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長江一號也不是007－我是「人類學家」

趙彥寧｜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註：本文改寫自台灣社會學刊13期（2007）：129-171。）

事情要從馬凌諾斯基（Malinowski）談起。他是英國人類學家、也是田野調查的先驅，從馬氏開始，對報導人日常生活慣習抱有「異常」興趣的田野工作者，便常被懷疑身兼間諜任務；而馬氏之所以會在南太平洋的初布連島（Trobriand Island）待上四年，乃因時逢一戰，擁有初布連島主權的德國，懷疑他是英國特務，故而被迫不得出境。另一方面，對邊緣社群之權益持有研究熱誠的田野工作者，也時而為其母國懷疑擁有顛覆政府的企圖；有名的例子是寫作《貧窮文化》的美國人類學家劉易士（Oscar Lewis），他在麥卡錫時代被列入CIA的黑名單，並長期受到監視。

現場拉回台灣。儘管冷戰表面上已然結束，兩岸開放也已經滿二十年，但在中台兩地對峙越形熾烈的氛圍下，從事中國婚姻和無證移民的研究，顯然並非「政治正確」的選擇。因為前述兩種情境都曾發生在我們這個研究團隊身上。

自2002年起，我開始從事台灣針對中國的國境管理研究，研究對象（即人類學者俗稱的「報導人」）包括兩岸婚姻者、中國「無證移民者」（undocumented immigrants）（尤以「偷渡客」、「假結婚真打工者」、「假依親真居留者」、「大陸漁工」為然），而研究動機則在經由台灣這個於國際政治社群中，被廣泛認定不具國家主權（sovereignty）的「經濟體」（economic entity）實踐國境管理的方式和邏輯，以試圖探究全球化、國家權力和跨國底層人士生存權之間的關係。

1980年代末中國經濟改革並開放國邊境之後，具有長達數百年跨國遷移歷史的福建省沿海數縣（尤以長樂、福清、永樂為然），便續藉由合法和非法的途徑，外出他國。但因過去移出和移入史以及社會網絡的不同，此三縣出境國家因而有異。1990年代中期，台美日的國境管理警察便朗朗上口：「美國怕長樂、日本怕福清、台灣怕永樂」。

就地理因素來說，永樂島是中國領土距離台灣最近的地區，以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偷渡者使用的小型機動舢舨來說，六個小時即可到達新竹南寮。1988到1992年是永樂人駕船偷渡來台的最高峰，當時「永東」（指永樂島東岸數鎮）幾無人不曾偷渡來台。2004年我初次到永樂時，報導人阿輝以摩托車載我到此島東岸，他指著漂滿海域中的近百艘機動舢舨說：「永樂周圍都是海，有誰不想出海？你看到這裡每艘船都是想去台灣的。永樂離你台灣那麼近，只有傻瓜才不會想試試看」；他面露得色地補充：「我永樂三十萬人，現在至少八萬在你台灣」。就社會關係而言，永樂來台人士多已有在台親屬，此親屬網絡的形成背景為1940年代末期的國共內戰。

此外，1945年中日戰爭結束後，永樂人便駕舢舨來台謀生，不少人落腳在直線距離最近的新竹和桃園。也因為存在橫跨兩岸的原初性社會網絡，永樂無證入境台灣的移民可藉此尋得打工機會：男性多在建築工地從事板模、鋪地磚和油漆工；而女性若非從事地下工廠裝配工或清潔業，幾多進入異性戀服務業，在應召站、酒店和油壓按摩業工作。

在永樂做田野調查期間，由於隨手照下閩北臨海各縣隨處可見之「在此偷渡，死路一條」的紅色噴漆標語，我和兩位助理被十多位邊防武警留置盤查。反覆檢查我們的數位相機和DV攝影機的存檔時，武警們的懷疑益增：永樂是這麼一個貧困無趣的小島，何以需要攝下如此多照片？為什麼我們光照些雞啊、鴨啊、漁網啊這些「沒有觀光價值」的物事，卻連一張手舉V字的微笑合照均無？工作認真的武警們有如解構學派的文本分析研究者，將這些照片反覆放大、倒置、並排，以試圖解讀其後隱含的意義，最後終告放棄。請示上級後，小隊長要求我們刪除那張偷渡標語照，並將我們釋放。

既然無證出境是永樂常民與國境管理者共享的常識，何以拍攝「偷渡必死」的標語會造成這麼大的風波？因為重點並非偷渡，而在於永樂同時也是中國飛彈試射台灣的基地。這個事實凸顯了永樂人在兩岸國家主權運作下的荒謬命運──又或許，這個命運並不侷限於永樂人，而是廣義之國境邊區社會的荒謬性寓言劇？

或許這個故事會讓讀者產生「中國真可怕」或「在中國做研究好危險」的結論，但在我的研究經驗中，國家加諸自身公民之規訓和處罰，有時更為強大。上述永樂行返台後次日赴台中授課時，我在台北的住處遭竊，被竊之物為儲有數年來田野筆記的舊型手提電腦、備份磁碟、DV攝影機和已錄DV帶（「竊賊」非常「體貼」地留下了與已錄帶共置於旅行箱中的未錄空白帶）。由於前往永樂研究，必須向陸委會申請小三通專案，因此該會某調查局出身的處長得以詳知我的研究主旨。非常湊巧地，兩天後他打電話給我，希望我與國安局「某特定人物」會面，以「協助政府打擊人蛇集團」。

事實上，台灣檢調單位自1990年代起即已掌握永樂人蛇集團的名冊，那麼又為何需要我的協助？這是直到今日我都不能理解的「國家權力之謎」。我只知道過了不久，「大圈仔」一詞突然充斥於台灣媒體，之後總統便裁示國安會以「清剿大圈仔」為目標，並成立「靖海」等等跨部會專案。或許我可能提供的「協助」與國境管理之效力無關，而是能夠凸顯國境管理者可公開誇示的績效？

我是做同志研究出身的人類學者，過去十年又進行了1950年代國府政權下生產的公共產物、「第一代外省人」的流亡經驗、「大陸配偶」、和本文所述的中國無證移民研究。貫穿這些主題的是我對國家權力的理解興趣，而之所以選擇非主流/邊緣人群為研究對象，乃因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總是無所預期地經由這些人士感知正統社會的視野，故而產生了對於「國家」、「權力」、「規範」、「社會」等等社會科學古典概念的意外理解。使用田野調查這個研究方法則由於這是人類學者的基本訓練，更因為進行期間必然不斷發生意外、巧合、不確定性、主客關係的緊張關係、或甚至赤裸的暴力（譬如前述的邊防武警扣留和田野資料被竊事件）我以為，這些超溢「可想像之日常生活型態」的事件，正揭露了現代社會生活同時介於「常態」和「異態」間的動態性本質。

但是在台灣社會科學界日趨專業化（SSCI/TSSCI的評鑑點數制度、「正確」且「符合邏輯」的寫作和論證方式，等等）的狀況下，是否社會科學界的從業人員也逐漸不由自主地選擇「政治正確」以及具有「學術市場價值」的研究主題和論證方式呢？畢竟，為了取得終身職，即使連劉易士這樣的大師級人物也不能不發表一本堆積既存文獻而論點毫無新意的大堆頭著作。

撰寫這篇「幕後告白」的心情很矛盾。我擔心不僅易流為自戀式的告白，且可能令讀者產生「做弱勢族群研究真英勇」的誤解。所以我最後想說的是：邊緣社群的研究者毫無英勇可言，因為我們的研究對象根本沒有能力、時間或興趣反駁我們的說法。在移民社會學和多元文化議題日受重視的此刻，我認為這也是研究者不得不嚴肅面對的倫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