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聽野史： 與宋文薰先生的閒談

系館搬遷至水源校區後，五樓眺望林口臺地的方位，在傍晚六點多可見到夕陽餘暉。在走廊上，遇見宋先生拿著清空的紙箱放置在外，我協助他堆疊箱子，並告訴他窗口可見到夕陽，宋先生隨我至走廊盡頭的窗口望了一會夕陽，告誡我不可目視陽光太久。詢問他，研究室清理得如何了，宋先生遂邀我入內參觀。

老舊鐵櫃上擺放著一盒《綠的海平線》DVD，好奇詢問可否借看，宋先生慷慨允諾，順口聊起關於這群少年工的故事，得知該片導演曾因拍片來採訪他。最近還有一位日本導演前來拜訪，拍攝他講述尾崎秀真遺留在臺灣的古董。於是，故事從尾崎秀真談起。

宋先生娓娓道出尾崎秀真當年在臺灣如何四處搜集古董，在圓山以五分錢的牛奶糖換取兒童挖出的陶器，蒐羅原住民文物，還談起尾崎那名因為擔任俄國間諜而被處死的兒子。日後生活不濟時，尾崎曾賣給臺大文學院一批古董文物，後來成為人類系系藏標本。

其間，曾先生前來研究室一探，宋師母打來電話交待回家吃飯。雖然宋先生講述尾崎秀真的過程屢被打斷，他總是很快又回到正題。

談論尾崎秀真的同時，還出現多名同時代人物，包括國分直一、金關丈夫等，宋先生在書架前蹬著矮梯上上下下，拿出一本本相關書籍補充解釋，口中還不斷嘟噥著，剛搬家，書房原有的秩序被打亂，還沒重建完成。

宋先生在回憶中，談起當年到基隆港送別國分直一與金關丈夫的經過，一如我在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調閱檔案時，讀到芮逸夫先生 1948 年底抵臺後所描述臺大學生與日本教授們的深厚情誼。我的歷史知識是宋先生的生命記憶。

我趁機詢問關於臺灣的前輩攝影家張才早年的人類學參與，宋先生透露他曾經與陳奇祿和張才一起去泰雅族部落進行田野調查，他們三人還合著一篇泰雅族狩獵陷阱的文章，宋先生笑著說，他沒寫半個字，都是陳先生寫的，張才則是協助攝影。

話題轉到從中國到臺灣的人類學家們的故事，曾在某筆文獻資料看過，人類學家們當年抵達基隆港，下船後第一件事是前往圓山遺址視察。宋先生糾正說，其他人是搭船來的，但李濟是搭飛機來臺，因為他是院士。宋先生的經驗裡藏匿著幽微的歷史細節。

與宋先生聊了大約一小時，離開時，夕陽早已消失，只剩遠方點點燈火。

宋先生主動找我，帶了那本關於臺灣少年工的書借我看。我拿著看完的 DVD 前去他的研究室歸還，並與他繼續閒談。

一如上次講述尾崎秀真故事般的口吻，宋先生向我訴說他的家族史。宋家住在新竹，家族多工程專家，他的父親宋祖平是「學木工」的；母親宋張慶妹，張家住頭份，母方的親戚多是學音樂的。他從書架上拿起關於舅公與舅舅的書解說，強調舅公張福興是臺灣第一位學習西洋音樂的音樂家，舅舅張彩湘亦同為音樂家。

宋先生概略說明家庭成員：本身是長子，其下有二弟、三妹，共六名手足。幼年就讀建成小學，就是現在的當代藝術館所在，就讀這所學校是因為父親任職總督府營繕科之故（一旁的曾先生戲稱，宋先生是那個年代的「特權份子」）。他拿出一本頭城鎮文化史蹟勘查測繪報告，翻至宋祖平設計的頭城盧纘祥宅，是他父親設計的作品。我莞爾地糾正他，他的父親不是「木工」，是「建築師」！他回憶，幼時確曾幫助父親曬藍圖。在洞洞館落成後，他的父親還專程前往參觀。宋先生戲稱，父系家族一代不如一代，他的母親一百歲才過世，父親九十幾歲過世，他笑著說，自己恐怕剩不了幾年可活了。

提到張光直先生與父親張我軍，我問起張我軍翻譯的人類學書籍，宋先生說，張光直讀人類系，就是受到父親翻譯《人類學汎論》的影響。張我軍早年出版的一本書，張光直遍尋不著，最後是由古亭書屋的舊書商協助尋獲。他隨即拿出黃天橫的口述史，書中描述這段故事內容。講到黃天橫的家族，博聞的他拿出一本俳句集向我介紹作者黃靈芝，黃天橫家族的詩人，除了寫詩也寫小說。

話題一轉，宋先生透露自己曾用英文寫小說，我要求閱讀，他笑著拒絕。不過他倒是說，女兒宋和有意撰寫家族故事。

下午帶著幾本向宋先生借閱的藏書登門歸還，順便帶上宋先生的父親宋祖平 1952 年刊登在《自由中國》雜誌的文章〈臺灣的建築〉前去詢問，何以這份雜誌會出現這麼一篇討論臺灣建築的文章，宋先生回憶，當年這篇文章是由他親自遞交雜誌的編輯方豪，因為他與方豪熟稔，所以方豪知道他的父親從事建築，就透過這層關係邀稿刊登該文。

宋先生的桌上多出一張翻印的老照片：一名著和服的年輕女子，原來是宋師母年輕時候的照片，宋先生回憶，認識宋師母時她還是高一學生，照片大約已經七十年了。我不禁想起過去時常聽到的笑話：在考古學家眼中，越老越珍貴。

和宋先生聊起金關丈夫，他是臺灣最早從事體質人類學研究的學者，隸屬於臺大醫學院，宋先生的體質人類學就是師承自他，後來又傳授給連老師。當年金關丈夫教授的體質人類學，在金關離開後，僅剩宋先生一名傳人。醫學院沒有其他人接棒嗎？他說，其他人只能算是解剖學，而非體質人類學。

提起金關丈夫之所以離開臺灣，是因為二二八事件後，對臺灣徹底失望，因而返回日本。宋先生補充說明，在此事件之後，「臺灣」成為敏感字眼，所有民間團體欲以臺灣為名，一律遭到內政部禁止，唯一的例外是臺灣醫學會，其餘如中國民族學會，無法稱為臺灣民族學會。

針對我問起當前有年輕學者質疑跨學科研究的窘境，研究成果出爐卻不被跨越的學科認可，宋先生苦笑著，拿出一份中研院史語所的日籍考古學家與地球科學研究所的日籍學者合作的越南錢幣研究，解釋此合作乃因地球科學研究所擁有一套日本人發明的昂貴電子顯微鏡，連日本的研究單位都買不起，中研院採購了這套設備，兩個不同領域的研究者攜手合作，說明跨學科研究在當代知識生產的必要性。

席間，宋先生對於臺大人類學系的中國研究式微有感而發，他感慨著說，在臺灣不懂中國研究是說不過去的。宋先生意指中國考古學在李濟之後就此沒落，民族學研究亦然。憶及早期芮逸夫先生對中國民族研究的投入與功力，言談交織著欽服的口吻。

閒談中聊起人類學系的老前輩李濟先生和他的博士論文，說著說著，宋先生發揮一貫的幽默，笑稱，李濟獲得哈佛博士學位的時候 (1923)，他還沒出生呢！或許這是考古學家以自身生命量度歷史的示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