些問題,若無法憋氣,克服恐懼潛入海底,我幾乎無法進入阿美族水下打魚者的關係網絡,也無法理解他們所理解的海中世界,更遑論能了解他們口中的魚是怎樣的魚。因此,我也開始將自己打磨成可以潛入海中的模樣,也才一步一步地開始理解 水下那些關於魚群、龍蝦、海膽、海鰻、章魚、花枝、軟絲、水母、海草、與珊瑚等各種生物的交會;也在流動的、視線清濁的、溫差變化的海水裡揣測這些變化到底是怎麼回事;也在各種海浪的個性中,找到與他們一起跳舞的節奏;甚至能夠感受到肉眼無可見,卻偶然可以聽見,姑且先稱之為靈的聲音,領會到某種超脫俗世可以解釋的經驗存在。
然而,就跟我過去在都蘭部落進行田野上的時空限制相同,有些事情,年紀不到,或者性別不對,就是不好參與。耐心等待時間的流沙,靜靜地、慢慢地將自己雕塑成適當的模樣,做適當的事情,才是在這裡生活的節奏。有些事情就是急不來,不要勉強。
我在中壯年的時候,從事幾乎可以被視為極限運動的自由潛水打魚,也經歷過幾次近乎危及生命的危險,其實就是在那個年齡階段,應該要做,也可以做的事情。因此,我在這個階段的學習成果,也就聚焦在現在被海洋科學家稱為亞潮帶的近岸海域,而且專注在可食性的海洋生物上面。然而,在陸地與亞潮帶之間,我基本上是跳過了潮間帶的部分,不論是生物也好,植物也罷,我都相當地不熟悉。在都蘭部落,潮間帶採集有集中在年紀較為資深的阿姨身上的趨勢,因此,這一部分是我目前相當欠缺的。此外,在亞潮帶待久了,總是會感受到年華老去,身體質量可能越來越無法負荷瞬息萬變的海裡狀況。不僅生理上無可逆轉的衰敗在不知不覺中來到,每當在岸邊看著前方一點小小的海浪,心理上的負擔也越來越重,總是會在心中喃喃自語:「等一下如果可以衝得出去,有辦法回得來嗎?上岸要從哪裡上岸呢?」擔憂久了,總會成真。因此,除了年紀漸長,可以開始回頭學習潮間帶的知識之外,也開始期待透過航行,穿越亞潮帶,往大洋的深水區而去,見證風、見證雨、見證星星、見證太陽、見證月亮、見證船隻畫過海平面留下的波紋,抵達另一座島嶼。
換句話說,時間到了,做該做的事情。當我從陸地進入到海洋初始,雖然是直接進入到亞潮帶,憋氣潛水到海底,在過程中摸索阿美族人水下獵人的海洋生態知識,但隨著年紀增長,不論是回頭理解潮間帶,或是往更大的遠洋區探索,都像是理所當然的安排,繼續向外向內探索海洋與人類之間的關係:包含人類如何與海洋互動而界定自身,或者透過人類自身來界定海洋。
過去幾年,我陸陸續續地將從陸地游向大海的過程與成果,化作學術性的期刊論文,或者是針對大眾書寫的網路文章,又或者是專書出版。令人意外的是,這些出版,彷彿海洋中的流水,有一股力量把我推向其他的知識領域,一旦接觸了,就如同漂流至一座新的島嶼,或者說知識島嶼,尤其是海洋生物學與海洋事務管理科學。
二、從人文學習自然科學
上文提到我在五月中參與的一場海洋事務研究所博士班的口試工作,該研究計畫主要在討論海洋保護區管理有效性的指標系統的行動研究方案。在海洋事務管理科學的領域中,海洋保護區的管理有效性,牽涉到生態資源、生態環境以及與其相關的社會系統的綜合評估與分析,強調科學化數據做為評估與分析之基礎,並作為管理方案的形成性評估與發展。當我在閱讀這份研究計畫的時候,首先發現到一個與人類學研究計畫或者民族誌很不同的地方是,海洋事務管理科學裏頭有相當多的簡稱或簡寫,有時甚至搞不太清楚這個簡稱的全稱到底為何?人類學的民族誌或論文書寫,似乎比較少見到以字母代表的概念簡稱 。例如,人類學裡面我倒是沒見過有人會把Clifford Geertz的Thick description,在文章裡直接用TD來表示。但是在那份博士論文研究計畫中,有許多的概念或描述都是簡稱,例如Managementefficiency就會變成ME。因此,在閱讀那篇研究計畫時,作為一個非該領域出身的學者,首先要克服的門檻竟然是各式各樣專有名詞的理解。
會開始走入海洋科學相關領域的學術或者實踐場合,其實跟我在2023年出版的一本書有關。這本書《第五道浪之後:阿美族水下獵人的海洋知識與傳統海域的保育與管理》(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出版)在出版前後,開始陸續有海洋科學領域的學者或實踐者找上門來。我受邀參與了設立於中央研究院永續科學中心的Future Earth Taipei的海洋知識行動網絡工作小組(Ocean KAN,Knowledge Action Network),這個工作小組有許多成員都是海洋科學家,強調海洋科學的研究,必須透過社會的網絡與行動組織起來,對海洋永續的發展進行海洋永續的社會倡議與實踐工作。我過去從來不知道有這樣的組織存在,加入之後,發現過去我進行的阿美族的海洋傳統生態知識研究工作裡難以解釋的現象──包含:面對當代大尺度的劇烈環境變遷議題,例如氣候變遷與洋流的研究;到小尺度的沿岸海域變化,例如海洋化學變化與海洋物理的近岸潮流──海洋科學都已經有許多相當寶貴的研究資料。這些研究成果,從大尺度到小尺度的變化如何互為影響,都很有機會為我稱為「奈米」尺度的人類學海洋研究範疇提供科學的解釋或者是相互參照之用。然而,要讀懂這些海洋科學的研究,對我而言,恐怕亦非易事。這就需要未來有更多與科學家合作與溝通的機會,面對共同的海洋環境問題,透過相互探問,在不同的議題採取不同的解方,堅強地 長期地走下去。
在海洋的議題上,傳統生態知識與現代西方科學知識要如何在知識論與方法論上進行合作,本來我也沒有任何頭緒,直到一群來自包含太平洋島嶼的原住民海洋生物學家在今年的三月底來到都蘭,與部落的水下獵人們進行一整天的工作坊之後,才逐漸有了較為清晰的面貌。這個工作坊的緣起,也跟全世界濱海地區原住民族遭遇到的海洋環境與生態變遷的局勢有著密切的關聯性。
三、在流動的海洋中面對變局
去年的三月份,我收到一個來自臉書的訊息,某位朋友傳來有位人在法國、跟海洋環境研究有關的學者會來台灣的東部,希望能找跟這個議題感興趣的人討論的消息。沒幾天後,我駕著我的「白馬」來到部落中這位學者的旅店與他碰面、喝啤酒。原來他叫Linwood,是個關注海洋議題的經濟學家,有個中文名字叫潘林木,喜歡衝浪,所以這次也趁著在台北與中研院學者開海洋相關議題會議的機會,來到都蘭。
當晚,我們相談甚歡。我提及自2020年開始,都蘭部落也在傳統領袖和幾位耆老顧問的發動下,意識到附近海域的阿美族海洋食物資源,在過去十數年來,有急速崩壞的危機。因此,都蘭部落透過內部的不斷討論,以都蘭部落的傳統海洋生態知識為基礎,初步發展出一套海洋保護區的管理規範,希望向主管機關提出劃設,並將之法制化。當然,若今日都蘭部落已有自治權的話,根本不需要向主管機關劃設,自己就可以來做。只是現在實在是沒辦法,即便2016年開始,當時年齡組織中的策動組拉中橋就已經對部落內部下達禁止夜間獵捕鸚哥魚的命令,也不斷地向族人宣導在海膽成熟的時期之後再予以採捕的道德勸說。這些措施都無法規範採用流刺網漁法的 漁船,以及來自外地的獵/採捕者。
其實,都蘭部落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也不知道會可能成為台灣第一個自主提出海洋保護區規劃的部落,連Linwood都認為這將會是一個里程碑。當下他就提議,由他來主導邀請太平洋地區的原住民海洋科學家,以及相關的社會與文化實踐者,來都蘭部落跟族人辦一個工作坊,討論看看未來是否有機會有更多的連結與合作。
我在都蘭部落每個月的行政會議上報告這個構想,獲得部落Kakita’an(傳統領袖)的同意。我開始跟Linwood合作寫計畫書,Linwood向Future Earth申請預算,然後跟來自庫克群島與紐西蘭的毛利人、大溪地人、還有我,開了數次的線上籌備會議,確認工作坊的主題,也確認了部落內部參與的族人(從資深到最年輕一代的水下獵人)。我也帶領我在大學部開設海洋人類學的學生參與,主要是以觀察學習的方式進行。
這個工作坊,最後在3月29日的晚上拉開序幕,3月30日有一整天在Pacifaran(都蘭鼻)的海祭屋裡進行儀式與討論會。歡迎儀式由目前部落的策動組拉監察策動,召集了部落內部的青年男女,一早在Pacifaran完成歡迎儀式後。由部落目前的青年水下獵人,帶著來自太平洋的遠親來探望海。接著是三個場次的討論會。
討論會的焦點問題分別有:大家是如何在各自的部落或領域管理海岸與海域生態系統?如何使原住民族管理自己的海岸與海域可以獲得內部與外部的支持?在嘗試與實施管理海域的過程中,要如何與外來者(移民還有殖民政權)溝通?在海岸與海域管理上,西方科學知識可以如何與原住民族知識與決策體系合作?
三個場次熱烈的討論,我們喝著啤酒,嚼著檳榔,沒有時間到的鈴聲,只有按照島嶼時間的默契,在徐徐海風中,不斷地交換經驗與知識,向彼此學習。其中,關於原住民族的傳統生態知識要如何與西方的科學知識來合作這一題,來自庫克群島的海洋生物學家Teina Rongo博士認為,不論是原住民族知識或者西方科學知識,都可以將之視為面對解決問題時不同的工具,不同的工具有處理不同問題的能力。就像榔頭,是拿來敲釘子的工具,十字起子則是拿來鎖螺絲的工具,當要敲釘子的時候,我們並不會使用螺絲起子;同理,也不會拿榔頭來鎖螺絲。因此,我們需要先指認問題是什麼,學會使用不同的工具,才能用適當的解方來面對問題。
這個見解,更進一步確認了我在未來需要學習的方向。我一直深信,作為知識生產者,我們需要面對的是現實人類社會所遭遇到的問題,並且投入在實踐當中。這也是我當年決定念人類學的其中一個動力。因此,我的知識生產,從陸地轉向海洋之後,也從實踐的角度,進一步隨著海流連結到不同的知識領域,如同抵達不同的島嶼,要如何與不同島嶼的人們持續性地合作,將會成為未來我的海海人生中相當重要的想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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