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是一面照妖鏡

郭佩宜｜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災難是一面照妖鏡，照出社會結構的緊張與不平等，彰顯不同文化的模式，也反景出歷史的記憶與層疊的連帶。災難讓我們透視不同價值觀的矛盾──或許是價值觀間的（樂觀來看）「對話」和「協商」、或是（比較赤裸裸的）衝突和政治角力。

今年3月，日本發生地震海嘯後，福島第一核電廠一直處於核子危機，從燃料棒溫度過高到輻射外洩，繼三哩島和車諾比後，核能再次因為重大事故而成為舉世關注的焦點。3月20日在台北舉行了反核遊行，遊行中有團體在路邊舉著「藍綠共業」的海報，遊行後也有不少針對民進黨政治人物過於搶鏡的批評。反核運動不能遺忘歷史，國民黨長期以來擁抱核電和經濟至上的價值觀形塑了今日臺灣能源景觀，2008年再度全面執政後，到今天面對日本核災也沒有鬆動的跡象；而民進黨執政時在國民黨掌握國會的情況下，無法提出解套方法而對核四妥協，也令人失望。經歷再度政黨輪替，會上街頭反核的政黨還是同一個，對政黨與社運關係的論爭也不新鮮，砲火更甚以往；在這些爭論中，對反核運動而言更該被批判的另一個政黨弔詭的在現場“unseen”（沒出席/也因此被看不見），反而置身事外。

不過反核運動如果只是批判「藍綠共業」的話，有兩個問題。首先視野還停留在「國內」──然而核子工業、環境問題其實是全球性的。更進一步，我認為「共業」這個詞並不恰當，這個失當的隱喻把責任扁平化、大量稀釋，甚至有模糊了環境正義問題的危險。

人類對核能的使用始於核武，影響所及，連最遙遠的太平洋群島也深受其害。冷戰時期美國與法國在太平洋群島長期試爆核彈──法國甚至到了90年代還堅持在大溪地附近試爆──掀起大洋洲的島民反核情緒，有些國家禁止載送核廢料的船隻經過其海域。我在1995年第一次到所羅門群島的時候，在路邊買過一件T-shirt，上面印著大洋洲反核的slogan：

課堂上，我常請學生閱讀一本應用人類學的民族誌：Bravo for the Marshallese，這本書記錄了美國在馬紹爾試爆核彈對當地造成的諸多健康、環境與文化傷害，尤其是在比基尼（Bikini island）試爆中子彈的輻射塵飄落，不明究裡的島民只當成灰塵，沒吹掉的就扮了飯吃，孩童甚至拿來嬉戲。除了當下立即的嚴重健康損害，在環境與飲食污染的情況下，長期更造成高比例畸形胎兒和癌症的後遺症。（從島民用「葡萄」這個字來形容出生就高度畸形的胎兒，就可以想見多麼令人心碎）。災後被迫遷居、出現饑荒與文化流失的悲慘情景；而賠償談判過程面對美軍卸責與美國政府的推諉，更是一場艱辛的戰鬥。

除了人道關懷之外，大洋洲的悲劇看似遙遠，隨著時間也逐漸被其他地方的人們淡忘。然而無論是全球氣候變遷，或是核子災難的輻射塵，一次次的災難明白的昭示人類是命運共同體。極端氣候的演變趨勢下，太平洋有些島國受海平面上升的威脅，台灣、澳洲昆士蘭都經歷短期內破紀錄大雨的水患，歐洲美國出現不斷升級的熱浪和大風雪，地震與相伴隨的海嘯更是短時間內跨洋連動。核能逐漸成為全球性工業，核災的輻射塵也很「全球化」，車諾比災變後除了烏克蘭大面積受污染，輻射塵在歐洲飄散，甚至飄至蘇格蘭隨大雨落下。福島核變後輻射塵飄洋過海，隨風吹到北半球各地，而排入太平洋的廢水，更不知隨著洋流將橫跨多廣多深多久。而全球化的人群流動，在日本工作、旅遊的國際人口數量龐大，食物的跨國流動加上輻射物質的半衰期，讓全球各地的人都有機會接觸──無論是車諾比對歐洲土地的後遺症，或福島事件對農業與海洋食物鏈的影響，甚或更早核子試爆的殘留，全球人類共同承擔了這些「單獨一件」在檢驗時顯示「不對人體健康有威脅」的「微量」輻射的累積。

然而這些全球共同承擔的環境問題，以「共業」來比擬卻有文過飾非的危險。揮霍能源和物資、建造高排碳工廠、發展核武、擷取大量財富的金字塔頂層，與負責核電廠高輻射工作的契約外包臨時工、馬紹爾一個小島上的兒童、長期投身環保工作的社運工作者，難道該承擔一樣的責任嗎？的確，全球環境問題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可內疚之處（尤其是對物質的慾望），但其間有巨大的差異性。面對「共業」的提醒，有良心的人充滿歉疚，貪婪的人繼續不思反省，甚至更容易躲藏。一句「共業」只是拉大分母，扁平化曲線，甚且可能模糊了該咎責的對象。結果就和現在的「環保措施」一樣──良善的人民節能省碳，政府甚至環保署繼續幫高碳產業護航，減碳的實質效益杯水車薪。

這個宗教比喻也意涵了因果循環──造業有業報。然而災難受苦的多寡，與造的業多寡不成正比，而且還時常成反比！美國卡崔娜颶風受災來不及逃生的是底層的非裔美人，災後獲得保險賠償迅速復原的則是有錢人；八八風災受害最多的是原鄉部落；日本海嘯吞噬的是海邊的漁村；歐美熱浪或暴風雪中死亡的有許多是貧窮老人。災難研究裡面以「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概念來說明社會結構的不平等，造成不同人群面臨災難時可能受苦程度的差異。環境正義很容易在「共業說」裡面被吞噬掉了。

災難是一面照妖鏡，社會結構上的不平等在災難中暴露無疑。另一個例證是所謂「趁火打劫」。無論是近年海地、智利或美國在地震等災難發生後，媒體都報導了趁火打劫現象，然而研究顯示那是少數案例，災難中人類多半同舟共濟，相互扶持合作。這次日本災後沒有搶劫商店的情況，有些論者認為是日本文化的因素；然而日本在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後曾發生謠言散撥和仇殺韓裔的不幸事件，這個矛盾顯然不能以「文化」來解釋。我認為關鍵可能在於社會中的結構不平等和（階級/種族/國族等）緊張關係。媒體評論常對「趁火打劫」施以道德譴責，然而災難研究顯示，少數失控的情況其實反映的是日常生活中累積的夙怨──無論是階級不平等，或族群關係的緊張，或兩者的勾連──在動盪的時刻尋求發洩的出口。1923年的日本社會中，與韓裔的族群關係的不信任和衝突、緊張在大地震之後受到謠言的煽動，但今日日本社會族群問題沒有那麼深刻，階級問題在災區或許也沒有那麼嚴重。被「照」出來的，反而是台灣和中國少數仇日的言論。台灣在近年的災難經驗中也多半沒有「趁火打劫」的情況，顯示內部的階級和族群結構關係沒有過於緊張，是我們需要珍惜的地方。

如果說從跨文化比較中可以看到一個scale比較大的「全球性文化」在災難場域運作，那麼除了前述災難的全球性，以及救災賑災的全球化之外，我認為至少還有一種越來越「興盛」的產業文化──風險管理，或說是透過監看、預警系統來「面對災難」的文化。

南亞海嘯後，需多機構和政府砸下大筆經費建立「海嘯預警」系統，在大洋洲的人類學網路論壇上也開始經常性的轉寄海嘯警報（以及解除海嘯警報）。此次日本地震與海嘯發生前在當地有幾分鐘的預警，台灣以及太平洋諸國更是普遍發出「海嘯預估在某時抵達某處」的預報。台灣近年也在許多山區建立了土石流監測系統，大雨預報時據以撤離某些地區的居民。福島核災之後，鄰國紛紛監測輻射值變化，科學家發佈輻射塵的飄移路徑預測、公衛學家根據各地方監測的數字和氣象推估提供防護等級建議，而多國政府也表示將建立更多監測站：如台灣政府決定在宜蘭外海增加電纜，增加地震儀和海嘯壓力計。

「監測」已經是當代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人類科技發展過程中，越來越仰賴透過監測數字、抽象圖形、虛擬空間來「處理」、「控制」、理解（或更貼切的說，想像）災難。不可否認，「監測」讓我們能更廣更快的獲得資訊，並據以做出判斷，可以挽救許多人命。「監測」產生「科學數據」，降低對未知的恐慌、憂慮和謠言，也有安撫的功能。然而另一方面，以「監測」來面對大自然的文化隱含了「科技拜物」（fetishism of science），「科學」、「現代性理性」的價值觀，以及「風險控管」的新興產業的崛起，我們需要戒慎恐懼。

數字化的「監測」是一種「遙研」（remote studies），過度仰賴時可能阻撓我們看到事件的在地樣貌和深層結構，無助於解決問題。例如Emily Harwell在2000年於Development and Change發表一篇文章"Remote Sensibilities：Discourses of Technology and the Making of Indonesia’s Natural Disaster"，討論當代科技透過衛星等探測地表溫度圖來「監測」印尼森林大火，輕易的咎責於山田燒墾的原住民；然而實際上山田燒墾所佔面積極少，也很少引起火災，反而是經濟作物的種植（牽涉到跨國企業與國內資本家和官員的共勾結構）才是森林大火的起因。遠遠的看著溫度變化圖讓官僚結構「自我安慰」或表演有在作事，或自以為掌握了災難的訊息，卻無法真正解決問題。

另一方面，狼來了的警示──或更進一步說，科技可以掌控（或根本無力掌控）的幻覺──讓人們麻木。看到輻射監測數字台灣暫無健康危險，許多人鬆了一口氣；看到政府增加監測，也讓很多人安心──然後繼續過一樣的生活，災難的風險似乎被「管理」了。「風險管理」作為一種產業，已經出現很多問題──金融風暴中破產的銀行其實都有「風險控管」，出事的核電廠興建之前不也都有風險評估（而且都計算出極低的發生機率）？然而風險模型設計本身永遠不可能完美，太多外部因素（無論新舊）都非模型可以處理，而發生機率極低的事情發生了，並非因為那麼倒楣不巧，而是出現了「模型範圍外的事件」。

核能即是人類過度自信掌控大自然能力的故事。人類為了經濟或戰爭的目的使用核能，然而製造核分裂/融合這種不穩定的狀態，無論目的為何，都是在走險棋──人類自信能夠全知全然的預測、操控核燃料的虛妄。

手塚治虫的知名動漫作品《小白獅王（又譯：森林大帝）》描述諸多物種在人類破 壞環境後瀕臨絕種，科學家創造人造森林，透過「監測」、「管理」移殖的野生動物，企圖復育甚至創造新的生物，然而最終證明'play God'是一件危險而註定失敗的妄想。這部動漫直接戳破全能科技和風險管理的神話；最近發生的諸多災難也一樣，我們在鏡中看見人類發展模式的癥結。攬鏡自照，我們是要繼續安逸麻木（comfortably numb ），還是勇於改變？

（註：本文原載於「芭樂人類學」部落格，經刪節改寫。原文請見：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1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