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土色巨塔」？考古學與現代社會的關係

陳伯楨｜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我不善言辭與交際，沒辦法做文化田野，所以決定做考古學。」「我厭倦了跟人相處，還是發掘工作單純些。」每年都會有同學因為這樣的原因而決定選擇考古田野課，或是進入研究所研讀考古學。而考古學是否真的像他們所想像的那樣「遺世獨立」呢？

大二那年的暑假，北宜高速公路頭城段的交流道在施工前發現礁溪的大竹圍遺址將因施工被破壞，於是工程單位委託中研院史語所進行搶救考古。當時人手缺乏，我們班上很多同學都參與了這次的工作。在此之前，我們只有大一寒假時參加臺東東河南Ⅲ遺址的發掘經驗。東河南Ⅲ遺址雖然也是一個搶救計劃，但在第一次實際接觸考古田野的興奮下，只覺得日漸逼近的怪手很討厭，並沒有太大的感受。沒想到到了大竹圍後遇到完全不同的情況。從第一天的工作開始，我們就成了附近許多居民責難的對象，每天工作時都有村民過來抗議騷擾，借我們住宿的屋主也頻頻被咒罵，晚上到夜市吃宵夜時，甚至可以一邊吃魷魚羮、一邊看著罵我們「學商勾結」的標語，彷佛我們是一群極度不受歡迎的外來客。當時才大二的我們受到不小的衝擊，想說我們只是來進行專業的考古工作，即使沒有「保護在地文化資產」的功勞，至少也是在國家已經收購的國有土地內進行搶救工作，為什麼當地人會有如此大的反彈？

隨著工作時間久了以後，我們才明白，原來問題就出在「保護在地文化資產」上。由於當地的年輕人不願再務農，他們期待北宜高速公路通車以後帶動礁溪頭城一帶的經濟發展，因此他們相當憂慮考古學者在當地的研究工作。因為儘管考古發掘的位置是已徵收的國有地，但是一旦這個地方被劃定為古蹟，隨之而來周邊地區可能會因而限建，造成地價下跌，因此他們完全不歡迎考古學家在當地工作。接下來兩年多的工作時間，我們幾乎有三成以上的精力耗費在協調當地居民，取得他們的認同。這次的經驗使我深刻地體認到，做為一個現代社會的學科，考古學不可能也不應該孤立於社會之外，即使是一門大家想像中「只與古人打交道」的學問，考古學仍然真實地被現代社會所影響，也影響著現代社會。

八○年代在一連串被稱為後過程考古學的思潮下，西方考古學者開始對過去的考古學研究進行全面性的檢討。除了反省考古學的理論及研究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強調儘管研究的是過去的社會，但做為現代社會的一份子，考古學家必須意識到他在進行古代社會的詮釋時，究竟是在什麼樣的立場或是背景進行討論。關心現代政治問題的考古學者開始思考在國家機器下的考古學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下「配合」國家的政策進行研究；關心階級問題的考古學者開始討論考古學者究竟是屬於社會的什麼階層，而他所屬的階層是否影響到考古學對於古代社會的認識；而意識到性別差異的考古學者則廣泛注意到考古學是否能觀照到兩性或是多重性別的議題，以及考古學界的環境是否能提供各種性別研究者友善的研究空間的問題。而這些學術上的議題都指向了考古學應該採取更為多元開放的態度，也促成了所謂「公眾考古學（public archaeology）」的產生。

某種程度上，公眾考古學與其他考古學的研究是截然分開的兩個部份。公眾考古學的目的在於將考古學的成果以公眾所能理解的語言或方法呈現出來。在這樣的概念下，學校教育、博物館、考古科普書籍、電視節目和相關網路都是公眾考古學的一環，這方面臺灣近年有非常大的進步。學校教育方面，不管哪個版本，歷史課本的第一章都是臺灣及中國的史前史介紹（雖然內容多為歷史學家所寫，不是太難就是太簡單，甚至有不少似是而非的錯誤存在）；博物館方面，我們有國立臺東史前博物館、臺中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歷史博物館及十三行博物館等考古學常設展的大型博物館，也有像臺北芝山岩文化史蹟公園考古探坑展示館、臺大人類學系在臺南石橋的考古陳列室、以及史前館在南科的考古陳列室等與地方社區結合的小型考古博物館；考古科普書籍方面，《瑄瑄學考古》、《遠古時代的臺灣》、《勇闖十三行部落》、《小來的故鄉──臺中市惠來遺址》及《小來的家鄉》等給兒童及青少年的書籍都提供考古學知識或是地方文化的初步介紹；這些都顯示出考古學家在考古教育上的努力。而在這樣的基礎上面，我們考古學家還能再做什麼？

公眾考古學更深一層的用意不但在喚起公眾對於考古學的興趣，更應該協助公眾進一步形成自己對於考古學與過去歷史的解釋，而要達成這樣的目的，考古學家不但應該具備考古學的專業知識，同時也要有文化人類學者深入訪談調查的精神與方法。考古學家必須去了解公眾對於考古學的想像及需求為什麼，並從旁協助他們建立屬於自己理解過去的方法。我過去幾年訪談過三十位以上的高中社會科老師，發現包括老師及同學在內，對於考古學都有相當大的興趣，但目前高中課本只提供考古文化史的架構，而未有真正的考古學知識，一般教師也因缺乏相關訊息而無法在教學上著力。因此我請這些老師列出他們在教學上最常遇見的考古問題，並針對這些問題設計高中教師研習營的課程，希望能透過由下而上的方式提供公眾他們覺得需要的考古學知識。

而在博物館方面，我認為我們可以有更為活潑，及發揮公眾解釋力的方式。目前臺灣很多的博物館都有學習單的設置，讓參觀者（主要是兒童及青少年觀眾）看完展覽後，能藉由學習單確認自己是否學習到正確的知識。事實上我們可以進一步鼓勵參觀者用各種方式表達他們參觀後的想法，包括文字、影像、繪圖或是藝術作品不拘，甚至可以在展覽的後半期或結束後，另闢一個展覽空間陳列他們的作品，讓公眾的歷史解釋權有公開發表的空間。

甚至在考古學研究的過程中，我們就應該嘗試將公眾參與設計進研究計劃當中。Ian Hodder在Çatalhöyük的案例便是一個極為經典的例子。去年我在參觀Oxford當地最具規模的考古公司時，就發現除了各種實驗室外，他們還設立了一個公關及公眾考古學的部門，並在每一個考古學的計劃（大多為搶救考古的計劃）中，編列相關的經費做為公眾考古學之用。這也是值得我們未來參考的方向。

這篇小文章並不是企圖對於公眾考古學做出全面的介紹或討論，重要的是指出考古學不應只是純粹的學術研究而已，考古學與現代社會息息相關，考古學家也有他的社會責任。考古學家不該把自己關在「土色巨塔」中，而認為自己可以自外於社會。或許讓我再用一個小故事做為這篇短文的結尾。當我在UCLA唸博士班時，有一個美國老先生走進我的辦公室，慌張地問我：「秦始皇的兵馬俑到底是不是彩色的？」當我說完Yes，還沒來得及跟他解釋什麼樣的機制造成兵馬俑表面的色彩脫落，只見老先生如釋重負，迫不及待地要我寫一張證明書證明兵馬俑原來是彩色的。這個奇怪的要求讓我滿腹狐疑，老先生才靦腆地解釋他和他太太到西安旅遊時，買了一個兵馬俑的小型複製品。這個複製品細心地在彩繪的兵馬俑表面塗上一層細細的泥巴。老先生拿回家後覺得滿是泥巴的兵馬俑放在客廳很不搭，於是把泥巴洗去，讓塗彩露出來。老太太看了以後大為光火，認為兵馬俑明明就該是土色的。老先生情急之下只好來找我求救開證明，「拜託，我太太已經一個禮拜不跟我說話了……」看！考古學是怎麼樣地在影響我們現在的生活！（作者任職於臺灣大學人類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