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相滲透的力量

司黛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剛從費城回來，想分享一下我參與今年美國人類學會年度會議的感想。今年會議的題目是The End/s of Anthropology，意思是人類學的結束/人類學的目標。在那麼大的會議場上，幾千人匆忙地來來去去，四天下來我忙著聽演講、逛書展與參加老同學們的聚會，老實說，很難感受到人類學有「結束」的危機，不過，聽過一些panel後，的確看得出來21世紀人類學狀況與目標的轉孌。

聽說今年的會議比較小，年度會議在費城舉辦總是比較少人參加（因爲費城比較不吸引人嗎？）。不過，800多個panel對我來說還是蠻豐富的。確實，今年明星人類學者來的很少，program裡面沒列甚麼著名的學者。可是這樣也好，可以多了機會看看年輕人類學者在研究什麼。看了今年program裡面的keywordindex，人類學傳統題目仍然保有它們的地位——宗教、種族、教育、民族誌、性別、原住民等議題的panel還是很多。認同問題（identity）的相關panel最多，達到34個。今年有趣的是，關於全球化、移民（immigration）、離散（diaspora）議題的panel也很熱門；跟國家經濟政治有關的議題一一公民權與新自由主義等題目也不少。另外，有一些題目在美國人類學界很紅，可是在台灣還是少有人類學者觸及——譬如戰爭、難民與國家機器的暴力（其實這樣的題目在台灣人類學比較少見到，應該算是我們的幸福，不過或許也表示台灣人類學的範圍還不夠廣泛）。其他的題目還包括科技、新媒體、法律、流行交化與全球暖化等。

在很多演講跟對話裡面，大家都在提人類學目前面對的重要問題。一個是學術界的問題，爲了面對當代最明顯與最具急迫性（urgent）的議題，人類學一直從其他學科（歷史、文學、傳播學、哲學、文化研究、表演研究等）吸收新的理論與方法論：同時，其他學科也從人類學吸收了理論與民族誌研究方法。在這種情況下，人類學還有什麼特色，還有什麼特別的insight能提供？另外一個問題是，我們的研究對象越來越流動，越來越全球化，該怎麽調整我們的研究與分析方法？

我跟朋友Jane Goodman（Indian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所組織的panel剛好討論到這兩個問題，我們的題目是「當我們跟我們的研究對象讀同一套理論」。這個想法源起於我們越來越普遍的田野經驗一一我們常常碰到受訪者用「（西方）人類學理論」來分析他們自己的文化與實踐。譬如說，Jane跟一個阿爾及利亞（Algeria）的實驗劇場做田野，他們每幾個月讀一個戲劇理論家；我採訪一個台灣設計師的時候，他用Baudrillard的後現代論來解釋台灣的經濟轉獎；Michelle Bigenho跟Bolivia的音樂老師談話，他們利用Gregory Bateson與Steven Feld的schismogenesis概念來說明他們新民俗音樂的實踐。我們探討不同的宗教背景怎麼影響到非西方人對「西方理論」的詮釋，也檢視社會、美學理論的殖民或去殖民的功能，以及新媒體科技怎麼影響年輕人的社會理論閱讀。

可能有人會說，我們的研究對象都是知識分子，所以這個議題圈於一種特殊的研究。可是我想，這其實是人類學的基本問題一一反正，rellexivity是人性，田野就是一種對話。「我們的理論」跟「他們的理論」原本就沒那麼容易分開。我們做採訪的時候，也引起受訪者對自己文化的分析；同時，受訪者從問題也可以聽出我們的分析範疇。在殖民情境中，人類學家或許容易忽略這個問題，可是現在我們共同面對的問題（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全球暖化、科技的快速轉變等）越來越多，人類學必須往真正的合作方向邁入（collaboration也是今年會議中的熱門keyword！）。我在會議中聽到很多發表者和對話人用不同的辦法來探討人類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譬如我聽了一個很棒的panel探討語言人類學怎麼能補充媒體研究理論，也聽到年輕人類學者談到他們跟受訪者的理論討論與合作實踐。

發現你的受訪者讀的書跟你讀的書一樣，其實是一個蠻令人感到謙虛（humble）的經驗。當「我們的理論」跟「他們的理論」更接近，研究者跟被研究者都用同一套理論來分析同一個文化現象的時候，人類學還能有什麼獨特的貢獻？我們「外人」的角度，對當地人來說，是有意義的嗎？聽了很多年輕人類學者的發表後，我相信人類學的特色一一民族誌的研究方式及文化比較（cross-

cultural comparison）的分析方法，仍然具有很重要的潛能。在21世紀的今天，這些都是我們完全不能視為理所當然的問題。我從今年的人類學會議得到的訊息是：人類學與其他學科，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等的互相滲透（interdependence）就是我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