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應貴教授的布農族研究與台灣人類學發展
本文出自 2023 年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年會論壇,論壇籌組人為黃郁茜博士(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
時間:2023 年 9 月 23 日
地點: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主持人:
- 陳文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兼任副研究員
與談人(依發言序):
- 施淳益/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
- 王梅霞/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 洪廣冀/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 莊雅仲/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 鄭瑋寧/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陳文德:我們今天總共有分兩個題目,兩個場次。第一個場次「布農族研究對台灣原住民研究的影響與意義」,有兩位與談人,一位是現在在清大歷史所教書的施淳益 ,一位是臺大人類學系的王梅;他們分別談布農族研究跟臺灣原住民研究。第二個場次「黃應貴教授與台灣人類學理論的發展」有三位與談人,依順序,第一位是洪廣冀,他在臺大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書;第二位是莊雅仲,他在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書;第三位是中研院民族所同仁鄭瑋寧。他們要談的內容比較廣,主要是談黃應貴先生的研究跟整個臺灣人類學的一些關係,尤其是他從2010年開始推動的「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這一個龐大的工程。這項計劃總共有十個主題,遺憾地黃先生在去(2022)年過世,留下的第九個主題的文章,後來由林開世負責主編,這本書也就是明天新書發表會中的《性別、主體性、與重構生命世界》(2023)。
我大概談一下黃應貴先生的研究,綜合他整個學術發展的旅程,也作為等一下兩個主題的一些背景的參考。黃先生從1974年開始進行他的東埔布農族研究,關注的是經濟的適應與變遷,所以他一開始是從經濟這個角度著手。而他在1988年完成在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論文,則是關於東埔布農人的宗教改宗。在這一段長期時間,他基本上是著重在社會文化人類學四個重要分支,也就是政治、經濟、親屬、宗教,探討之間的關聯性。我認為這種研究方式的代表作,是〈臺灣土著社會的兩種社會類型及其意義〉(1985)這篇文章。在這裡,他雖然看起來跟Marshall Sahlins的研究有關,但是他是在處理這四個領域之間的關聯性,並且帶出了他在結論提到的,「什麼是社會體系?」這是他一直念茲在茲的問題。也就是說,「社會的性質是什麼?」之後,尤其是在1990年代初期,因為布農族人觀的研究,讓他注意到文化分類的重要性。所以從1993到2004年,他聚集人類學、歷史學、 考古學、人類學等領域的學者,先後探討人觀、空間、時間以及物,並且主編出版四本論文集:《人觀、意義與社會》(1993)、《空間、力與社會》(1995)、《時間、歷史與記憶》(1999)以及《物與物質文化》(2004)。原先在他的構想中,還包括因果、自然這些範疇的討論。
2011年,黃先生從民族所退休,到清大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任教,並且開始進行了一系列探討新自由主義影響的研究。引發他嚴肅思考這個問題,是來自他從事《臺東縣史‧布農族篇》(2001)的研究,給他帶來蠻重大的啓發。除了「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叢書,他在2012、2013、2014連續三年出版了三篇相關的文章:第一篇〈新自由主義下的原住民社會與文化〉(2012),探討在新自由主義下,怎麼去理解臺灣原住民社會;第二篇〈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臺灣的課題〉(2013),思索臺灣因新自由主義化進入新的時代,要如何面對與找出出路;第三篇〈臺灣人類學的未來?新世紀的省思〉(2014),則指出在新自由主義化趨勢下,臺灣的人類學如何面對與處理新的問題與課題,並且做出可能的貢獻。我們可以看到,這三篇文章分別針對臺灣原住民、臺灣社會,以及臺灣人類學的討論。
我就先做這樣一個簡介。接下來就請淳益跟我們分享他在清大跟黃先生接觸的一些經驗跟心得。每位報告是15分鐘,請把握時間,謝謝!
施淳益:感謝(郁茜)學姐的邀請,讓我有機會來這裡分享黃老師在清大的一些片段,黃老師著作眾多,在眾多著作中《 「文明」之路》(2012)無疑是最為重要的一本,下面僅就《「文明」之路》對清大學生的影響,做一些分享。
會認識老師是因為在清大學士班擔任老師多年助教,作為一個歷史所的學生,其實在以前接觸老師研究成果的機會並不多。一直要到2012年,當時應貴老師自中研院退休,沒多久就應清大人社院學士班蔡英俊老師的邀請,前往清華任教。當時有許多學校爭相邀請黃老師前往,最終黃老師選擇來到清大人社院學士班,主要是因為學士班標榜「不分科」、「跨領域」的教學理念,與老師的理念不謀而合。同時,當時老師剛完成《「文明」之路》的出版,也想將《「文明」之路》的成果推展到大學生的教學上。研究生已經經過學科的選擇,而大學生相對起來,比較沒有分科上的包袱。而《「文明」之路》出版後,接續推展的「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論壇,也希望能吸引一些大學生參與;就老師的立場來說,自己是屬於上一個世代的人,新的時代,需要新的學術,既然是新的學術,就需要年輕的世代參與。
當時清大學士班正因其不分科、跨領域的教學領域不容易得到以建立分科為主要原則的系所認同,在這個時候黃老師加入學士班,自然使學士班的老師欣喜不已,馬上邀請老師到大一新生的必修課「台灣啟航」上做專題演講。「台灣啟航」是清大學士班的一個特色課程,課程設計上由授課老師邀請各個領域的老師到課堂進行一個半小時的演講,而後開放給學生提問,並與授課老師進行對話,目的在於介紹各個學科的特色,以供大一新生日後選擇學程、培養興趣之用。黃老師來的第一堂課,就是介紹《「文明」之路》,並要求大一新生們在讀完《「文明」之路》 後,寫下摘要進行課堂討論,這對剛進大學的大一新生來說真是震撼教育。《「文明」之路》是黃老師集生涯結晶的代表作,大一新生自然理解有限。我想黃老師這段期間應該是比較寂寞的,他日後曾說,剛來清大的半年,幾乎沒有學生來找過他。學士班大學生真正開始認識黃老師與《「文明」之路》,是在第二學期開設的「社會科學導論」。
「社會科學導論」是清大學士班大三的必修課,也是當時黃老師在清大大學部開的第一門課。開課目的在於介紹各個人文社會學科的核心概念,及其在整體人社學科中的位置。每週主題分別為「啟蒙運動與社會科學的誕生」、「社會科學的分化」、「政治與權力」、「現代民族國家」、「經濟」、「社會」、「文化」、「宗教」、「歷史」、「時間及記憶與歷史」、「空間」、「物與物質性」、「個體與人觀」、「情感與潛意識與主體性」、「意象與想像」等。整堂課程大概可以分成四個階段:一、啟蒙運動打下的理性思考基礎,促成現代意義社會科學的興起。二、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展產生各種新的議題與困境,學術因而在科學精神下,建立各種分科來解決各種新問題。三、然而原來的分科無法應付二十世紀後期的新發展,需要導入基本分類的概念,來重新討論各分科的可能與限制。四、基本分類外,是否還有其他新的概念,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新時代?
於是,這堂課的期末考題目就分別為:一、西方的啟蒙運動對於社會科學的形成與發展有什麼樣的影響?二、試論社會科學主要學科的核心概念的發展與限制,及其反應的時代問題?如何解決其限制?三、基本分類概念的引入與本體論的轉向對於上一題所討論的核心概念可有何衝擊,或創造出怎樣的新面貌?四、面對新時代的新發展,使個人從從既有的社會組織、社會規範、及文化價值中解放出來,並使個體與自我得以發揮到極點,是以,如何透人本身的新理解為切入點,來尋求社會科學知識上的突破,便成了新的發展趨勢,試說明之。這四個題目都非常大,且必須認真嘗試整合過往三年所習得的各項人文社會科學知識,並透過知識探尋的過程,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被學生戲稱為「人社學士班畢業考」。而黃老師通常也會將回答最好的學生,找來談談,並贈與一套《「文明」之路》以示鼓勵,因而學生間都戲稱這是「應貴賞」。
由於社會科學導論內容相當龐雜,學生一開始不容易掌握到重點,往往跟得相當吃力。為了幫助理解課堂內容,黃老師一開始使用的輔助教材是他以前所寫的《反景入深林》(2008)。然而《反景入深林》是《「文明」之路》之前的作品,黃老師有許多概念在《「文明」之路》後有不少改變,因此他授課時的內容加入了許多《「文明」之路》的新發展,尤其《「文明」之路》第三卷〈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的地方社會〉,更常在課堂提及。老師在「社科導」的課上還有個特色,同樣的例子,在不一樣的主題,會有不一樣的定位。比方說《「文明」之路》提到東埔入口處警局變為便利商店的例子,在民族國家主題時,會被當作民族國家控制的例子,在經濟主題時,則為進入新自由主義的象徵。而第三卷中的興農超市與家樂福的競逐,在經濟主題會被放入市場經濟與新自由主義發展的脈絡解釋,而在空間主題,則被作為區域的解構與再建構的說明。黃老師對布農族人hanitu的解釋,在人觀單元作為現代性個人 主義外的另一個例子,在歷史單元及民族國家單元,則作為布農族在不同時代脈絡下,展現的不同社會面貌的解釋。因此,「社會科學導論」名義上雖然是介紹各個人文社會學科間的差異,實際上介紹的是黃老師在《「文明」之路》完成之後的想法上的新發展,以及對知識的新定位。甚至,這門課每年都會隨著老師關注的焦點不同,而有不一樣的新定位,這也使得「社會科學導論」具有凸顯時代的意義。
做為助教,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318學運期間,幾乎大部分的同學都前進立法院前了,老師仍在清大上課。剛好在318前後,課程進行到民族國家與經濟等題目,於是,國家與市場經濟,就變成那幾個禮拜上課同學很關心、熱烈討論的主題。而黃老師則以布農族適應市場經濟的過程與頓挫,說明自由市場最後很可能會造成貧富差距越來越大,318所針對的服貿會引起廣大的爭議,正是在新自由主義之下,群眾對於市場經濟可能造成的貧富差距感到疑惑與害怕,才能吸引這麼多人參與,運動未來的走向,應當是在理解當代已經進入新自由主義的前提下,思考資本主義之外的其他可能,才有可能創造出新時代的新可能。黃老師的意見顯然與當時運動主流不同,但也讓大學生於課堂上產生了強烈的臨場感,吸引更多人願意投入如何理解當代的道路上。
當時一個具體的例子是魏明毅的《靜寂工人》(2016)。在318期間由於耗時甚久,許多參與運動的大學生都感到精神疲乏,學士班瞭解到這個狀況後,刻意邀請具備心理諮商師資格的魏明毅老師,來系上做心理諮商。魏老師當時就提到,會暫停心理諮商的事務,跑來念人類學研究所,最主要的 原因是他發現心理諮商永遠諮商不完,似乎越來越多人有這方面的需求,讓她想探尋問題的本源。其中,黃應貴老師在《「文明」之路》中提到牧師在面對自殺潮時,沈痛的問「存在的意義是什麼?」深深地觸動了她,也讓她嘗試寫了《靜寂工人》一書,將《「文明」之路》第三卷中對新自由主義的分析,作為其解釋基隆工人現狀的核心。並鼓勵參與運動的同學,有機會能讀黃老師《「文明」之路》,相信能幫自己在運動中所遇到的各種困局,找到合適的脈絡與出口。
不過,黃老師自己並不是滿足於原地踏步的人。「社會科學導論」雖然一開始是從《反景入深林》、基礎分類概念、《「文明」之路》出發,但隨著「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論壇的推展,每年黃老師的課程內容也或多或少有些修改。譬如一開始時,正逢多元成家法案推動之時,除了「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論壇外,社科導、日劇與人類學等課程,都會特別強調從核心家庭到多元家庭的演變是如何反應現代社會在新自由主義衝擊下,所出現的各種新型態的家庭。同時,也呼應了此時參與318的大學生所經歷的各種家庭革命過程。而論壇主題進行至新興宗教時,則遇到了捷運隨機殺人案的發生;怎麼解釋這個過去台灣未曾出現的犯罪型態,以及背後所呈現的多重人觀,就成為當時課堂上的核心關懷。
雖然這些課題都呼應了當時的各種時事與時代需求,但實際上並未達到黃老師自己的要求。黃老師期盼的,是如何在解構了各個學科後,可以用一種新的分類方式,把已經被解構的各學科,重新分類起來。這就涉及了本體論的轉向。這個轉變,一直要到黃老師因心臟問題 開刀,意外到另一個世界出了一趟田野後,才得到一個讓老師覺得滿意的解答,即從本體論的轉向上。用老師自己的話來說,這是要「超越現代性知識中理性或科學相對於宗教經驗或非理性對立的基本假設,這種本體論的挑戰,比起其他本體論的轉向更易跳脫現代性知識背後西方知識傳統思維的限制。」可想而知,這對後期修習「社會科學導論」的同學來說,無疑增加了更高的新難度。但從新興宗教單元開始,黃老師這種建立在《「文明」之路》的基礎上,統整各個學科,想建立一套新的理解脈絡的企圖心,無疑對身處知識碎片化當下的學生來說,具備相當的吸引力,並且提供了一套解釋知識的框架,也因此不少學生私下會開玩笑地稱呼黃老師為「教主」。幸運的是,老師一直不輕易完稿的「社會科學導論」課堂講義,最後以老師滿意的方式,於去年以《解鎖新「識」界》(2022)的書名出版,對於理解老師晚年學術工作來說,相信將是很重要的里程碑。
最後,請讓我以一些私人的回憶,為本次的報告做一個簡單的總結。2018年十月,當時應貴老師因心臟問題開刀沒多久,黃老師找我到他南港家中談論文進度,以及交辦清大的一些庶務。當時老師剛開完刀,身體很虛弱,說他回家休養後,一切生活技能都需要重新學習,就回想到童年時,曾遇過一場大雨,家中淹起大水,當時家中沒人,還是小朋友的他一個人在門口看著水勢慢慢漲上來,著急的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又後來,有一次帶領學生去爬山時,親眼目睹整座山因風雨而走山的情形。講完這兩段往事,老師總結道,或許他對現代化論的質疑是從童年就開始,從他的經驗來看,「人定勝天」只是現代化論下的神話,人很難與大自然抗衡,這種對現代化論的反思態度,也深深影響日後老師的研究。而大學時代閱讀小說,如《戰爭與和平》的經驗,也讓他對當時現代化論籠罩下,「人定勝天」的時代氛圍,有了根本的懷疑。這種急切想瞭解時代氛圍的的動力,也成為老師日後研究的一個特色。
幾年後,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禮拜一晚上七點多,與黃應貴老師通了一通電話,原來的目的是跟老師報告日劇課程及清大一些業務,想請教老師的意見。講完課程的部分後,老師突然用很開心的口氣說「日劇課我個人蠻喜歡的,有許多可以自由發揮的空間,是來清大以後我做的嘗試之一。」那天在電話中跟老師聊了許多,一如平常與老師在研究室請益的模樣,分享許多他對文本、教材,乃至於日常生活的看法。記得當天還講了正在進行的世界盃足球賽,再從日本在世界盃的驚奇表現說到他最近看了一部自村上春樹小說改編的電影〈在車上〉,覺得這部電影改編的真好。本來電影跟足球(乃至於小說、學科分類)一樣,是源自西方資本社會的產物,而日本在接受這些媒介的過程中,又融合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反過來挑戰了西方社會對文化的看法。當時老師第二次出院不久,聽他講了這麼多,擔心他可能身體會有點吃不消,忍不住說:「老師你應該在這段期間好好照顧好自己身體,同學們都還在等你回來上課。」黃老師聽了一如往常的笑笑說:「不會啦,哪裡辛苦?我一直都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做喜歡做的事情不會辛苦。」
沒想到這就是與老師的最後一通電話,本來習以為常的對話,再也不是那麼理所當然。而老師最後的談話,也竟似對自己一生工作做了 總結。
在老師從中研院來到清華後,我很幸運地擔任他的課堂助教,從「社會科學導論」到「小說與人類學」,再從「經典閱讀」到「日劇」,有機會近距離看老師如何尋求自我突破。在課堂上,老師總以他寬廣遼闊的視野,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找到合適的定位,而又反饋自身所關注的研究上,挑戰自己原來的論點,不斷地尋求新的可能。如同在清大所開的最後一門日劇課一般,老師重視日劇始於撰寫《「文明」之路》時所遇到的困境,而從家人所提供的日劇〈電車男〉中,找到理解新世紀的突破點。與其他課程的設計不同,日劇課有極大的比重,在於當代家庭的解構與重構上,透過日劇展示了各種家庭關係與型態的可能,而後從中尋找對「家」的新定義。除了體現了老師一貫對自己知識突破的追求外,更看到老師作為父親,尋求與自己親人關係的那一面,隱隱約約展現出平常不易在課堂上顯露的溫情,時常與學生分享欣賞的小說、日劇,甚至動漫,常讓人忘記他已經七十幾歲了。於是在清華的最後幾年,一有新海誠(老師最欣賞的動漫作者)新作上映,助教與學生們往往會簇擁著老師一同去電影院觀賞,然後在咖啡廳中分享著他的觀後感給同學們。譬如在看完〈天氣之子〉後,分享亞馬遜的民族誌,又提到〈天氣之子〉中,更長遠的時間觀:相對於自然,人的生命顯得實在太短暫,正因為太短暫,一旦自然氣候進入一個新的轉變,就會不知所措,以為這樣的變化是「不正常」。實際上相對自然界的長期歷史來看,人類歷史內所能經驗到的氣候只佔一小部分,相比之下,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變遷根本不足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