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緩當代的族群困境：十年來我所參與之公共事務

黃智慧｜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文化人類學／民族學之知識取得，並非主觀遐思或創造發明，而須仰賴田野工作中研究對象與環境之友善協助；故該學問成品產出之際，原本即具備有相當程度之公共性質，附隨著回饋硏究對象之義務，或至少不可陷其於不利境地之倫理準則。問題在於公共性質之範圍大小與效應，受到研究成果發表的語言與權力場域左右的程度，遠大過學者一己意願；學界以往的評價系統，也多以遙遠與世隔絕的小部落爲理想知識生產地，忽略學者參與公共事務或回饋硏究對象之貢獻，這些因素使得台灣人類學界主動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風氣並不普遍。

拜科技之賜，世界愈來愈平，意味著與世隔絕的小部落已不多見。體認到研究對象與環境的變化，從本世紀初前後，以美國篦主的學界興起一波針對人類學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這些討論包含了強調應用與行動的人類學理念在內，進而更關心人類學者的知識生產如何避免自我封閉之孤島化現象，以及如何與其他社會科學共同關心之公共領域事務接軌之課題[1]。

確實，更貼近當代議題，不僅是活化社會科學的必經之路；在前所未有的急速變遷底下，當代社會的衝突與困境，也非單一學科所能統括處理。尤其是世界大戰結束後，全球區域衝突仍不間斷，不同族群、宗教之間相處的問題，日益複雜而尖銳，更需嫻熟族群事務的人類學者參與貢獻。

晚近，在非洲或美國與中東回教世界關係的課題上，人類學者關懷的公共事務，不僅是遙遠國度之政治領袖的施政作篤，也擴及規模龐大影響深遠的國際反恐戰爭。[2]反觀在亞況，二十世紀擴張的殖民主義與多起國內／外戰爭的洗禮，帶來族群與人口的大規模位移，連帶衍生族群的動亂與互相傾軋。這些陰影，歷經數十年後，依舊盤旋於東亞世界上空，卻較少受到人類學者的關注。

台灣正好位於前世紀殖民主義與戰爭所複雜交織的場域上，這些歷史因素所刻畫出的社會紋理，往往盤根錯節，難以清理，在民主化的時代裡，仍不斷引爆衝突與爭議。台灣學界是否能從厚實的研究基礎出發，對此牽連眾多族群的公共事務積極發言，以提供一種寬廣的角度，舒緩當代社會的族群困境？這是我時常自問思索的問題。

因緣際會，我在1980年代赴日本留學，90年回到台灣工作，成爲學界極爲少數能夠運用日本殖民時期文史資料，並以日語進行田野工作的人類學者。我首先遭遇到，如何重新建構出具有20世紀前半歷史縱深的當代社會觀察角度？我所看到解嚴（1987年）後的台灣社會樣貌，如同一幅斷裂與殘破的拼圖，「日本」是一個充滿矛盾與隱晦的想像對象；可是缺乏了前半世紀「日本」這塊底圖，台灣社會卻如何也無法拼湊出今日的完整樣貌。其次，受到戒嚴時期以「炎黃子孫」、「中華民族」、尊崇「中華文化」毘道統的族群論述之壓迫，解嚴以後，和佬人、客家人、原住民各族的文化復振運動風起雲湧。如何能理解當代錯綜交會的族群現象？從現象中如何釐清壓迫的歷史過程與構造？1990年代我沈浸在史料的整理與閱讀中，並重新去認識以日語篦其母語的父祖輩世代的思考與行烏模式，逐漸拼湊起「後殖民」時代台灣各族群的交織圖像。

1999年秋發生九二一大地震後，我和一群民族所的助理進入埔里鎮協助受災原住民族的救助與安置。這段時期的寶貴經驗，讓我體會到災難發生後，原本的族群問題更形深刻，而人類學者如何回饋被研究者的問題，也在行動中接受檢驗。[3]爾後十年來，我所參與的公共事務大致可以分篦三類：第（I）類為政府部門的諮詢對象，例如：擔任地方政府的文化資產審議委員，公共電視原住民電視台的諮議委員，公共事務顧問或者成爲教育部、博物館等單位的諮詢對象等。這一類型的參與，屬於較爲消極被動式的參與，意見是否被政府採納，較無法掌握。人類學者只能盡力扮好族群與公部門之間的橋樑角色，爲政策提供建言，爲族群爭取利益，也等同於守護更大的當代多元文化社會的利益。

另一方面，我開始第（II）類的參與，這類參與則是以NGO團體的身份與角度，發揮民間力量，關懷原住民族事務。例如：參與成立「財團法人小米穗原住民文化基金會」，運用民間募款的款項，協助風災救助、補助原住民族自身進行文化紀錄保存工作、或是協助被不當判刑的原住民族提起非常上訴之救濟手段等，這些事務皆須與法律界或其他領域學者聯手，以維護其應有人權保障。九二一地震發生十年之後，2009年夏發生八八水災，我也與其他領域學者共同成立「小林平埔原住民族文化重建協會」或是支持其他自主性民間重建組織，例如：魯凱部落重建聯盟、台灣原住民部落行動聯盟、八八大礙關注小組等，為受創嚴重的原住民族提供諮詢服務與協助。這些以人權或文化的角度，與弱勢處境的原住民族站在一起，爲公平和諧的社會而努力的作篤，其實是每一個社會的成員都能做，也可以做到的。人類學者在這方面可以發揮的是扮好溝通民間社會力量與弱勢族群之間的橋樑角色，有時為了爭取族群原本應有權益，必須結合其他市民力量，與公部門不當政策抗爭，最終目的在於減少對弱勢族群的壓迫，促進多元文化社會的和諧。

第（III）類的參與類型，則是從前述我所進行的研究成果出發，主動地介入並促成的公共事務。例如：在台北市昭和町（青田街、溫1州街）的日治時期老屋保存運動中，我代表社區協會二次在公聽會上發言，力主保留古蹟或歷史建物，並且協助當時在台北昭和町出生長大，卻因戰爭因素被迫離開家園，被剝奪家產的日本（內地）人重訪其睽違一甲子光陰的故居。[4]再如，台北縣烏來鄉高砂義勇隊紀念協會所立對其先祖高砂義勇隊的慰靈紀念碑，被立委抹黑、旋即被台北縣政府強制拆除的事件上，我支持原住民族所成立的紀念協會，尋求人權律師協助，向高等行政法院控訴台北縣政府的作毘違法濫權等，經過3年訴訟，最後終於獲判勝訴。而北縣府也重新整治公園，放回紀念碑文。[5]此外，我也參與歷史事件的和解工作。在130餘年前（19世紀中葉）發生的歷史事件——牡丹社事件，其後裔排灣族人子孫與宮古島後裔的和解工作，我協助將日本學者所收集的相關文獻捐獻給牡丹鄉圖書館，推動建立和解紀念碑與事件紀念公園等。同一類的事件還包括支持高雄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的設置爭取運動，启了抗議外界誤解，甚至演變成自焚之激烈抗議行動。這類型的事務都是十年來發生，在不同族群，不同世代之間重層對立的歷史經驗底下，不易被大眾理解，並造成對立與衝突的事件。

要如何處理？為何要處理？處於後殖民時代裡，日本與台灣各族群都努力在進行自我療傷與和解的工作。我是少數對這些事件的日、台雙方當事者或者後裔子孫，有直接田野工作經驗的學者，可以理解這些和解工作難能可貴。然而，對於台灣這個曾經在日本殖民結束後，再度進入由另一個外來優勢族群所統治的社會而言，和解工作很容易受到誤解。所幸，時序進入21世紀之後，族群關係在民主化社會底下，各個族群都可以找到各自的優勢位置。我所努力的方向，只須小心呵護或說引導這些得來不易的族群彌合工作。時間巨輪不斷碾過，若能協助這些和解工作早日進行，不僅全體社會能加速克服被殖民的傷痛，這些「後殖民」時代的和解，日後也都將變成子孫的珍貴遺產。

上述三個類型，是從我近10年來所參與大大小小許多公共事務歸納出來的類型。限於篇幅，看起來似乎是人類學者在回饋與付出，事實上這些公共事務對於我的研究卻有莫大的助益。參與公共事務如同進入絕佳的田野場域，參與越多，越對己身所處的社會認識更深，既可檢視社會運作的原理，以及內藏在文化裡的秩序，也可學習超乎學術領域的人生哲理。若有研究成果，也在這個場域裡得到檢驗或進一步修正。這種雙向的互惠關係，令我獲益良多。

我認為族群關係，沒有一步到位的解決之道，保持愈多元愈多樣，遠比一統或融合要更有生存競爭力。學者所能貢獻的，是經由更多具有實證基礎的研究，或許可以提供，也應該努力提供一種更寬廣的角度，雖不能侈言解決問題，但或許能夠藉由解構矛盾與衝突，讓各族群多元文化的價值更加展現，舒緩當代社會所面臨的族群問題之困境。

備註：

1. Borofsky, Robert. 2000. "Public Anthropology. Where To? What Next?" Anthropology News 41(5)9-10.

2. Gonzalez, Roberto, ed. 2004. Anthropologists in the Public Sphere: Speaking Out on War, Peace, and American Power.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Werbner, Richard. 2004. Reasonable Radicals and Citizenship in Botswana: The Public Anthropology of Kalanga Elit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Kelly, John D., Beatrice Jauregui, Sean T. Mitchell, and Jeremy Walton, eds. 2009. Anthropology and Global Counterinsurgen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３. 參見黃智慧1999〈危機にさらされた民族境界線——九二一大震災後の台湾原住民〉，安場淳丶胎中千鶴譯，《台灣原住民硏究》4：248-255。

4.參見黃智慧2005〈官員迷惘、古蹟遭殃〉，《自由時報》自由廣場，10月26日。以及2008〈海角七號小小錯誤以及情書隱喻之「殖民主的後殖民情境」〉，《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08年10月12日。

5.參見黃智慧2006〈戰後處理：如何看待高砂義勇隊慰靈碑？〉，《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06年2月19日，2006〈誰來撫慰敗戰傷痕？〉，《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06年8月18日。2009〈深刻的族群不平等，如何彌平？〉，《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09年３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