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動與「移動的人群」間感受生活與生存

劉堉珊／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副教授

全文下載

從倪匡‧外星人‧考古‧到流亡藏人的國族敍事與身分認同

我從大學就開始念人類學了。進入大學前，因國、高中時期沈迷倪匡小說，原本立志要成為一個精通多種語言、擁有多文化知識、到處行走的人。準備入學推甄時，在學校圖書館翻閱了馬雅金字塔的書籍，當時的我，心心念念要證明馬雅文化是由外星人所建立的（還記得面試時，其中一位老師告訴我，去馬雅考古是可行的，但要證明是由外星人建立的，可能不是那麼容易…）。就讀人類學系期間，想當然耳我選擇了考古田野。然而，兩週考古田野只跟泥土為伍的「規律」生活，讓我開始發現，與「人」互動及對話的田野過程，好像比較有趣。於是，在大學畢業後，我從考古轉向文化。研究所階段所展開的論文主題，是關於印度流亡藏人國族敘事與身分認同的研究。

脫去「國家」框架，重新思考無國籍者的越界移動

博士論文田野期間，我總是會在田野地遇到自其他國家返回印度過節的年輕藏人，也時常在談話間聽聞年輕世代想要離開印度、到其他國家的想望。還記得每次聽到這樣的談話，我總會很自然地把這個現象類比於常在台灣社會看到的，「想要移居美國」、追求某種更「高階」與「高等」生活環境的人們。有一次，在與幾個藏人青年的談話中，我忍不住詢問，為何這麼多年輕人想盡辦法要離開印度、移居國外（“foreign country”）？印度不好嗎？是為了要成為「美國人」、「加拿大人」或「澳洲人」嗎？沒想到，這個問題卻換來了大家有些激動的回應。其中一位藏人青年馬上表示：「你們這些有國家的人是無法了解的，我們不像你們生下來就有國家、有護照，有屬於自己的地方」。另一位年紀稍長的藏人則是先糾正了我關於“foreign country”的說法，他向我解釋，對藏人而言，當今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是所謂的「異國」（foreign countries），即使是他們出生、長大的印度。他表示，他們在這裡不是公民，印度也不是他們的國家，藏人唯一認可屬於的國家是圖博（Tibet），但現在已被它國佔領。因此，藏人不論是繼續居住在印度，或移動到其他國家，都只是在眾多不屬於自己的國家中，「選擇」一個可以安頓身分、讓自己與下一代擁有比較好生活的地方。

這段談話點出了藏人難民在印度的身分與生活狀態，以及多年來，藏人即使陸續從南亞移動到其他國家、取得其他國家的公民身分，他們對生來即失落的國家（圖博），以及作為一個永遠「沒有國家的人」的身分認知。我在當時的田野中，才逐漸發現，原來出生在印度的藏人，無法成為印度的公民。換句話說，他們出生就是不在任何國家分類中的無國籍者，印度政府則是直接將他們歸類於「外國人」（沒有國籍身分的「外國人」）。也因此，一般的藏人要進行跨國移動，是非常困難的。他們所持有的旅行文件，是印度政府核發的Identity Certificate（見圖1），這個有著不同於一般護照名稱的證件，不但非常難申請簽證，也會在他們移動時遭遇質疑。少數能夠在國際間移動的藏人（如，學生、僧侶、流亡政府的公務員等），在進出他國的邊境檢查哨時，常會被攔下來，他們總是要不斷解釋自己是誰、為什麼沒有國籍、為什麼持有這個不同於多數一般人的身分證件。

上述原本只是茶餘飯後的閒聊，在當時如同當頭棒喝，讓我驚覺自己應該脫下「國家」的框架，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理解出生即無國籍者，對於生活「國家」的選擇以及公民身分的追求。我在完成博士論文後，因而開始關注藏人生活在印度的身分際遇，以及那些努力達成跨國移動、追求生存「身分」的人們。這段談話也在這幾年來，時時刻刻提醒著我，不要太快從「國家」的角度，去評斷跨境移動者的對與錯、好與壞。

從村落、單點式的田野到「移動」的田野：藏人難民的跨國遷移

我在完成博士論文回到台灣後，從博士後的客家研究，到進入暨大東南亞學系，研究主題也不斷變化。除了正在拓展中的東南亞客家／華人及族群研究，也終於在畢業後的幾年間，開啟了我博士論文研究的延伸議題：自印度遷移至歐洲法國的藏人難民。如同前述，這是一個我在博士論文階段就逐漸累積興趣、非常想更深入理解的現象。雖如此，我對於自己的觀察，以及這個議題是否具有意義、值得論述，在一開始其實相當不確定。尤其，當時的研究中甚少（幾乎沒有）與此現象相關的討論，也讓我好幾次自我懷疑這個主題是否具有可行性。我想，對於一個剛完成博士論文、開始需要獨當一面拓展新的研究議題的研究者，或許不少人都曾經歷過這個階段。不同於研究所時，有指導老師可以給予建議，或是協助釐清在材料中迷失、混亂的書寫方向，畢業後則是進入了必須自己發掘議題、評估可行性的過程。再者，要開啟一個新的田野調查，對於畢業後還在尋找工作、或才開始新工作的研究者，有限的時間與經費也是相當大的挑戰。

2016年的夏天，我趁著工作轉換的空擋，去了北歐參加研討會，也藉著這個機會，規劃了一趟法國之旅。除了拜訪博士論文田野時的友人（這位朋友在我撰寫博士論文期間移居法國巴黎，也在後來成為我藏人跨國遷移研究的重要報導人之一），主要是希望用「先行性田野」的心態，實地評估一下藏人跨國移動的議題，是否具有可深入探究的意義。然而，這個只有短短幾週的行程，到最後其實充滿挫折。我逐漸發現，這個議題所牽涉到的相關對象，與過去博士論文的田野相當不同：他們不是聚居在相對明確的聚落或社區中，而是散居在城市的各處、甚至外圍與周邊地帶；再加上，不少人忙碌於工作，因此要認識、相約見面，甚至「參與」他們的生活，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此之外，我的時間也非常有限，我必須在僅有的時間內，「掌握一些什麼」，「確認」該研究議題的可行性。不同於過去博士論文的田野時，我有好幾個月到一年（以上）的時間，可以在逐漸適應與調整的生活步調中，從瑣瑣碎碎的觀察、學習與參與，一點一滴累積對周遭事物與人群的理解。

當那一趟法國的旅程開始倒數即將結束之時，我每天都在焦慮為什麼毫無進展。不但當時拜訪的幾位藏人朋友，無法理解為何我對他們來到法國的生活有興趣（對他們而言，在藏人聚落研究文化傳承與宗教相關的議題，似乎更有意義），我也開始質疑自己，藏人跨國遷移的議題是否與一般的移民研究沒有太大差異，只是在族群與文化的身分上不同罷了。挫折與焦慮不斷累積，我到後來只好告訴自己，這一趟旅程的目的只是參加研討會，研討會已經結束，多出來的巴黎之行，只是作為新工作開始前讓自己放空、休息的階段而已。於是我決定放棄「尋找什麼」，而是好好度假，沒有目的地享受與朋友一家的日常生活。

誰知，就在離開前的一頓晚餐中，我終於看到了除了放空之外、此行的另一個意義。拜訪的藏人朋友在那頓晚餐時，忽然談起自己與伴侶來到巴黎的詳細過程，包括家中父母的態度，以及初到巴黎時，兩人語言不通、如何摸索適應、如何排隊註冊難民庇護的申請過程，還有兩人如何與其他新認識的藏人朋友，探索這個城市以及這個國家的心路歷程。這段延續到半夜的談話，讓我忽然發現，出生即為難民的藏人第二代，在這個新的移居社會，才第一次經歷到，如何把自己作為難民的身分安放到國家的體制中。這些在印度出生、成長的藏人難民，第一次踏上的跨國移動之旅，以及進入法國社會後，開始學習、認知的，作為藏人與難民的身分意義，對這一代的年輕藏人而言，是一個既普遍又特別的生命歷程。好像每個人都在談論，每個人都有認識的人正在經歷這樣的移動與身分安置，但每個人的故事又都不同。這個長程移動的過程，不只充滿變數與未知，也不斷碰撞著每個行動者對自我身分的重新認識。

我認為這樣的移動故事是有意義的。這些經歷不但衝撞著我對移動與身分框架的想像，也讓我意識到，新一代藏人難民正在發展的故事，它們既獨特又普遍。不論是在法國或其他移居的國家，這些在新的社會中逐步安置自我身分與生活細節的過程，也正在形塑著當代藏人對自我認知、流離的敘事。雖然已經要離開了，但總算是在這次晚餐的談話中，讓我看到了追尋這些故事的意義，以及展開這個主題研究的可能性。我也在回到台灣後不久，將這個想法轉化成研究計畫，開啟了2018-2022針對法國藏人難民的田野調查。

在東南亞學系與印尼結緣

進入暨大東南亞學系後，發展「東南亞研究」成為某種無法迴避的義務。展開一個全新的田野令人期待，但要從哪裡開始？我完全沒有頭緒。事實證明，很多時候，我們會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機緣下，開始認識一個地方、開始對某些區域與議題產生連結與興趣。

在大學志工服務的計畫中認識亞齊

2019年的夏天，我因為協助同學申請教育部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作為他們到印尼亞齊完全中學Sekolah Sukma Bangsa進行語言（中文）教學與文化交流的指導老師，因而有機會拜訪亞齊。對於只去過一次中爪哇的我，這是一個全新的體驗。當時的自己，只知道班達亞齊居住著一些華人，以及亞齊曾經有數十年間處於與印尼雅加達政府的衝突、曾經在2004年底經歷過非常嚴重的海嘯。

這一趟旅行，雖然只有短短兩週，但是在與該校多位老師的談話中（以及跟隨著他們拜訪周邊歷史古蹟的過程中），我初步認識了印尼（以及亞齊）學校教育的制度與課程架構，也聽到了他們在自由亞齊運動抗爭期間的生活、海嘯帶來的影響。當然，也從這些多數都在亞齊土生土長的教職員身上，了解了亞齊學生們畢業後的大學選擇，以及在亞齊居住的不同族群。拜訪期間因正逢宰牲節（EI’d Al-Adaha），我不但走訪了宰牲節前亞齊特有的‘meugang’肉市集，也有機會一睹宰牲儀式（Qurban）（不過，宰牲儀式視覺與嗅覺的震撼實在太深刻，讓我有好幾個月的時間，都無法吃下任何牛肉與羊肉料理……）。當時陪同我的兩位學校職員，一位來自中爪哇的Tegal，另一位則來自蘇門答臘的Padang，兩人都非亞齊人，也因而與我分享了許多她們眼中亞齊與印尼其他省份的差異。

第一次的亞齊之旅，我並沒有帶著太多的想法，完全是在輕鬆、隨意的心情下完成。當時只是想著，或許這是一個可以發展新的田野的起點，但總覺得，可以等2020年再好好思索與規劃。誰知，COVID-19的疫情在2020年迅速蔓延全球，接下來三年多的時間，多數的我們，都無法（也不敢）進行跨國移動。直到2023年，我才再度因為學海築夢的志工計畫，有了第二次亞齊之行。

「為什麼會來亞齊？你們不怕『山軍』嗎？」

經歷了三年多疫情的影響，我在2023年暑假，才終於又有了拜訪亞齊的機會。這一次的旅程，除了再度作為同學志工服務的指導老師，我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對在此可能展開的田野，進行評估。非常幸運的是，在幾個華人朋友的協助下，我在班達亞齊的短短幾天，每天都有滿滿的行程。他們帶我拜訪了當地的華人廟宇以及客屬基金會，大家除了熱情好客，也總是非常好奇為什麼台灣的學生與老師會到這麼遠的地方來，甚至到華人並不多的亞齊學校進行志工服務。其中，也有長輩直接提出，你們知道這裡有「山軍」（許多華人對過去自由亞齊運動的游擊隊的稱呼）嗎？同學都不怕嗎？這一趟的亞齊之旅，讓我有更多的時間與機會，從幾個華人朋友的角度，好好瞭解班達亞齊。除此，也因為此行同學們的志工服務，包含了合作學校在亞齊三個城市的分校，我因而有機會走訪了不同城市，從各分校教職員們的視角與參與同學的經驗中，感受它們不同的特色、特產與景觀。

這是一個還在發展中的田野，會長成什麼模樣，會擴展出什麼樣的人際連結，都還是未知數。然而，兩趟的亞齊之行，讓我有機會從好幾個非常不同的角度與經驗，慢慢認識這個地方以及生活在這裡的人們。發展一個新的田野並不容易，當過去的田野逐漸變成自己的一部分，成為可以順手捻來，自然、會心地「理解」些什麼的狀態，新的田野總是帶著還在摸索中的距離感，很多事情在非常用力、努力的詢問與探知後，仍會有種只看到了表面的無力感。除此，當工作的時間被學期切割，能夠進行田野的時間也變得有限，要如何在短暫的行程中，獲得最多的收穫，變成現在田野最令人焦慮的事情。然而，我仍然認為，很多時候，從一個沒有目的（不刻意找尋什麼、也不預設任何進度）的心情作為開始，才能讓自己張開所有的觸角，接收所有可能紛雜的資訊，好好認識每一個遇到的人。然後，在這個可能很慢、需要透過多次到訪逐步累積的過程中，建立自己與這個地方的人、事、物互動的模式與熟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