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朝向社會實踐的再思考

陳怡方 |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2017年3月間，因為執行教育部某項計畫下的講習課程，筆者前往位於花蓮縣、介於市區和山區之間的某所國中。抵達學校，赫然發現全校教師的辦公室竟是位於學校禮堂內（後來才聽校方行政人員說明，是因為校舍正在進行防震補強工程）。講習開始，禮堂前方三分之一、七、八年級的五個班級的學生席地而坐， 後方三分之二是整齊排列的教師辦公桌，教師在不斷回音的麥克風聲音干擾下（必須）照常工作，還不時的有其他學生前來老師的辦公桌前談話。此外，在這個不算太大的校園內，供師生使用的廁所卻非明顯可見，幾近是隱匿的位在總務處旁的一間廁所，馬桶是故障的，洗手台內貼心的放置了一個小臉盆供使用者手動沖水。在這所國中停留一個下午的經驗讓筆者充分感受到，即便我們不以「偏鄉」的心態看待花蓮的一切，教學和實務上更是嘗試給的更多，但卻仍然無法抵擋在基礎設施上的偏鄉狀態。回到大學內，大學的資源相對而言並不困窘。但是大學該如何在當前的期待下「連結」 到它周邊的「地方」？

教育部推動「大學在地實踐社會責任（USR） 計畫」（以下簡稱USR計畫），2017年3月間在全台各地巡迴座談，於此同時，大學社會責任支持系統計畫系列論壇以「大學的遠見與魄力」為主題，也在三月底於北、中、南台灣密集舉行。USR計畫是教育部為強化大專校院與區域城鄉發展（包含社區、產業、文化、 智慧城市等）的連結合作，以「在地連結」為核心，鼓勵大學師生參與社會創新實踐，聚焦於區域或在地特色發展所需或未來願景，帶動各地區的繁榮與發展，協助解決區域問題。 然而，究竟何謂「大學的社會實踐」？如果走出校門就是社會實踐，它從以往就一直存在， 教師在進行個人的研究計畫或者執行政府部門各項計畫的過程中，多有實際接觸與協助地方發展。學生亦常有社團活動或者社會服務的機會。那麼，近年強調的社會實踐，與前此的差別何在？

2013年7月起，科技部推動「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以下簡稱人創計畫），也是在實踐中尋求突破的創新嘗試。計畫官網以「新作坊」為名，是把「社會創新」想像成需要挽起袖子努力的創作工藝。

解決老問題，要用新方法！「新作坊」 的成立，是希望在學術與實作的往復對話中，豐富我們對社會理解。期待能從我們所在的歷史與社會脈絡出發，組成跨學科、跨領域的工作團隊，走進社區、 走進部落，和在地居民一起發現問題， 共同尋求解決的方案。

不論是USR計畫、或者是人創計畫，培育學生動手實作及行動實踐能力、和「做中學」的解決問題能力都是強調的重點。然而，所謂「做中學」所指為何？前述新作坊將「社會創新想像成需要挽起袖子努力的創作工藝」，跟當前人類學者關於「學習」 （learning）的討論可以有所對話。英國人類學者 Trevor Marchand 曾於2005至2007年間邀集幾位有共同興趣的人類學者討論關於技藝學習（skill learning）與知識傳遞（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的議題，他們承繼社會學者 Foucault、de Certeau以及Bourdieu 關於日常生活的知識與實踐 （everyday knowledge and practice）的討論，甚至是更早的Mauss 關於身體的技藝 （techniques of the body）的討論，同時回顧 Bloch、Farnell 及Jenkins等學者提出關於實踐理論（practice theory）的侷限，進而檢視學習（learning）、情境學習（situated practice）、體現認知（embodied cogni-tion）等議題。他們提出許多的問題，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學習（learning）與學習所開展的物理和社會環境之間的關係，是千變萬化的，我們如何能夠妥善的解釋說明 （Marchand 2010a： Siii）？他們探究學習和理解的過程（learning and knowing），認為知識是在過程中被「製造/創造」（making） 出來的，而不只是單方面的給予。因此他們提出，知識是一個介於人們之間，以及介於人與物與環境之間的對話性與建構性的參與過程。 知識和實踐不是固定不變的，也不是無意識的再製，而是在每日工作與生活的活動與協商中經常性的重新配置（Marchand 2010a： Siv）。

在前述脈絡下，知識和實踐的關係是一種以技藝學習為基礎的知識建構過程（skill-based knowledge）在此過程中，人的心（mind）、 身（body）與環境之間是相互依賴的，也因此，以學徒的身份學習（apprenticeship） 就成為一種重要的態度與方法。自從Michael Coy 所編著的專書 Apprenticeship （1989） 問世之後，學徒制（apprenticeship）就成為研究的主題與田野的方法（Marchand 2010b： S10）。以學徒的身份學習，不只限於過去的時間。它意謂著將特殊的知識傳授給新世代實踐者的方法，它是從新手變專家的必經過程， 特別是針對無法透過傳統手段來溝通的事物的學習方式，用於那些必須透過長時間觀察和經驗才能獲致的隱含知識（Coy1989： xi-xii）。 當前高等教育要朝向社會實踐，其社會實踐的步驟為何？所謂的實踐能力從何而來？以學徒的身份學習或許是必要的基本功夫。然而當前的高教環境，是否有前述意義下的學徒制（apprenticeship）存在的空間呢？

從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的觀點，有助於檢視當前高等教育中佔有愈來愈高比例的社會實踐性質的課程，以及思考大學社會實踐如何能夠持續。教育和文化，經常被視為是所謂的社會性基礎設施。人類學者 Brian Larkin （2013）指出，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 是建造而成的網絡，用以促進貨品、人、想法的流通與交換。近年來學者對於基礎設施的關注與研究已經呈現出，基礎設施所促成的跨越距離的交換，使得不同的人群、物品和空間得以互動，並以此形成現代經濟與社會系統得以運作的基礎。基礎設施要能夠達成流通與交換，重要的是在於系統的建置（system building）。建置完成的基礎設施系統，會同時的在不同的層次上運作，執行其技術性的功能（例如傳輸交通、水、電力等），在跨越距離的交換過程中，把人和物同時帶入複雜而異質的多重系統當中，甚至在其各自脈絡的運作過程中又會進一步形成超越原本功能而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形式（Larkin 2013： 328， 330， 335-336）。因此，基礎設施的概念讓我們理解，首先必須要具有物質的形式（material forms），例如道路、水管、電線等，其次要有物質的網絡（physical networks），例如道路系統、電力系統、污水處理系統、甚至是金融系統等，最後跨越空間和距離的流通和交換（exchange over space）才得以發生。

以上述概念檢視高等教育朝向社會實踐轉變的狀況。首先，當高等教育的目標改變了，從校內的知識性的教育方式與內容，走向與社會結合與尋求實踐，這樣的轉換，事實上需要的是不同系統的建置。繼而，以社會實踐為目標的教育系統的建置，需要更長的時間，因為被建立起來的不只是物質的網絡而已，教育者需要用相當長的時間，深切瞭解在地社會的問題與需求是什麼、以及什麼是適合的合作方式等諸多面向，才有可能建置起可以運作的系統。再者，系統要能夠持續運作，需要相當程度的穩定性，然而，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經常遭遇的情況是，願意且能夠和大學合作的對象，往往是返鄉的青年、或者是正在經歷自我生活與生命願景的追尋和重新定位的過程中的人。因此，包含他們的人生與工作目標、或者所在的居所，都還潛藏著相當高的變動性。在這樣的情況下，教育的系統要如何建置、如何鋪設、 如何持續，就必須面臨變動和不穩定的狀態。 最後，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是雙方的目標並不完全不一致，社會實踐過程中大學與地方社會、大學生與社區居民的合作，夥伴關係下的雙方協力必須是朝向共同目標的實踐，合作才得以持續進行，教師也才得以持續帶學生進入在地社會、展開實踐工作。若無法尋求且獲得共同的目標，則後續所需要搭建的基礎也無從建立。

「社會創新」是當前大學社會實踐的另一個重點。社會學者陳東升（2013）指出，社會創新是面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與代議政治所產生的問題，來自於公民社會的一種積極性回應， 以創造公共財與提升社會福祉為目的。社會創新和一般知識與技術創新的差異在於基本原則和目標，社會創新是建立在社群主義的價值和倫理學的基礎上，社群主義指出個人和社會成員的共同依存性，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是相輔相成的，個人利益不是在優先的位置。社會創新是建立在合作、互惠、分享和公民情誼的驅動，社會成員願意負擔成本，分享資源和想法，以合作的方式來完成創新的工作，但不要求得到利益，更重要的是，積極的付出和資訊分享，可以透過社會讚許、信任建立等機制來形成一個正向的社會創新模式（陳東升 2013：208，227）。當前台灣的社會創新、社會企業蓬勃發展，東台灣的地方社會亦然。如同長期深耕東台灣的學者夏黎明（2016：24）所述，

在這近十幾年間，既根著於在地脈絡， 卻又試圖超越在地局限，具有社會創新意涵的許多嘗試，以各類微型經濟或自主方案模式，在花東的各個角落發生。無論來自社區營造埋下的地方認同意識，或者來自全球化反動思潮下另類經濟的追尋與嘗試，皆反映在花東地區的農業、部落發展、觀光模式、文化復振、教育與社會公益，以及返鄉與移民築夢的生活價值追尋等面向上，在地個人或團體均不斷努力尋找自主並可持續發展的各種可能性。這些具有地方自主意識的動能，及其嘗試自足發展的另類經濟性，深切回應東台灣特殊的社經結構發展下所造就的困境與議題， 成為區域發展的一種由下而上的構成，對其整體性的影響，不亞於臺灣其他各地， 毋寧為東臺灣的發展模式帶來一種新的想像。

如果，東台灣社會已經在長期的歷史累積與地方人士的努力下形成上述社會創新的動能，在這樣的情況下，所謂大學的社會實踐應如何與這股力量銜接？又或者，高等教育是否有它自身應該扮演的角色？

本文從「做中學」以及「社會創新」的角度， 檢視當前方興未艾的大學社會實踐。提出當前大學社會實踐相關的諸多問題，包含大學與地方社會（包含中小學與社區）的關係、大學的定位與角色（關於知識和學習）、何謂大學社會實踐及如何實踐、何謂做中學等。回到 university 的意涵，乃是指一個高級的教育機構，學生在當中學習並獲得學位，同時學術研究在其中進行。必須正視的是，從大學學習出發的思考，與從地方發展出發的思考，兩者並不總是一致。而大學整體教育目標和方向的改變，需要長時間的累積，使其不失專業人才培育的定位。

參考文獻

夏黎明、林慧珍 編著

2016 編織花東新想像：十四個地方創新發展的故事。台北：遠流，曹永和文教基金會。

陳東升

2013 社會創新的理論與實踐：臺灣經驗的初探。刊於全球化時代的王道文化、社會創新與永續發展。林建甫主編，頁205-228。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Coy, Michael

1989 Introduction. In Apprenticeship： F​​rom Theory to Method and Back Again. Michael Coy， ed. Pp. xi-xv.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arkin, Brian

2013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2：327-343.

Marchand, Trevor

2010a Prefac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6（s1）： Siii-Sv.

2010b Making Knowledge： Explorations of the Indissoluble Relation between Minds， Bodies， and 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