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如春水柔──宋文薰先生與日本

黃智慧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宋文薰先生（1924-2016）在考古學領域上的成就屢獲國內最高肯定，作為首位獲得日本天皇授勳（旭日中綬章）的臺灣考古學者，日本內閣府所舉授勳理由卻在「對促進日本、臺灣之考古學領域學術交流」的卓越貢獻。算起來，宋先生所串連起的學術交流，幾乎綿延了一世紀之久。

考古學與人類學、民族學是19世紀後半發展出來的學問，迎上這波學術浪潮，明治時期帝國大學成立不久即開設人類學講座，臺灣正好成為這個新興學問亟欲探索的處女地。其人類學上的豐富性，透過初期來臺學者的調查成果，令日本學界相當驚艷。與是當臺灣首座臺北帝國大學成立時（1928），即設置了「土俗學人種學講座」。土俗學英文Ethnography，是現在民族誌、民族學、民俗學或文化人類學這類學問的前身。該學系不僅率各帝國大學之先，也是臺北帝大的特色。雖然該講座師生合計只有三名，卻發揮極大戰力，協同其他專業（醫學、心理學、史學、哲學、農學、社會等）學者共同研究或組學會、辦雜誌，推廣學問至社會各界。可惜的是，這樣具有開創性且成果豐碩的學科，卻沒有臺灣出身的學生進入就讀，當面臨戰敗遣返時，學術傳承實難以為繼。

敗戰後，宋文薰先生從東京（明治大學預科）回臺，進入臺灣大學就讀。受到留用學者，被聘為文學院副教授的國分直一先生教導，專攻考古學。話說國分先生打從出生那一年就來到臺灣（1908），其成長與求學過程（除了京大之外）都在臺灣這塊土地上度過，高中時代他受到學長鹿野忠雄啟發，也曾與帝大人類學教授們從事考古發掘。實質上，他是承襲了該學術脈絡累積的寶貴知識的一人。也因此，跟隨國分學習的宋文薰先生，遂成為延續日本50年奠下的考古人類學基礎的臺灣傳承人。

這一份奇妙的緣分，透過臺灣長大的日本「內地人」，交棒傳承到臺灣人的手上，不知道青年宋文薰是否特別意識到？從一件事或可理解。剛畢業旋即在臺大考古人類學系擔任助教的那一年底（1951），他讀到久居北京的大學者鳥居龍藏要返回日本的消息，深深感受「有責任」要將「鳥居龍藏與臺灣」的關係介紹給一般大眾（尤其指「本省人」），遂撰寫了一篇同名的文章，登載於《臺灣風物》（第2卷2、3期，1952）上。沒有想到，數年後竟被鳥居的長女幸子譯成日文，直接收入鳥居回憶錄『手記』裡（附錄）。鳥居龍藏本人一定也讀過吧。雖然，未能有一面之緣，無意間，卻獲得來自臺灣考古學最早前輩的默許與肯定，令甫踏入學界的青年宋文薰十分激動，甚感光榮。

這份跨越時空與國界對學問前輩仰慕之意，從40年後（1993）在鳥居龍藏百年前拍攝的大批感光玻璃照片重新出土，他再度寫成〈鳥居龍藏博士與臺灣〉一文也可得知。多年之後，具備人生與學術高度的宋先生，在文中指出照片解讀的問題，如同後日論及馬淵東一、國分直一時，也指出國分直一傳記的問題一般，宋先生對於人事精微之處，確有細膩的觀察力。連鳥居和其弟子森丑之助的關係，從森氏的字裡行間：「從臺灣海峽吹過來的風似乎帶著春天的氣息，...... 一切都準備就緒了。鳥居先生，上路吧！」，宋先生也能敏銳解讀，判斷這是森氏如同謎一般在海上消失蹤影前的絕筆。

其實，筆者在接到這篇1993年的文章翻譯工作之前，對於母系這份學術傳承，腦中幾乎是一片空白。可是，一聽到是宋文薰先生本人指定筆者翻譯時，也只好硬著頭皮接下。筆者就讀臺大考古人類學系時（1978-82），正逢系上發生了一件大事。卑南遺址的大規模考古發掘工作，從1980年起如火如荼地展開。筆者剛修完田野課，隨即投入了第四梯次與第六梯次的卑南考古隊，接受在烈日下的震撼洗禮。宋文薰先生是考古隊的總領隊，他小小的身軀，挺著筆直的背脊，每次都跨著大步伐，走在眾多壯漢學生隊伍的最前方。

除了臺灣考古學的啟蒙恩師情誼之外，回想起來，宋先生有意無意間，都在教授我們學史以及日本文化的知識。大學時期，在他研究室裡，記憶中曾見到國分直一、宮本延人、三島格、姬野翠、末成道男等學者，研究室牆上懸掛著金關丈夫和國分直一照片，表明他的學術傳承。卑南考古工作期間，有次金子Erika女士來訪，帶來宋先生最喜歡的日本食物──辛子明太子（還指定須是福岡「福屋」出品）。其實只有一小盒，宋先生毫不吝嗇地，在炎熱的王家大院子樹蔭下，親自給學生們的便當加菜，要我們也品嚐這獨特的異國口味。去到他家作客時，他要宋師母下廚，展演日本茶道文化，讓我們這些學生初次體驗抹茶的滋味。

不過，除了在分享日本文化時刻，宋先生會露出愉悅的神情之外，從學生的角度來看，大部分時間，他是嚴謹、不苟言笑，難以捉摸的。這個印象，一直到我去日本留學三年之後，才完全改觀。適巧他來到大阪考察，當我可以使用日語跟他交談無礙時，才赫然察覺，宋先生原來是一位多話、風趣、重視品味、內心熱情感性的老師！

我的內心頗為震撼，看到同一個人使用不同語言，為何是二種模樣？宋先生的內心，似乎同時包含日本與臺灣二種文化涵養，他在這二個大相迥異的文化之間，是優雅地自由游動，還是時有衝突呢？走過不同時代人的內心世界，到底不是我們下一代所能輕言理解與感受。

過世前的幾個月，從師母處得知，宋先生尋回他在文藝青年時期所喜愛的日語短詩──徘句（東京時期他曾受教於知名徘人林原來井），每日汲汲於創作。令人訝異的是，戰後都過了70年，他的詩作卻時常回憶起他曾遭逢的東京大空襲火焰沖天以及作為一位敗戰國民的內心場景。

今年2月，他詠了以下作品（筆者譯）：

月見草 玉音放送 国滅ぶ

（月見草 傳來玉音放送 國家滅亡了）

夏深し 国籍失う つげられる

（夏日益深 我被告知 失去了國籍）

在過世前 5 日，似乎有所預感，宋先生留

下辭世之作，告別了人世。

初春の 水やわらぎて やもりなく

（初春流水 如此溫柔 壁虎鳴叫）

壁虎的日文稱為「屋守」（yamori），是留在屋內，守護家人的吉祥動物。臨終前的宋文薰先生，已經得知將要獲得天皇授勳殊榮。似乎他了無遺憾，內心如春水般輕柔地放下，化身於「屋守」，守護著他衷心期盼──日華和平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