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座、手工餅乾和其它一對艱難時刻的人類學的遐想

林秀幸｜國立交通大學族群與文化研究所

這是我經常遇到的情況，在社會學界的朋友前聊天，如果你談到「星座」，這些朋友不是木訥以對，要不就是說「我不相信這個」、「偽科學」或「我上次給同學在研究方法課堂上做這個作業，尋找星座和性格的相關性，結果當然是不相關。可是這種題目他們做起來就會很有趣。」回想一下Adorno是怎麼批評報紙上的星座文的，我們就不會太驚訝社會學界朋友的反應。在人類學圈的朋友們前面談這個話題，對話可就積極得多了。A：「他是獅子座的。」B：「真的嗎？不過還要看他的月亮和上昇星座在哪裡。」C：「他是什麼星座？」D：「天蠍座。」C：「你這樣講我就瞭解了，有像。」E：「某某是XX星座」F：「那個星座碰都不要碰。」A：「你是什麼星座。」G：「某星座，那你又是什麼星座」A：「某星座。所以我還可以和某人相處，因毘我的月亮在XX。」C：「我們火相的就是這樣啦。」H：「又急又暴躁，但是簡單明瞭。」其間的知識充滿了個人的再創造性。

難道社會學界的朋友離「科學」比較近，而人類學界的朋友比較「迷信」？經過多年的思索和浸潤，我漸漸理解其中奧秘。這就好像我過去的指導教授在他的書裡說的：「星座不只是小女孩們的嘰嘰喳喳……。」（有性別歧視的嫌疑）。多年來我只記得這個前半句，至於後半句星座是什麼我完全不記得，也沒有動力去査他到底說了什麼。所以星座是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爲什麼較多人類學界的朋友（在我的經驗裡）喜歡將星座當作人際關係中的羅盤指南，這裡或許隱藏了一個學科界限裡的百年秘密（這兩個姊妹（或兄弟）分家有一百年了嗎？）。說穿了就是人類學界的朋友對人際關係充滿了「想像」的紋理（我們不想像民族，只想像觸摸得到的關係？），而這個想像可以連到遙遠的星球（萬物有靈？而且比民族共同體還要遠）。這個想像的動力是什麼呢？經過長久的參與式觀察，我發現人類學家希望以一種「照顧」關係的倫理來替代「控制」的認識論。

我不說照顧的「認識論」是認爲照顧並不只牽涉「認知」的模式，它可能牽涉更多的實踐和經驗的層面，這也是為何人類學者這麼重視或願意（不見得喜歡）「做」田野了。在田野裡難道只是學習對方的文化？更直接的意義，可能是田野工作者和對方在生活上的「相互對待」。相較於教科書上的各種研究方法，田野硏究法是最不具控制性的，況且還是「純手工」做的（奇怪，近年來「純手工」的餅乾通常較貴，獨獨田野工作身價遲遲未提昇），那種人與人的「深層接觸」，如果你待得夠久，你和他的關係還得經歷往返好幾次的相互理解，那些關係經常需長年的「照顧」，一種經驗式的學習。如同我家附近一家賣土雞的攤子，牌子上掛著的不是「土雞」，而是「手工土雞」。老闆很具有人類學精神，他知道他的雞不僅是native，還經人的長時間細心照顧，一種細緻和巧妙的手藝，猶如我們的田野工作。

同樣地人類學界也對非西方醫學療法充滿興趣，這些被稱做另類的醫療通常比較重視身體本身的感知性和心理的連動，病人也被視為一個有生命的「互動對象」，一個需要細心照料，隨時有變化的單獨個體。西方醫學在病理上的驚人成就通常將治療對象集體化、規格化。所投的藥也是由大藥廠生產出來給數以千萬計的人使用的規格化產品。他們各有所長，只能說兩者面對的scale不一樣，而人類學者如果偏好硏究前者，實在是投合了那種對手工的、互動的以及照顧的經驗性知識的心儀。

在「關係」的物理特性上，祗會學者猶如在身上裝了權利平等的偵測器，猶如化學毒物偵測器般，不平衡指數只要一超過0.005ppm（這是台灣的標準，我們不用香港的標準），立刻警鈴大作，牽動社會學家最敏感的神經，但是只要不逾越平權指數，其他不大在其考慮範圍內。然而人類學者對人際關係的感受可能就稍微複雜了些，那是一種經驗值的感受，「她是水相的嗎？所以會有這種表現。」這樣的衡量其實隱含某種期待——在相互對待時能夠有更多特殊性的考量（在特殊性和普同性的光譜上，人類學家通常比社會學家要更站在p（particular not political）這邊），其中一來一往的態度拿捏，被視作藝術的範疇，一種手工藝的展現，企圖在關係平台上鑿出更為深刻的紋理，別忘了，厚度可是人類學家的專利。[1]

朋友告訴我在一次台北舉辦的國際性人類學年會時，僞了提醒經費補助將優先給予那些來自於真的比較需要補助國家的與會者，人類學者們爲這個陳述措辭推敲了半天：第三世界？不合乎人類學的政治倫理，弱勢國家？有貼標籤的嫌疑，對人類學者而言這句話那麼難講。人類學家對遠在天邊的朋友持有一份近在眼前的關照，猶如星座帶來的既普同又特殊的想像空間。

「照顧」是一種動態過程，它需要時間的厚度，確保相互理解的空間和時間，它的價值不在效率，而在紋刻出來的理路夠不夠深刻到貫穿我們的「精神結構」（這個詞模糊又好用）。一個兼具耐心和韌性的實踐，人類學家的長項在於這個詩意的向度，然而抱歉的是詩意卻離不開政治（沒有別的理由，只因爲他們兩個相生相剋，並且都姓po)。這個時間與空間的確保不是理所當然，也不是真空狀態，充滿著權力的鑿痕、入侵、擠壓或者它就在裡面萌芽茁壯。如果是茶壺裡的力道，還在人類學家的關照可以照料得到的範圍，如果是天外飛來的一記轟雷（過去這種情形好像經常以傷亡為結束），人類學家如何招架這種大尺度的力道？在這種全球連動的時代，我們和赤道邊人們的關係不再只是打個噴嚏或蝴蝶拍拍翅膀而已，而是你或他的資金已經來到他家或你家的後院了。詩意的人類學家如何面對這些大範圍的急速流動力，這是當代的我們要面對的問題，如果我們不放棄對「意義建構」的堅持。我們假設那些流動的金沙到了「地方」之後速度自然就會變慢，讓我們細細「對待」？還是隨著那些巨流橫衝直撞找不到方向？

有一種罪是屬於「尺度」的，如果我們的親朋好友偷摘了鄰人菜園裡的菜，我們會加以阻止，並且進行道德勸說，因篦我們感受得到受損者的痛。然而我們不大可能阻止我們的親友在期貨市場上海撈一票，因為我們看不到受害者，全球化的共謀之成功，在於受害者不會立即現身（在「非死不可」上偷菜，屬於那種層次？）。人類學家筆記本裡的經驗值、厚度和同理心，有助於對照全球化那幽靈般的腐蝕性，卻找不到現下面對它的位置。

鏡頭拉回到我每日上課的教室，人類學如何傳遞她的知識，如果她放了不少籌碼在「殊異」的、「對待」的這端？她不僅是修辭的問題，還是實做的、經驗的。偏偏當代的教育讓我們屁股釘在椅子上，在看書、寫論文，或上網尋找一個永遠不會到來的彌賽亞。在進入田野之前我擔憂地對他們說，讓你們先到社區服務嗎？同學們老練地回答我：「老師，別傻了。我們跑去是打擾人家，人家還要裝成一副需要我們服務的樣子」（他們到底是懶惰？還是具有過人的自知之明）。同學們的回答也說明一件事，單向的服務觀念並非「完整」的「對待」，或套用那些德國老先生的說法：一種「詮釋循環」或「理解」。甚至有時只是滿足異文化的「森林浴」，但是我還是強烈贊成同學到社區服務，起碼知道有真正的人在那裡生活。

那麼就從自己生活周邊做起吧，從家庭關係、朋友關係開始。我那些聰明的學生又下了－個睿智的comment：「老師，那是最令人懼怕的，越近的關係越讓人害怕。」（到底誰是老師啊？）我接了一句：「這樣很符合我們的政治文化，只能談遠在天邊的，不能談近在眼前的。」

備註：

1. 我對社會學家非常敬重，尤其他們捍衛平權的態度，這裡僅僅只是替「艱難時刻的人類學」進行一點反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