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oi Masuk Kampung：蘇門答臘田野散記

蔡晏霖｜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系

2003年10月起，我在印尼蘇門答臘北部的棉蘭市（Medan）進行了十五個月的人類學田野工作。在這段期間內有一齣熱門電視連續劇，Bule Masuk Kampung（洋鬼子下鄉），描述一位美國大學生在雅加達郊區長住，學習印尼語言文化並譜出跨國戀曲的種種趣事。齋戒月節期間，每天晚上七點和寄宿家庭裡三個年輕女傭一起看這齣電視劇，不僅是我重要的學習和社交儀式，也是我最輕鬆快樂的田野經驗之一。對於劇中人操著發音詭異的印尼語在城郊社區裡被接納也被猜忌，我莞爾之際也感同身受；而他那股拿著相機到處晃、事事關心追根究底的好奇勁，也頗讓我萌生一絲與鏡像對視的尷尬，以及對所有曾被我騷擾過的報導人的感激與歉意。

然而我更看到自己與他的差異。下鄉的bule是個洋人，男性、白種、美國籍。而我，則像AS謔稱我的那一句Ayo amoi masuk kampung（阿妹快來下鄉喲），是個來自台灣、有華人血統、年輕、性別為女的amoi[2]。1980年代以來，人類學家對其研究方法與寫作過程的反身性（reflexivity）討論一再強調，田野工作不只是一個知識累積的過程，更是一套與研究者在田野地內外的物質、人際、資訊等網絡繁密交關的社會關係。田野工作的形貌與結果也因而與研究者的主體位置、生命歷程、甚至內心風景等因素關係深切。如果「洋鬼子下鄉」一劇成功的轉化了印尼殖民史敘事典型的羅曼史於當代第三世界的文化觀光情境，這篇「Amoi下鄉」則意在反芻一些個人於印尼蘇門答臘島進行長期田野工作的經驗，轉化爲東南亞研究方法學上反思與分享的材料。另外，本文也希望透過對田野工作幕前幕後、準備與後續的敘述與反省，進一步相對化、複雜化「田野」這一個概念；究竟人類學家所謂的田野，該始於何時，又終於何處？而田野工作的本質，又是什麼？

準此，我將在以下的篇幅裡把amoimasukkampung拆開來說、倒過來說，分別談田野裡的空間、時間、身分等因素。首先我談下什麼鄉（kampung），一方面介紹我的田野地點蘇門答臘島棉蘭市，素描其史地背景、發展難題與前景，以供有志到棉蘭或其他東南亞中大型城市進行田野工作者參考。另一方面我也點出其他地理空間如印尼首都雅加達、台灣、與美國等之於棉蘭的意義，強調是不是kampung，哪裡是田野，皆非絕對。接下來我談如何masuk（進入），藉由介紹我的田野工作之前身（準備）與後事（離開），進一步把田野這個概念的時空範疇拉長、拉大。最後，我再談誰是amoi，討論田野裡的身分差異與認同，以及相應的田野方法學上的挑戰。

棉蘭（Medan）的意思是平原。它位於印尼蘇門答臘島東北部的帶狀平原中心。由於土壤適合種植菸草，這片平原帶從19世紀中葉起成爲當時世界上發展最快速的大規模殖民種植園區，也爲棉蘭吸引了來自歐、美、日各國的資本，以及來自南中國、印度與荷屬印尼各地，尤其以爪哇爲最眾的移工。此一發展脈絡奠定了棉蘭成爲蘇門答臘北部政治、經貿中心的基礎，也賦予其族群多元且無一佔絕對優勢的異質百萬人口組成與文化樣貌。我的田野工作主題，簡單的說，就是觀察在此爲數眾多的華人移民後裔與其他族群之間的社會情感流動與認同關係。

既然是蘇北中心並有百萬人口，棉蘭其實不能算是一個kampung。也正因爲棉蘭不是一個kampung，所以它的生活環境如大部分東南亞都市一樣惡劣：空氣污濁、交通紊亂、公共設施缺乏、失業與暴力問題嚴重、停水停電淹水都是家常便飯。一句「IniMedanBung!（老兄，這就是棉蘭！）」深切表達市井小民的無奈。而惡質的公共空間又進一步促使各階層的群眾走入標榜販賣生活品質的大型人造商業空間。在我住在棉蘭的十五個月間，兩處大型購物中心分別以Sogo與Carrefour為號召盛大開幕。另外，以市政府為首的跨國官商集團也正如火如荼地主導市中心重新開發案，計畫在數年間再啓用三間大型綜合購物中心，使棉蘭成為媲美新加坡的區域級購物中心。「IniMedanBung！」的哀嘆聲，在官方出資刊登於TEMPO雜誌英文版的全彩廣告特輯裡搖身一變成爲棉蘭走向國際之都的驚嘆號。

棉蘭不是kampung，然而提起首都雅加達（華人對其暱稱「椰城」），棉蘭人又似乎常陷於一種矛盾的kampung情結裡。他們常自豪地說：椰城的交通太糟糕了，一天只能辦一件事；不像在棉蘭一天可以跑很多地方。然而網路上流傳一時的「棉蘭人完全辨識守則（You Might be Medan Lang If…）」又百般譏諷那些買菜時接到簡訊於是繞了半個城市只為省錢的棉蘭鄉親們。棉蘭不是kampung，但是電視裡的台灣城市（以台北爲代表）似乎更具有吸引力；從2002年橫掃印尼老少收視群的流星花園起，一齣齣台製偶像劇不斷在電子、平面媒體攻城掠地，聯手輸出關於台灣都市地景的跨國想像。而多年以來未曾間斷的求學、商業、工作、與婚姻聯繫，更不斷衍製著台灣—棉蘭之間的跨界慾望。近年來印尼與中國的民間往來大為熱絡，這些新舊台製光環雖然遜色但也仍不失色，也因此為我田野期間的 幾次返台之行帶來了一些困擾與反思：

有兩種關於田野常見的空間想像：第一，田野是一個可被清楚界定、描述的地理空間，而且通常與研究者在田野外的家有著空間與心理上的距離。第二，人類學家的田野地點往往位於所謂的落後地區。棉蘭人對台灣的空間想像與旅行慾望之所以曾讓我緊張，正是因為那挑戰、穿透了我在棉蘭與台灣、在田野與家之間築好的牆。而前面關於棉蘭是不是kampung的討論則意在點出：很多我們襲用的空間範疇（category）如城丶鄉、都市等，其實是高度相對、並深寓文化想像的。就像「洋鬼子下鄉」其實反映了印尼以都會為中心的文化媒體工業對城市邊緣與鄉村地區的異化與壞舊想像，很多人在以西方都會區為框架的城市想像裡，不也常把印尼的都市，包括棉蘭、雅加達，看成一個kampung集合體，或甚至是一個大kampung？更進一步說，在後殖民、後冷戰的全球性空間秩序裡，整個印尼、東南亞、甚至整個第三世界，是不是也常被緯度高一點的我們有意、或是無知地困鎖在一個大kampung的想像裡，覺得那裡就是偏遠落後、暴力叢生？我沒有忘記，2001年第一次下「鄉」往印尼的行李箱裡，amoi也曾經很不放心地帶了衛生紙、小刀、鋼杯、肥皂、洗衣粉、乾糧、水瓶、紗布丶蚊蟲藥等種種求生用品。田野是一種空間想像，它更挑戰著田野工作者生命經驗裡種種想像的空間，想像的牆。

田野工作是一種空間經驗，當然也是時間的。人類學研究強調長時間的文化浸淫為田野經驗與其相關詮釋所帶來的寬度與縱深，因此常對於研究者在田野中的轉變著墨較深。本節則企圖拉大田野記事的時間性視野，一方面著眼於田野前的長期準備與語言學習工作，一方面則交代離開田野及其後的心路歷程。我們會發現，田野工作不僅如前節所述常常在空間上越界，在時間上也往往難以劃出清楚的段落。

我在2003年正式開始的田野工作，其實早已於2000年啓程。在進入博士班與老師第一次的唔談裡，她就要求我開始為三年後的田野工作進行安排，並強調最重要的就是語言學習。由於校園裡沒有正式的印尼語課程，我私下找到印尼學生願意以一對一方式教我一些日常印尼語會話，再於隔年暑假前往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的SEASSI（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ummer Institute）參加八週的密集印尼語課程。SEASSI專業的教師群與課程設計，加上同學間的相互鼓勵與課後練習，很快就為我的印尼語打下基礎，足以應付我在2001年暑假尾聲隻身初訪印尼，到Java, Kalimantan, Sumatra三大島旅行三週的基本語言需要。

下一個暑假，2002年，我直接到中爪哇的大學參加中級印尼語課程，卻進一步體會了SEASSI老師的可貴的專業教學水準。因爲所有我在印尼能找到的，正式或非正式印尼語課程的老師，多出身英語教學背景，而不真的知道怎麼教印尼語。他們難以明白非印尼母語學習者的學習盲點，當然也就無法提供適切的教學指導。然而環境因素可以補足教學法的缺失。與大學生們建立課外互動關係有助於語言的活學活用，也可另外請他們當報導人，對感興趣的研究子題進行嘗試性的初步研究。六週的課程結束後，我二度飛往棉蘭進行三週的前期田野調查，收集論文提綱所需的地域性資料，開始學習棉蘭華人慣用的creole福建語，並寫下一年將正式展開的長期田野工作做好必要的行程安排。

美國的東南亞研究是冷戰時期區域研究（AreaStudies）發展的一環，其研究資源也因而循著區域研究學門的發展模式，集中於美國東西岸與中西部數個大學的區域研究中心裡。從我近三年的田野籌備過程與語言學習經驗中，反映出一個研究者在區域研究資源相對缺乏的校園從事區域研究的限制與優勢：因為學校不提供語言與區域研究課程，所以我得利用暑假做密集的語言訓練，並在學年期間自己規劃課程研讀東南亞與印尼相關典籍，再和也是印尼專家的論文指導教授討論。我也常跑UCBerkeley東南亞研究中心參加相關學術活動，與其他做印尼研究的老師、學生交流。論文寫作期間，我更在UCBerkeley註冊修課，進一步利用UCBerkeley豐富的東南亞語言教學與圖書研究資源。

以上歷程給我許多套裝學習之外的歷練：正因為我曾經透過多種管道學習印尼語，所以對於印尼語的多樣性與地域性有些體會。而對於東南亞歷史與政經環境的自主學習，則使我對於美國的東南亞研究此一學術建制與其生產的區域知識維持著一種選擇性的介入關係。而最重要的也許是，在博士論文發想與寫作過程中，我必須不斷進行跨學科與跨區域的轉譯工作：一方面爲不同區域研究背景的系上老師與同儕進行東南亞相關文化與歷史脈絡的說明工作，一方面為來自不同學科背景的東南亞研究老師與同儕比較不同學門的研究取徑與學科脈絡，同時面對種種源自拉丁美洲研究、非洲人類學、中國研究、文化研究、後殖民硏究、歷史、社會學、政治學等異質知識傳統的問詢與挑戰。

亞齊省與蘇北省比鄰於蘇門答臘島北部，史地淵源皆極深厚。1965年亞齊發生大規模排華運動，許多華人乘接僑船前往中國，但更多選擇避居棉蘭。許多棉蘭華人，包括我所居住的第一個寄宿家庭，不是來自亞齊就是有亞齊親友。南亞地震與海嘯又馬戰禍連年的亞齊帶來鉅創，震動了無數棉蘭人的心魂，也震動了棉蘭的社會救濟網絡。回台灣當天及以後，來自棉蘭的簡訊與email持續傳來，訴說棉蘭人目擊亞齊災民與各地救援物資一起湧進棉蘭，或是親自參與救援工作的心緒起伏：

海嘯與地震震動了我和田野的關係，離開棉蘭前的心理掙扎仍然波濤不息。除了每天仍到棉蘭報紙網站上閱讀棉蘭新聞，我在台灣與願意幫忙的朋友與團體進行串聯，希望能為在棉蘭與亞齊努力的人們提供一點點資源。人類學家所謂的田野究竟始於何時，又終於何處？至少對我來說，這次的離開只會是更多關係的開始，不是結束。

以台灣人的身分，並能夠以棉蘭福建語進 行印尼華人研究，有其優勢，也有許多我始料未 及的矛盾與複雜性。一些非華裔印尼籍學者與朋 友，或甚至華裔印尼籍但不會說棉蘭福建語的朋 友，都曾以或羨慕或怨懟的口吻對我說，一般華人不可能如信任我一般的信任他們。一位荷蘭學者則說，棉蘭福建話很難學，因爲有人想學，也沒有人會教。作爲一個強烈的棉蘭華人認同標記，棉蘭福建話在華人觀念裡的確比較像是一種與生俱來的secondnature,而不太是一個可被複製的溝通工具。而當我要求棉蘭朋友教我說福建話時，他們的驚訝是雙重的；不只在於有人要學，而且在於一個來自台灣說「比較深」的福建話的人會想要學棉蘭的福建話；因為在許多人的想法裡，揉雜大量馬來詞彙的棉蘭福建話，與只會說印尼話、也印尼化了的khiauseng（僑生）一樣，都已經是駁雜不純的文化混血物了。這深淺之別反映的是一種想像的文化／種族位階的簡化形式：台灣、中國的現代性與中國性，優於棉蘭、印尼的混血性與印尼性。而許多非華裔學者對我所抱怨過的信任問題，其實也與這種文化／種族歧視心態相關。

我每每對棉蘭的朋友們反駁這種想像位階，攻擊其大中國種族主義，卻也常常獲利於它。簡單的說，藉由展演我的中國語言與歷史知識，我得以建立我的知識權威，並換取社會關係與訪問機會。而我基於反種族沙文主義所做的攻擊，有時也容易被解讀爲反中國的台獨立場聲明。但是更多時候，我的台灣人背景是甚至在我開口以前就已經被賦予某些預設立場了。於是一些曾經留學台灣的人常常以我爲知音而抱怨「那些老共」，一邊強調他親台但是絕對不支持台獨。一位當年中國領館幹部堅持要我先表態絕不支持台獨，才願意開始敘述他的生平。最極端的經驗是當一群受訪者發現我來自台灣而不是他們原來以為的中國學生後，話鋒一轉，大聲逼問起我贊不贊成兩岸統一；因為：「你如果支持台獨，就不能跟我們一起！」

走過以1950年代爲高峰的政治激情歲月，棉蘭華人社群對於當年上演於棉蘭街頭巷尾，造成不少家庭鬩牆、友情分裂的紅（親中）、藍（親台）對峙記憶猶新。而近年來，這些集體記憶又在印中貿易大幅成長，與台海局勢的緊弛起伏裡，牽引出許多舊感情與新詮釋。田野期間，我每每因爲如前述的真情演出而哭笑不得：一方面我驚訝於自己的國家認同與政治選擇竟如此牽動這些半百長輩的感覺神經，一方面也感到挫折，覺得他們這份對兩岸政治的關懷是一種不能承受之重，大大妨礙我的田野工作。但是換個角度想，其實也正因爲我無可迴避的台灣人身分，才能使他們的中國情結與深層焦慮無所遁形，也才使我在處理棉蘭華人的認同問題時有了重要而且獨特的田野材料。研究者主體身分與田野資料取得之間的微妙關係，由此可見一斑。

如前文所述，我的田野工作的目的在於觀察棉蘭華人與其他族群互動的社會過程與認同關係，而華人在家庭空間裡與印尼司機、傭人之間的雇傭與照護關係就是我的觀察重點之一。我認爲，在這塊我們可暫稱爲「族裔認同的親／私密邊境（intimate edges of ethncity）」的社會生活領域裡，處處湧生著華裔與非華裔個體間在物理、社會、及情感距離上高度接近的「跨族群親／私密情境（cross-ethnic intimacies）」。我的論文研究就是要紀錄這些跨族群親／私密情境裡社會情感的流動與認同，藉以探究印尼華裔與非華裔族群如何在日常生活私領域裡不斷跨越、重整、協調、再生產彼此之間相對的身分差異與尊卑秩序。當然，要觀察居家內部互動的私密情境，我必須先進入那些私密情境。一個年輕單身女學生的身分給了我方便，使許多媽媽型的朋友願意主動幫助我，邀請我這個乾女兒到她們家裡去住，甚至就安排我和她們的女兒同住一室。這是難得的田野硏究：有什麼情境比這更能直接觀察她們和傭人的互動？

年輕單身女性的身分也使我與年齡近似、性別相同的女傭有著比較大的互動可能。除了一起看電視、一起逛街，我也會藉口說要學習她們煮菜、整理家務、甚至用長花布巾背小孩的方法，以進行田野觀察。我們之間的談話與笑謔涉及家人、明星、男友、婚姻、化妝品；而對於我的一些女性主義議論她們不敢恭維，卻也只是睜著一雙大圓眼，默默地微笑。階級與種族的疆界可以跨越，卻難以消解。她們沉默的笑容時時提醒我關於自己的限制：在棉蘭的在地語境裡，我毫無疑問的是個orang cina（華人），對於信奉回教丶屬於爪哇血統的她們來說正是bukan oran g kita（非我族類）。而我住在華人家裡、對華裔屋主的依附關係、每天由她們幫我洗碗整理房間、似乎有花不完的美金等等，都顯示著我的階級優勢。換言之，我享有的進住華人家庭、觀察私密互動的田野優勢，也同時對我的田野社會關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定調與限制。而解決之道，似乎也只能盡量從我的日常行卮與言談裡強調我的局外人性格，努力當一個不一樣、比較友善的華人：

我始終不知道那天不識字的L是不知道、不會說、還是不願意告訴我她家的地址。面對差異，或許一個田野工作者在盡力之後所能做的，就是紀錄所有被說出的，並且仔細傾聽那些在話聲止歇、停頓處，更大的沉默。田野工作的限制在此，挑戰也在此。

四年不見的棉蘭對我來說既陌生又熟悉。有一些變化是全國性的，如稅務的改革、流氓組織的掃蕩、回教勢力的興起。而在棉蘭，兩年前失火重建的機場效率依舊低落，但貪汙似乎已經減少。市區內主要道路不再坑坑洞洞，但聽說通往內陸高原的路況惡劣，以致於行車時間倍增。朋友抱怨棉蘭今年獲選全印尼最骯髒的都市，然而我以前常經過的鐵軌邊垃圾山已經不見。曾經訪問過老人們快速凋零，與我同齡的朋友們紛紛離鄉到雅加達或出國求學或謀職。幸虧中年的好友們都還在。與這些叔叔阿姨們再次見面後，許多我生命中屬於印尼特有的生活記憶一一被喚醒：路邊攤青白燈光下刺戟怒張的榴槤、大雨後爽脆的空氣、與各種在地小吃相串連的街巷名、市場裡我叫不出名字的熱帶果香、收市後的滿地菜屑與就地焚燒的垃圾所發出的惡臭……

然而也有一些體會是不僅只於印尼的。相隔四年以後再與棉蘭的朋友們聊天，有許多他們還記得的片段我已經完全忘記，而我也記得一些他們已毫無印象的小故事。於是我們就像是互換了彼此一小部分的生命，我以我的記憶為他們保守了一部分他們丟失了的自己，他們以他們的記憶保守我的。我一直相信人文現象本來就是複雜難解的，田野工作者在人文現象的沃野裡勞動，如果不趨近以同質的複雜，又如何能理解那些現象？人類學研究的是人，而或許田野工作就是一種以人換人的知識生產過程吧。雖然畢業前趕寫論文的壓力太深刻，使得我對自己的論有頗深的創傷與焦慮感，直到畢業後依然；然而2008年重返田野的經驗卻又把我從論文創傷症候群中解救出來：此刻的amoi比從前的任何一個時刻都更期待著這本論文，期待著論文成書的那一天，好讓我可以把這本書帶回棉蘭送給朋友，送給這些「互換的生命」。

註解：

1. 本文初版發表於2005亞太研究論壇的〈島嶼東南亞田野記事專題〉。感謝專題主編梅慧玉的邀稿與修改意見。

2. 在印尼語中，源於閩客方言的amoi一辭專指年輕華人女性，而bule一辭則專指白種人（男女皆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