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者）的一項公共參與：以擔任紀錄片評審為例

林文玲｜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系

以下情節，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可能不是巧合：

本文將透過紀錄片與人類學兩個彼此相關（尤其對我個人而言）卻又各有分殊（它們實際上常常屬於兩個獨立的範疇）的實踐場域，談論人類學與公共性（或公共參與）的一些觀察。這樣一個觀察來自於擔任紀錄片評審工作的經驗，對於經驗的整理將從兩個向度展開比較實際的討論：（1)人類學的公共及其可能的意涵；(2)人類學學識的應用或實踐的議題。

本文論及的紀錄片評審活動最主要涵括兩種類型：（1）紀錄片影展的評審，包括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Taiwan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與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Taiwan　International Ethnographic Film Festival）；（2）紀錄片拍攝計畫申請案的評審，如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國藝會）或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原文會）補助的申請案。[1]

擔任影展活動或機構補助案的紀錄影像的評審人員，邀請單位主要考量審查人專業屬性的多元、互補與（或）代表性。而這些條件的標示及其定奪與多元性的社會脈絡和源流息息相關。紀錄影像的推廣在台灑一方面在於社會空間與言論表達一定程度的鬆綁，以及大眾對影像媒體的可及性及其社會性角色的覺知。前面提到的兩個影展與補助紀錄片拍攝的基金會，可以說是紀錄影像在台灣的發展與多元展現的具體落實。

紀錄片（或計畫提案）評審工作主要有兩個階段，一篦各自看片或閱讀計畫提案的階段；二鴦與其他專業人士與計畫主持人齊聚一堂，提出推薦名單、意見交流與進行抉擇。兩階段的工作各自映照著不同「對話」與「意義」的場域。在階段一多半對著「不曾謀面」的影像畫面或書面資料進行互動。走進「陌生」他人的影像世界的同時，參照的座標與（或）「對話」的基準相當程度落在各自的專業與紀錄影像的素養，（對我而言）尤其對於「文化性紀錄影像」的尋覓與傾向／心。但不可諱言地是在這些「觀看」與理解中，所滲透進去的個人自身族群、階級與性別之意識（形態）、意義（解讀）與想像（可能）。

「文化性紀錄影片」主要因應「民族誌影片」或「人類學紀錄片」對社會大眾而言容易產生不解或難以親近而提出。「文化性紀錄影片」一詞的使用，一方面希望能夠將民族誌影片與社會改革取向或倡導式的紀錄影片區辨開來，再一方面藉由對「文化」及其脈絡的鋪陳與探討的強調，凸顯、擴充民族誌影片的強項與特色，同時希望淡化「民族誌」學術性術語給予人們過於深奧、難以掌握的感覺、印象。

在第一階段的工作審查人員比較像是一個人

在那裡「閉門造車」，但這樣一種狀態的描繪卻不甚完備。事實上，思索與排序何者卮重要、更具社會意義的紀錄影像之議題或內涵，或者想像「文化」的多面多樣與複雜性（包括族群、階級以及性別的多重交織，以及可見、不可見，物質性或象徵意涵的，或者對主導或非主流的覺知、認可等），甚至需有「跨文化」理解與認知的能力，都與文化識框、對影像訊息傳達之評估以及審查人的專業素養與身上所背著的各種「行囊」[2]密切相關、產生效果。

2005年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以「家的變奏」篦主題進行展演，其中一部入選的影片是關於巴基斯坦khusras[3]的影片《我的美麗與哀愁：巴基斯坦的跨性人Mit Koran Und Greller Schinke 》[4]。這部由WDR: Westdeutscher Rundfunk（Wes t German Broadcasting）出資拍攝的（異）文化報導的影片，在主題呈現、媒體策略和表現形式與風格等等面向，以紀錄片的標準來看都還有不少改善的空間。但，從信仰、性別、社會與文化間的互動，以及khusras家（戶）型式的可能與現代化衝擊下的轉變與轉化，預期對台灣觀眾（不同專業人士或一般民眾）激發許多對話的可能性。而這些對話場景確實在之後不同的映演場合中屢屢出現，讓性別的多元多樣在此有了一定程度的傳達與溝通：一種（跨）文化理解的出現。

進入階段二，帶著完成的家庭作業與一些頭腦工作（半）組裝好的「裝備」（推薦名單、推薦理由、意見與評估）去到現場——一個需要說服別人或被別人說服的會議場合。評審會議基本上是一個協商的過程，就是不同的審査人，各有不同的立場、看法或洞見，以及不同的喜好。在那樣的場合一直在進行的就是協商的種種動作。所以在審查會議的工作流程中，聽到（「聆聽」或許是更恰當的字眼）他人意見、想法是最爲核心的工作重點。「聆聽」是爲了進入一個開啓溝通的更好途徑，尤其針對哪樣的議題、事件與呈現表達，進入某種公共空間之後，可能引發的社會效應進行評估與意見交鋒。

雖然評審人基本上都希望自己覺得好的片子可以入圍，進入最後名單，不過推薦影片或計畫提案進入展演或補助名單，最主要並非在於貫徹個人的喜好。會議中的各色各樣的言詞往來，交會出來的核心關懷往往不外乎某部影片或拍攝計畫，在紀錄片的規格或實踐中的社會性意涵與可能影響。當然這樣的討論「來回測度」於（實施審查的）機構屬性與承接的任務與想要達成的目標，與不同審査人既專業又含藏個人諸多社會位置交會出來的判斷與觀看視角之間。

這些意見與意識的彼此遇合與相互協商的種種後果，實際上關係著公共資源的各種分配，也是關於公共議題、公共領域與何謂公共性的「論辯」過程。紀錄片或計畫提案得以進到一個討論的平台，並將不同專業人員「圈」在一起工作，是在每個（發起審査的）機構既定的結構（團體的法人屬性，全國性或地方性，資源結構、規模，知名度與社會影響力等）中進行。而每一份決選名單的出爐，透過之後各個紀錄作品於不同社會場合的展演，一定程度表達、呈述了機構的立場與社會意圖，並隱約地將（潛在）受眾映射出來。這些，其實是關於「想像」的多重交會。

紀錄片（提案）評審工作基本上觸及了「公共場域」（publicsphere）的結構性（structure）、呈述／再現（representation）與互動（interaction）三個面向。做爲人類學從業人員，在這項工作中一方面推動文化性紀錄片的可見度，再一方面關注（跨）文化理解與溝通的潛在可能，並留意各種樣態的「他者」如何能夠與紀錄媒體有更積極、正面的連結關係，推動媒體近用的更烏民主化。譬如當面臨有著原住民文化激進主義想像的影片或提案，如何從文化遭遇、族群互動的視野，看到可能、提出說法、進行表述，有其必要。激發論辨、反思「公共」（例如誰的「公共」）之意涵，讓另類或對抗性公共場域（counterpublicsphere）的出現有一些可能。

紀錄片除了議題之外，拍攝方式與美學風格都決定著一部影片將產生多大影像力的關鍵所在。拍攝方式與美學風格的「成功」與「成效」，常常與主流受眾的能否貼合有關。一部影片在影像上或者美學上怪怪的或不符常規，但從文化的向度來理解有時卻有很大的意義。Judith與David MacDougall兩人在一九七0年代攝製的圖卡納三部曲（"Turkana Conversations" trilogy）其中之一的《洛倫的故事Lorang'sWay》是東非肯亞西北部半游牧駱駝牧民爲題材的影片。[5]這部影片主要探討圖卡納人洛倫如何看到了自己族群的凋零，以及身毘男性長者在社會變遷中的角色轉變。影片有一個l0分鐘的橋段[6]，攝影機隨著洛倫，讓他「緩慢地」烏我們指出、介紹他的家園丶土地。

這個緩慢的10分鐘真的不是很尋常，但卻傳達了當地人在那樣的自然環境、生計模式的生活與節奏感。David MacDougall後來清晰化他拍攝這部影片時所作的抉擇，提出民族誌影片（或文化性紀錄影片）有需要因應拍攝對象的生活節奏、文化習癖，跟著調整影片攝製的策略或主軸，以傳達出攝影機前面主體的文化／美學。對我而言剛開始不太習慣圖卡納人那樣一種「緩慢」，但不久之後我就「跟著入戲」，「看到」了洛倫馬我們介紹的眼前景色、事物與質地。這個觀影經驗支撐了「紀錄影像對文化／美學有一定直觀能力」的說法，也提醒著我在評審工作的適當（或必要）時機不忘從跨文化的（影像）經驗，提出有益文化間理解的意見陳述，並且在特定時刻強調影像「美學」得以形成的政治經濟條件與物質環境基礎。

紀錄片評審工作做為公共參與的一種類型，進入的是一個不同觀點相互競逐的場域，在溝通、對話、辯論或共識形成的各種情境狀態下，有時扮演的是中介者角色，有時需要進行文化翻譯或學科轉譯的工作。也就是說，人類學或視覺人類學屬性的這項參與，在敏感於自身文化視盲的前提之下，進一步認知紀錄影像的社會改革功效的同時，也希望影像的媒體近用、科技權力能夠更爲「其他」人或「其他」文化（族群、階級、性別、信仰或次文化）群體所取用，讓紀錄影像的文化媒體屬性更篦多元。[7]再者，影像媒體具體、直觀的特質，或許一定程度能夠將人類學的專業知識、學識進行轉化，馬大眾參與、分享，開闢感性通道，提供另類選擇。

註解：

1. 評審經驗的整理將不會涉及任何一次評審會議的過程或內容。

2. 專家、學者的身份及其意識與態度不只是專業養成、形塑的結果而已，也與專家、學者的族群、階級、性別以及個人的（多重）位置（positionality）與（來自的）地點（location）有著緊密的關係。這些脈絡源流都構成我們「行囊」中的內容物。

3. 巴基斯坦的khusras與印度的hijras有許多相似之處，雖然一個屬印度教，另一個是回教傳統。但兩者在其文化的性別範疇中，比較被劃分爲一種不男不女（neither male nor female）。在社會 生活的實施上則是一旦認可了khusras的身分屬性就離開原生家庭，加入khusras群體，組成家戶，共同經營生活。

4. 導演HajoBergmann'1999完成本片並於WDR電視台播出。

5. Judith與David MacDougall是2005年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的主題導演，（洛倫的故事Lorang's Way）則是入選影片之一。

6. 這個橋段在不同影片版本中有不同長度。

7. Faye Ginsburg指出當代民族誌電影與原住民影片都出於文化仲介（文化間際或文化內部）的非常企圖，使用、挪用了西方電影與錄影媒體技術，也都擔負了傳遞文化（mediating　culture）的強大功能角色，這兩類屬的影片因此皆可以被視爲一種文化媒體（cultural 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