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彝走廊」之行

劉紹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從沒想過一條「走廊」走了那麼久都還走不完，而且蜿蜒起伏於平地與海拔四千五百公尺之間，與天如此接近，不知曬掉了幾層皮。連吉普車在翻山越嶺時都不抵高原反應，氣喘如牛，甚至在鳥不生蛋的山路翻車，導致有人受傷而退，充滿驚奇與驚險。

這就是「藏彝走廊」（「彝」唸作「宜」），範圍擴及甘肅、四川及雲南三個主要少數民族省，自古就是中原地區與西藏、南亞之間的主要通道。但是，中國以外的學術界對「藏彝走廊」並不熟悉。已故的中國著名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於一九七九年時提出走廊概念，經過了二十多年，近年來以四川為主的學術圈，也才開始熱烈討論起藏彝走廊的學術意義。

費孝通先生將中國大致分成八個板塊：北方草地、東北林區、西南青藏高原、藏彝走廊、雲貴高原、南嶺走廊、沿海地區、以及中央平原。關於藏彝走廊的範圍，一般認為，北端為巴顏喀拉山南麓，東接成都平原，西至藏東峽谷，南端終止於滇西北橫斷山區。包括了三江流域（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也有學者認為，應加入四川中西部注入長江的三條大河（即岷江、大渡河、雅礱江）而成為六江流域。

與其他七個板塊相較之下，藏彝走廊的主要特色在於區域內的族群眾多，以藏族與彝族語群為主，族群差異鮮明，各族群內聚力極強，在走廊內共生而不融合。幾條大江都是中國境內（長江）或東南亞（湄公河與薩爾溫江）主要河流的上游。高密度的峽谷構造出自成一格的「溝域文化」，一條（山）溝就是一個獨立的語言、文化帶。

2006年，黃樹民教授組織了藏彝走廊考察團，邀集七名此區域的研究者，進行首次系統性的走廊之行。我們6月2日從成都出發，於6月20日回到成都，行經五千多公里，風塵僕僕，每天投宿於不同市鎮。

這一趟長途跋涉的行程，主要考察的族群為甘孜州的康巴藏族各支系、涼山州彝族（諾蘇人）、摩梭及納西族等。跨越四川西南及雲南西北角山區。自東而西跨越的江河依序為：岷江、大渡河、鮮水河、雅礱江、金沙江、瀾滄江、怒江。走過的地理環境涵蓋乾熱河谷、平原盆地、河湖溼地、高山牧場以及深山老林區。生計型態有農區、牧區和農牧混合區。

一路上，學者雜論走廊內的多元文化，從各種婚姻形式（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一夫一妻、走婚）、飲食文化、居住空間、宗教生活，到「蠱文化」等。整體而言，本地學者對「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的建構熱誠及方法模式，令我印象深刻。他們一再強調：要做好走廊的研究必須民族史與民族學相結合。於是，我聽到不同的藏族支系可能與哪一支歷史上的族群有關（例如貴瓊與西番、木雅與西夏的淵源）、不同的族群因為信仰藏傳佛教而逐漸藏化甚至去土著化、被分類為原始宗教的苯教與藏傳佛教的結合情形、以及婚姻型態與生存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等。這些以多地點的短期田野方式建構起來的少數民族文化面貌，不僅是一九五○年代以來族群分類的基礎，更成為中國民族學研究的重點。

一趟走廊之行，讓我更為瞭解何謂市場化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區域內的許多族群，在過去並不受任何國家政權的直接統理。一九五○年代起，這些族群被迫進入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治理。一九八○年代改革開放後，以當前國家推動的市場商品化發展政策為主導，走廊內販賣宗教（假活佛）、文化（觀光化）、生態（水電開發與開礦）的情況顯著。藏彝走廊內的人群曾經夾在漢藏勢力之間，如今則被國家與市場兩股力量並行壓縮。

我雖然不特別信仰佛教，但有緣時則樂於親近。到了藏區，經常可見古老的佛教寺院，難免吸引諸學者們入廟參觀研究，我則順便禮佛。然而，某回，就在第七世達賴喇嘛駐錫過、第十一世達賴喇嘛出生地的四川甘孜州惠遠寺差點被騙，讓我對於走廊內的宗教現象別生一番感觸。當時，我正專心聆聽本地學者對於廟內的藏傳佛教元素進行分析時，突然一個喇嘛問我要不要去見活佛，想到正處於具有神聖歷史的寺院裡，我便不疑有他，進入一間小堂裡聽「活佛」念經。我本來只是想看活佛，沒想多停留，但基於禮貌不知如何脫身，正擔心耽誤時間時，突然聽到大家在外頭焦急地高喊：「紹華，趕快出來，你家裡來電話有急事！」匆匆忙忙地向「活佛」鞠了躬，帶著滿臉不解，我便從烏漆抹黑的小堂出來見天日。原來，惠遠寺的小喇嘛告訴他們，那個「活佛」和「喇嘛」都是假的，是外頭來的。

我非常意外，不是意外自己被騙了，而是，既然惠遠寺的喇嘛們知道這事，為何會讓假活佛進入寺院的領地騙人？類似的宗教觀光問題，後來也數度遇見。待日後我有機會向一位雲南傣族的前僧侶請益後，才知這種情形在四川、雲南兩大觀光省非常普遍。原來像這種古寺，分屬不同的政府單位管理，宗教、土地、及旅遊等單位各司其職卻無整合的結果，就是廟產不屬於喇嘛，可能被政府單位租給私人承包。所以即使宗教部門有所不滿，也無計可施。

三江流域轉一回，另外一個完全無法忽視的當代社會變遷問題，即為水電開發造成的生態與社會衝擊。隨著中國西部大開發、西電東送的發展政策，藏彝走廊區域內的少數民族成為此一發展模式下的政策棋子。除了怒江建壩因爭議最強而目前暫停以外，這區域內的每一條大河都逃不了興建大水壩的命運，例如流入雅礱江的鮮水河，不到一百五十公里長，因水流湍急，據稱將建造七個水壩。又如正在興建的四川與雲南交界的小涼山金沙江溪洛渡大壩，本地學者說比長江三峽大壩還要高出一百公尺，2017年完工時的發電量預計可達1200萬千瓦，將成為中國第二大壩。走廊區域內頻繁新建大水壩，隨之而來的便是強制移民造成的環境與文化變遷。

最後的感想則是基於個人的性別經驗了。我是考察團唯一的女性成員，一趟走廊之行，我更深切體認到，身為一名女性研究者在此區域內行大不易。在較不開放的民族地區做研究，經常受政治保守態度與地方幹部特質的影響，地方幹部以男性為主，女性幹部多淪為招待外賓的插花角色。此區域內的本地研究者性別比例也相當懸殊，男性一向是研究主力，抽菸、喝酒、社交等習慣與地方幹部雷同，容易交流。長久下來，不僅研究者圈內形成男性主大的

對女性，尤其是年輕女性的視若無睹，是我最深刻的走廊之旅記憶。一回經驗以敝之。記得在康定，當我們一行魚貫進入接待室，地方幹部站在入口處對研究者一一握手致意。輪到我時，那藏族幹部就愕然地越過我，直接把手握向我身後的另一名男性研究人員。雖然早已知聞康巴藏族的「男性特質」至為明顯，我在彝區也已待過相當時間，這次的經驗還是不免令我感到訝異與沉重。

雖然在走廊內行走與研究的困難度都很高，挫折與不便比一日三餐還要普通頻繁，但總結我的考察之行感想，這是個亟待開發也值得探索的研究區域。由黃樹民教授主持的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藏彝走廊的生態環境、族群文化與未來發展」已於今年1月展開，包含了地景、族群、生態、醫療、物質文化、及市民社會等諸多研究方向，我的中國西南痲瘋病與社會變遷研究計劃也是五個子計畫之一，另外的子計劃主持人還包括王明珂教授（中研院史語所）、蔡博文教授（台大地理系）、以及胡正恆教授（慈濟人類系）。在計畫開展之際，有相當多的限制必須克服。但當地學者經年累月積蘊下來的文化與歷史知識，是外來學者的研究基礎；目前地方學者因研究身分導致的研究面向與視野侷限，也可以藉由外來學者不同的角度與方法而有所改變。跨國、跨學科的研究取向應能對走廊的相關研究提供不一樣的理論視野與研究架構，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