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Studio in the Field

趙綺芳｜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

Studio在英文中有許多用法，它可以是一種沒有固定格局的開放空間，中文常常翻譯成工作室，也可以用來指為了完成某些特殊領域的專業場地，例如舞蹈的排練室（有著一面大鏡子的那種）。Field則可用來表示田野或領域。就我的例子來說，從大學時期開始嘗試把舞蹈和人類學結合在一起，在這個長達近二十年的研究過程，沖繩可以說成就了my　studio　in　the　field。

以沖繩篦硏究區域，或許現在聽起來不像十七年前那麼不尋常，然而真正催逼我的知識渴求，源自於舞蹈過去在人類學研究中的隱身。儘管舞蹈活絡於社會的不同層面及不同群體間，然而舞蹈作爲一種知識和學術的主題，直到近年來在台灣卻相對並未形成顯著的實踐。舞蹈除了被視篤與人交接的社會活動、或是經年累月的技藝表現之外，是否也可能成爲一種觀照身心的知識？種，道？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它又該是什麼樣的知識？

由於自幼學舞的身心經驗、及長時從人類學訓練中養成對社會文化脈絡的敏感度、加上跨文化田野硏究所帶來的反省，我在近日出版的《舞動文化：沖繩竹富島的民族誌》一書中，試圖以中文民族誌的文本形式回答上述問題。我看待舞蹈爲當代世界中知識的一種顯象，而這種知識有其獨特形狀，必須透過個人在特定時空下其獨特的身體與世界的相遇，才能實踐及經驗。我認爲這樣的知識，亦非無以名狀的主觀經驗、抑或僅止於視覺感官中的流動影像，而是人在所處思想及物質世界中，長期的一種感官和思想的精進，反映於技藝的入身及入神。它是一種全人的整體性知識，這種觀點，早在兩千三百年前《莊子·養生主》的〈庖丁解牛〉中，即有共鳴：仔細分析〈庖丁解牛〉一文中的內容，作者莊子對於解牛的技藝帶有尊重，這種技藝既是身體的協調表現、亦是文化中一以貫之的整合性技能，可比諸於《桑林》（有說是一種儀式）之舞、《經首》之會。技藝的精進啓動的是全人感官與認知的變化，感官、認知與技藝構成一個互篦連動的過程。白話一點地說，面對同樣的對象（在這個例子裡是牛），實踐者的心理已經變化，道的原理擴展了庖丁技藝的視域，解牛但不只看到牛；看似同樣的技藝，背後顯示出所憑藉的不同原則：「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面對每每變化的感官經驗，庖丁以天理和神因應，他的技藝之道是一種融會貫通的知識與實踐，因此可以成為帝君養生一一種生活原理一的借鏡。

我對舞蹈的興趣正如庖丁所言：「吾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儘管無人否認舞蹈是一種具備相當技術門檻的表現，然而從一開始踏入舞蹈的人類學研究，我很清楚我的硏究重點不在技藝的解釋，而是一門深刻知識的闡述。庖丁解牛的寓言不但象徵性地提點出我對舞蹈的知識興趣，也相當程度貼合了我研究中所使用知識工具的經驗：刀在庖丁的解牛技藝中是必備的工具；我在知識探求上長年使用的這把刀，則是人類學的觀點取向與民族誌方法。

深究其異，〈庖丁解牛〉的寓言畢竟形成於兩千三百年前的古老中土社會，相對於當今台灣有著截然不同的社會組成，作為類比當代台灣知識心靈雖有其範式上的意趣，但卻也有不足之處，最重要的差異或許在於世界觀的變化。反之，人類學則是不折不扣的一門現代科學，它的形成和發展建立在面對文化差異的反省，促使人類學開花結果的歷史事實是地理大發現後隨之而來的殖民主義，及其所開啓的對異文化人群行爲與觀念的一種兼具功利性和哲學性的思辨過程，這個過程堅固了人類學家所代表社會自我心靈的想像：理性的社會行動者。

在人類學家理性化異文化的趨向之下，不同人群的社會制度如宗教、政治、經濟丶道德與藝術等，其現象及內涵逐漸於西方世界中開展，然而對於舞蹈的知識興趣，卻遲至二十世紀中期以後才逐漸形成氣候。雖說如此，一九三0年代左右人類學歷來的重要概念，卻成爲人類學或民族學取向的舞蹈硏究者初期最重要的理論槓桿，因此也成為形塑全球化的舞蹈知識體系過程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我始終期許自己，特別在台灣的學術進程中，能在一個以舞蹈學術化的歷史中，顯示出這個當代舞蹈知識體系的特性。

我的研究主要對象是沖繩人民一一個和台灣不但有差異、而且有著特殊差異關係的文化群體一的舞蹈，我自1993年起，因著碩士論文的研究需要，踏上了沖繩的離島！，並且人類學視界最終選擇在離台灣相當近的八重山區域中一個小島竹富島進行田野調査。在這個雖不遙遠但原本很陌生的區域，不久後我就發現到一件重要的事：原來沖繩歷史與文化受到中國影響相當深遠，至今仍見鑿痕。由於沖繩並無自己的文字，這段關係最重要的證據之一就是以中文寫成的沖繩歷史文獻，不管是出自中國官員之手也好、或是沖繩歷來知識分子也好，對於具有閱讀古典中文能力的筆者而言，開啓了一扇通往古典沖繩世界（中國慣稱其為琉球）的門窗。至於1878年之後日本終結琉球王國並且將其廢藩置縣的決定性歷史，則启沖繩帶來關鍵的現代化與國家化變革，其中反映在日本民俗學界對於沖繩文化的收編，則可視爲日本方面如何看待這個新他者之明證。因此我嘗試整理中文歷史文獻、以及日本民俗學的沖繩硏究相關成果，耙梳可供了解沖繩現代經驗的軌跡，也凸顯出沖繩人民強化不被書寫的本土文化，如宗教和藝能等，如何成爲標舉族群認同之必然。

我的研究核心內容是沖繩舞蹈的民族誌詮釋與分析，然而即便我自己以人類學取向和民族誌方法研究並書寫沖繩舞蹈，但並不代表必須將其他領域（例如舞蹈史）對於沖繩舞蹈的書寫排除在外。事實上我一向認馬交互參照不同形式的文本，對於舞蹈知識的建構絕對有其必要，因此在我的研究過程中，有不少的時間是在圖書館進行文獻調査。我從中文史籍中的沖繩舞蹈描述出發，援引當代沖繩舞蹈史學者的說法，描述沖繩舞蹈的形態與時期分類，並分析其傳播的背景和風格演進，以爲後續的民族誌書寫補足歷史厚度。

作爲人類學獨特的知識顯像和實踐，民族誌的方法論丶修辭策略、政治與道德反省等議題，早已成為1980年代以來人類學面對世界情勢變遷所誘發的內部反省和知識本質辯論。如同前述所言，相關議題也對當代舞蹈硏究產生衝擊：從一種無異議的工具性引用、到看待舞蹈民族誌爲一種受其硏究對象影響而生成的獨特知識文本，我使用舞蹈民族誌作為一種探討舞蹈實踐者和其文化之間的社會文化過程的分析取向，以及一種立基於舞蹈獨特性的知識，是故如同所有的知識文本一般，舞蹈民族誌的取向與風格包含了哲學與策略的思辨及選擇。這樣的選擇不單在於地區性的策略，更是舞蹈作爲一種獨特實踐的形式差異。

我的主要民族誌材料架構於竹富島的日常生活和其中重要的表意文化（expressive　culture）爲了凸顯以舞蹈爲核心的知識主體，我在書中的部份章節，開頭皆以竹富島代表性的一首舞曲出發，描述該舞曲的結構形態與動作特色，接著剖析舞蹈或歌詞中的重要象徵，以導向竹富島社會文化面向之分析。簡言之，這樣的書寫策略強調從舞蹈當中看文化，但卻也是爲了顧及舞蹈作启一種以身體爲主要表現的本質意義，企求在語言無法完整表述舞蹈的限制下，從個人到社會經驗的擴展，希冀能盡量貼近舞蹈對人特有的意義，以免爲了解釋社會制度和文化意義，稀釋並犧牲竹富島民舞蹈的差異性經驗和價值。

舉例而言，我以竹富島重要的經典舞曲L巻允盆（shikitabun）爲首，逐步漸進描繪竹富島民的起源傳說、信仰與空間觀；隨後以八重山代表舞曲赤馬節（akamma）的傳說，導入八重山地區特有史觀和竹富島人的歷史意識，以分析被表演的歷史中特有的時間觀；當然，筆者也必須探討身體觀與舞蹈的生成關係，所舉的例是沖繩相當普遍的快板舞蹈kachias加，其中筆者特別關注的是，舞蹈中階級化的身體，如何在舞者自我看待性別、年紀和階級的形象之過程中付諸協商。整體而言，這部份的章節不但架構起竹富島舞蹈的基本規則，相當程度也建構出舞蹈中竹富島民的認同基礎。

以上的基礎架構，以一種特殊的文化形態顯現在竹富島上最重要的年中儀禮種取祭（tanadui）說明舞蹈在島民群體競合動態社會過程中所伴演的角色。基於對動作（舞蹈最必要的元素）理解之必要，我也探討了竹富島民生活中儀式與舞蹈的關係，以進一步了解象徵體系及文化範疇的基礎，並例證動作儀式與舞蹈之間的關係，從而作烏後續舞蹈在當代實踐中形式與意義轉化的基礎。最後我試圖剖析觀光、媒體與世界文化遺產等全球化因素，對儀式和舞蹈的再生產效應，以推進舞蹈的當代意義分析。簡言之，從日常生活手勢、到儀式動作、再到符碼化的舞台演出，我想呈現舞蹈作為一種獨特意義體系的象徵再生產。

綜合這三大部份的論述，我期盼能有意義地呈現出舞動—身體一文化三者之間的形式關係與意義連結，如何在沖繩人當代的舞蹈實踐中，向世人表明一種整合性的感官一技藝—知識整體，一種透過個人、卻又超越個人的道；而這個求道的過程，則是我在studio（舞蹈和專業知識的琢磨）和field（沖繩和人類學田野）之間反覆轉身中，持續進行。

備註：

1. 有關筆者選擇田野地的因緣巧合與來龍去脈，可參《田野的技藝》中一文〈交錯與反照的身影：竹富島民、女兒與我〉（趙綺芳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