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民族英雄？

邱韻芳｜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2005年十月，到埔里教書的第二年，我第一次參加了南投縣政府舉辦的霧社事件紀念儀式。肅穆的祭典由縣府行政官員和仁愛鄉鄉長帶領著賽德克族人，在「霧社山胞抗日起義紀念碑」以及事件主角－－「莫那魯道烈士」之墓碑前，隨著司儀的號令有秩序地展開：

從縣政府行政體系的眼光來看，將10月27日訂爲「霧社事件紀念日」，並且列作每年必定舉行的官辦祭典，是表示對縣內原住民族群及原住民抗日義士的尊重，然而荒謬的是，漢文化意識型態卻強勢地主導了整個儀式的進行。祭台上放著白燭、鮮花和數種水果，主祭者為縣府代表，以漢人公祭的程序上香、獻花、獻果、獻爵，就連莫那魯道的遺族和清流部落的代表，也同樣採用這套「標準」模式在所有政治人物致完詞之後行祭，最後，再以漢式的三鞠躬禮作結。整個霧社事件紀念儀式中唯一具有重要賽德克文化意涵表徵的是由清流耆老所吟唱的祖靈歌，然而祖靈歌之前是基督宗教的詩歌演唱，之後則是漢式的祭祀，三種不同信仰要素如此穿插排列，卻未作任何詮釋或說明，讓人覺得十分突兀，也損害了祖靈歌的莊嚴性。

2006年我再度參加了霧社事件紀念儀式，整個過程仍如前一年般行禮如儀。不過，在吟唱祖靈歌時，耆老的聲音感覺不是很好，還出了點小狀況。祭典之後和族人閒談，才知道前一天新上任不久的國民黨馬英九主席爲了鄉長和議員的輔選難得來到霧社，鄉公所因此特地爲他「提前加演」了一次祭拜莫那魯道的儀式。

「昨天唱過了，今天又唱，威覺很奇怪，所以才會唱不好啦。」族人如此解釋。

在這兩年的紀念儀式中，鄉公所分別邀請了「眉溪聖母堂與春陽天主堂聖詠團」和「賽德克合唱團」兩個團體在開場和結束時演唱。賽德克合唱團的成員皆爲長老教會的信徒，當中有兩位春陽的婦女，前者的天主教詩班也有幾位婦女來自春陽。我問她們，春陽部落離這裡這麼近，爲什麼都沒看到其他村人來參加？她們表示，自己純粹是因爲所參與的詩班被邀請表演才來的，「春陽的人不會來參加這個的啦，我們Toda對這個沒有興趣」，聳聳肩，她們如此回答。

一直以來，有關霧社事件的主流敘述，都將莫那魯道描繪僞一個為了民族尊嚴、反抗殖民統治的悲劇英雄，教科書如此，坊間的文史作品－如邱若龍的（霧社事件）漫畫、鄧相揚一系列有關霧社事件的著作，以及公共電視台所製播的（風中緋櫻）電視劇－更是不遺餘力地將這樣的意象傳達給大社會。然而，賽德克族包含了Tkdaya、Toda以及Truku三個支群，上述霧社事件的文本皆是「他者」從參與抗日的Tgdaya部落立場書寫日至於Toda人，不是被指涉爲「親日蕃」，就是被描繪成遭日人操控，用來「以夷制夷」，發動「二次霧社事件」的棋子。相較於此，基督長老教會女傳道人KumuTapas（平和部落的Toda人）於2004年所出版的《部落記憶一霧社事件的口述歷史）一書，透過眾多Toda族人（含括了春陽、平靜與平和三個部落）的口述，呈現了相當不同的觀點。

Toda人與霧社事件相關的歷史記憶中，一個與主流論述最大的差異點即是對莫那魯道此一重要人物的評價與定位。Kumu書中所呈現Toda人有關莫那魯道的描述幾乎都是負面的。而筆者在春陽部落的訪談中，雖然正、負評價皆有，但前者佔少數，而且講述者均是以一種平淡、事不關己的口氣作相當簡略的陳述，說他是Tkdaya（或Mhebu部落）的頭目，聽說很勇敢，因爲日本人壓迫所以反抗。言下之意是——他可以算是一位英雄，但與我們沒什麼關係。相對於此，那些對莫那魯道持負面看法的族人則常是情緒激昂地表達他們的看法，「他才不是什麼英雄呢，rudan（老人）說他其實很膽小，去打日本人的是他的兒子，他自己跑去躲超來了……」、「那個骨頭是接超來的，騙人的，莫那魯道根本沒有那麼高......」。

和對莫那魯道的批評或質疑密切相關的是Toda人對Tkdaya的觀感。一些族人表示，他們的祖先之所以會幫日本人打Tkdaya，是因爲以前Tkdaya的人常欺負Toda因此他們才會趁這個機會報仇。老人家說，Tkdaya過去仗勢著人多，又處於必經的聯外道路，常常對路過其部落要去霧社送公文或到埔里買東西的Toda人動手動腳，甚至挑逗凌辱Toda的婦女。有些族人同意二次霧社事件的發生，是因爲Toda人被日本人所利用；但也有族人表示，根據老人的講法，他們並非被日本人唆使，或單單僞了賞金，而是主動向日人爭取要去攻擊Tkdaya的機會。因爲在過去，Tkdaya是Toda的kaalang（敵人），彼此原本就會互相獵頭。再者，霧社事件之後Toda人與日人合作追捕抗日的Tkdaya時，在Trqilin峽谷反遭埋伏，有數十個族人，包括Toda地區最有勢力的頭目Wahs Temu皆死於現場。因此二次霧肚事件可以看作是Toda人的一次復仇行動。

簡而言之，至少從Toda人的觀點來看，霧社事件並非所有賽德克人需要紀念或宣揚的集體記憶，所謂對抗殖民統治的「民族大義」對於他們來說，太遙遠也太不真實，因爲在他們所傳承的記憶中，莫那魯道是個對Toda人極不友善，且相當具爭議性的人物，就算勉強要同意他是英雄，頂多也只是Tkdaya，或清流的英雄。

為何Toda人口述記憶中的莫那魯道形象，和主流論述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差異？在外來政權未侵入之前，部落與部落，或族群與族群之間的敵對／結盟其實是由相當複雜且動態的層層關係網絡交織而成。霧社事件雖是一抗日的行動，但卻必須放在當時的族群政治歷史脈絡中，才能有較全面且深入的理解。然而，由於殖民統治勢力的介入，使得霧社事件的性質雖涉及族群之間原有的敵對關係，但在性質上卻又有著相當大的差異。霧社事件之後Toda人與日人合作的追捕及襲擊行動，以及日人之後的強制移居，不只深化、複雜化了族群與部落之間的衝突對立，同時也使得彼此的記憶凝結、停留在互相最敵對的當下。當戰後有關霧社事件的論述逐漸脫離了原本的社會脈絡，被提升到虛幻的民族主義的層次，更加深了族群之間意識型態的對立與糾葛。因此，與其說Toda人的口述記憶呈現了更多的「歷史真相」，不如將其視作主流論述強大壓力之下，所發展出另一個對抗式的在地觀點。

「海角七號」的走紅讓魏德聖導演頓時成了振興低迷國片市場的英雄，大眾的注目和期盼也隨之聚焦到導演籌拍已久的下一步影片——描述霧社事件的「賽德克巴萊」之上。魏導的光環與「賽德克巴萊」五分鐘史詩般的預告片，讓許多人對這部即將殺青的大片充滿期待。但我必須承認，以莫那魯道作爲「賽德克巴萊」(Sediq Balay：真正的賽德克人）之典型是否恰當，我個人一直是憂心多於期盼的，尤其是關於影片會如何處理Toda人的位置與觀點。

不過爭議卻發生在意料之外的場景。今年四月底，我參加了族人自發舉辦的「2010賽德克族群論壇」，其中一個場次「Bakan Walis之死：耆老口述賽德克族的獵槍Gaya/Waya調査報告」，特地談到了「賽德克巴萊」的劇組和參與族人之間一個主要的意見衝突。在部落老人的口述裡，莫那魯道的太太Bakan Walis和兩個孫子是在其要求下上吊自盡，但電影劇本中他們卻是被莫那魯道親自槍殺。族人認爲這與部落所流傳的口述不同，並且一再強調，槍是用來獵殺動物，不可能拿來槍殺自己的至親，這是嚴重違反gaya（祖訓）的。他們多次向劇組提出上述的看法，但對方表示，劇本已經確定無法更改，用槍比較有戲劇的張力；再者，有一些文獻是如此描述，因此劇本的寫法並非完全無所根據。聽著族人述說魏導一開始到部落作說明、挑選演員，到如今拍攝的過程，我感受到的是族人對於這部片從期待轉變為深深的無力感，莫那魯道似乎越來越屬於想要拍出震撼人心之史詩巨片的導演，而非部落族人。

那一天論壇的決議是要由「賽德克民族議會籌備會」正式向電影公司提出書面抗議。事隔三個多月後，我打電話問一位部落朋友事情的進展，他說，後來他們還是沒有正式作出抗議的舉動，因蓖有一些族人認毘影片畢竟尙未完成，如此大動作反彈未必會得到外界支持。此外，劇組那邊據說也有了一些「善意」的回應，雖然仍堅持原來的劇情，但以槍聲象徵性地取代了頂接槍殺的畫面。不過族人們正在考慮，是否另行拍攝自己版本的「賽德克巴萊」，同時鄉公所也打算召開會議討論如何進行霧社事件八十週年紀念活動，希望仁愛鄉相關的各個族群都能來參與討論，讓霧社事件不再只是Tkdaya的活動。

聽來是個好的進展，雖然不容易，但希望透過眾聲喧嘩，霧社事件不再只是英雄烈士的故事，而能呈現更多複雜的文化與族群互動面貌。至少，上香、獻花、獻果、獻爵的荒謬劇情應該可以不要在紀念儀式中出現了吧。

備註：

1人類由「他者」所呈現的主流觀點，是不是真能代表Tgdaya人本身的立場與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關於這一點要特別謝謝我的學生Awi Nokan的提醒。他曾問一位莫那魯道後裔對於霧社事件紀念儀式的看法，得到的回應是：「我們清流部落不會辦這樣的活動，這個只是官方的，和我們無關。」學視Awi初步的訪談顯示，清流族人對霧社事件所抱持的態度是遺忘，老人不會主動向兒孫們提界及Mona Rudaw因馬這個事件對他們而言是悲痛的回憶，而非光榮的事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