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後七日》與台灣的喪禮

林開世｜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去年發行的國片《父後七日》是部相當溫馨的小品，人物塑造突出，具有豐富的文學性。整體來說，雖然是以喜鬧劇為主調，但不至於太過戲謔，可以稱得上是平實可喜，可能是2010年上映的國片中最具有當代感的作品。然而，可能是劇本從文學獎的散文直接改編的結果，有些口語對白太過文雅通順、內心的旁白太多，反而讓這部電影欠缺一種貼近社會的寫實性──這些都還只是瑕疵，整部電影較大的問題是：故事的情感結構主體曖昧，削弱了整體的敘事效果。

就主體精神來說，電影的故事發展似乎沒有清楚的決心：到底要如何來看待台灣的喪禮。如果導演認為這已經是一個荒謬與徒有形式的習俗，那麼這部電影並沒有尖銳的刻劃出台灣鄉下喪禮的粗俗，矛盾與誇張。如果導演關心的是台灣喪禮中存活與轉換的傳統，如何與商品化及庸俗化的社會共存，那顯然他對葬禮的安排與細節又沒有賦予更同情的理解（有些有關喪禮的風俗的象徵細節，像各種污染與禁忌，都沒有交代與尊重）。這讓這部電影懸在中間，既沒有更加勇敢的暴露我們這個社會面對生命盡頭時展現的粗暴，也無法從儀式過程中，去體會人們如何與無法擺脫的世事人情去糾葛，談判、合作與妥協。看完以後，令人一方面感覺這部電影對喪禮的詮釋意猶未盡，另一方面對女主角的所描述那種對傳統儀式的情感疏離，反而覺得有些造作。畢竟這部電影雖然點出了台灣葬禮的庸俗與喧鬧的一面，但它也非常慷慨的讓當事者（包括主角、主角的哥哥、表弟與有親戚關係的道士）在過程中各自以不同形式來表現不同程度的哀思。也就是說，雖然不乏諷刺的一面，這部電影中的喪禮並沒有誇張到讓當事者全然喪失其自我意識，而舉辦喪禮過程當中所勾勒出的人情義理，也沒有排除掉個人療傷慰藉的可能。因此，與其說是喪禮這個儀式讓女兒這個主角覺得疏離，還不如說是主角選擇的都會生活方式讓她對對鄉下的喪禮產生了疏離。如此的鋪陳反而削弱了整體的敘事張力，讓故事的節奏產生不一致的現象，喪禮開始所營造的笑謔荒謬，到了後來卻被溫馨的親情交會與回憶所取代。而葬禮過後那段都會中濃妝假面的日子、機場與機場之間的飄泊，則已經淪為煽情的獨白。

就個人的田野調查的經驗，台灣的葬禮是一種豐富複雜，又具有地區特色，難以以偏概全的現象，然而我確曾在宜蘭、南投、台南鄉下參加過一個又一個不可思議的葬禮。它們的共通點是：在混亂繁忙的身體與刺耳喧鬧的聲音中，鄉里鄰居與張羅打雜的村人任意出入喪家，三三兩兩、談笑風生，對哀傷的冷漠與親情的無視，簡直是到了刻意反諷的境地；而靈堂的佈置與公祭的繁瑣也完全是以工廠生產線式的效率與廉價商品的方便作為其運作的法則，好像是只要有排場就好，逝者是誰？生者為何悲？通通無所謂。這些無由而來的繁瑣規矩與唐突又自以為是的試探性關懷，對喪家作一而再，再而三的折磨，構成一種虐待狂式的人情網絡，好像在一切的擺佈之中，有某種更加重要的社會性存在，可以容許關心的旁人對個人的親情進行公共的干涉。

但問題是，其實在現今的台灣鄉下，這種假想或理想的社群聯結大多早已在派系政治與親族的利益夾擊下分崩離析，來湊熱鬧的人只是在趁著別人在經歷死亡來臨的忙亂惶恐與未知的情境下，試探著喪家的容忍度、盤算著自己的各種運作空間。我們的社會習慣了算計利益與表面工夫，現在連死亡都難逃其掌握。這一切顯現的，不只是流於形式或繁瑣的喪禮儀式一再的困擾喪家；更重要的是，不論是宗教人士或者昰所謂的耆老長輩，對於儀式過程的道理與程序，不但展現驚人的無知，更用一大堆陳腐浮誇的論調，來打造出關懷或慈悲的正當性，讓禮儀熱鬧空洞卻又充滿了形式上的要求。

欠缺一套新的語言與程序來表達快速變動中的親情與逐漸形成中的自我個性，台灣的葬禮文化，在商業利益與面子關係交會下，我們看到的是一場又一場的超現實戲碼與通膨式的情緒表達。喪家在繁忙擺布中，往往累到連停下來面對自己的傷痛的機會都沒有。我永遠忘不了宜蘭五結鄉那位喪妻的深情中年男子，在喪禮過程中那張焦慮擔憂的臉孔，以及葬禮後突然爆發出來的悔恨與厭惡的淚水。在經歷了一場身心的折磨後，他只覺得更為空虛更為無奈，他覺得受騙了。

今天在殯葬企業持續擴大，生死學儼然成形的趨勢下，我們幾乎可以預見將來的喪禮將會更商業化，標準化，更加拉遠與人們哀思的距離。死亡儀式已經不再是人情與義理的平衡，而是冠冕堂皇的商品。就這點來說，其實《父後七日》已經觸摸到了一個台灣社會普遍性的問題，只是它並沒有足夠的耐心與同情心來深入我們當前的文化困境。

然而，這些如此明顯又煩人的喪葬對個人的哀思是不是毫無意義？可能也不盡然。聰明的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可能可以指出透過這種繁複的儀式，台灣鄉民編織出一個人情與面子的世界，讓生者展現其社會地位與人際網絡，讓家人與親屬重申彼此間的親疏階序與權利義務。就這點來說，喪禮仍然有其社會功能的面向。

但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昰，在這些誇張喧鬧的聲光化電與官僚體系式的科儀經文包抄下，死亡一再地被規訓化與程序化，甚至可說是被刻意分解與壓抑。到最後，將死亡交給無情的過程，以及一堆世俗化，算計式的宗教程序後，我們被逼著要面對喧鬧後死亡的空虛與未知。這種空洞與孤寂，原本是世界各地喪禮普遍想要掩飾甚至超越的感覺，但在台灣它卻往往隱藏在庸俗與熱鬧之中，對我們的生活方式，作一種噬心的控訴。我們用繁忙與麻木來忘卻自我的認同，同時也讓算計與排場取代自己的感覺，到最後，不斷延後的是永遠無法填補的缺憾與怨忌。

《父後七日》一片交代未盡的地方，其實是一段更需要我們對於當前文化斷裂與零碎化進一步反省的部分。如何從儀式過程當中展現出來的人情義理與繁文縟節，以及溫馨的親情與自私的算計中，去捕捉到人們如何面對死亡的空洞與孤寂，是台灣的喪禮留給當代的研究文化者與藝術工作者的一個充滿詩意卻又令人哀傷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