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認識的宋文薰先生

臧振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宋文薰先生在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任教60年，退休後仍擔任該系的榮譽教授，此外宋先生與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也有42年的關係，1974年開始擔任史語所的兼任研究員，1988年被選上中央研究院院士，2012年改任通信研究員。

我個人有幸追隨宋先生學習臺灣考古學，跟他跑過許多田野，包括臺東鯉魚山、麒麟、膽曼、八仙洞、蘭嶼、臺南牛稠仔、烏山頭和澎湖通梁等。在跟他學習的過程中，我認識到宋先生有幾個很明顯的特質。

第一個特質是沒有架子，像個大頑童。我最早的印象是來自大一時的導生會。我被系裡分配為宋先生的導生，有一次宋先生請導生到他家裡聚會。當時他住在舟山路的臺大學人宿舍，是西式的平房，蠻氣派的。聽說宋先生原來住的宿舍失火燒毀，學校就安排他住進比較高檔的外籍學人宿舍。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進入大學教授的家，感覺到很不同凡響。

由於參加導生會的人除了大一的幾個菜鳥外，還有好些位頗為活潑聒噪的學姐，包括連照美、張敬、沈其麗、吳麗珠等，因而把這次餐會搞得非常熱鬧。宋先生和大家嘻嘻哈哈地玩成一片，完全沒有教授的架子，這是我對宋先生的第一個印象。

宋先生平常不擺架子，無拘無束，但是教學或工作時，則是一絲不苟，要求嚴格，這是他第二個特質。記得大二時修宋先生的史前史，宋先生上課都準備了講稿，講得慢條斯理，非常清楚。他經常請學校講義組印製許多英文講義作為課外讀物，要求我們閱讀，當時我們面對一大堆英文講義，翻字典讀得很苦，但是很紮實地確學到了一些史前史的知識，至今受用匪淺。

不只是在課堂上，在田野工作中他也是一樣嚴格。記得大二暑假有機會跟宋先生到臺東發掘鯉魚山遺址。在開工之前，宋先生要給大家上課，講解田野考古的方法與工作規範。開工後，白天工作了一整天，晚上被宋先生要求進行工作檢討和刷洗、登錄標本。記得當時是住在臺東市艾格里神父的教堂宿舍裡，晚上工作完畢，已經過了九、十點鐘了。大伙兒工作了一天，又是第一次來臺東，晚上總想外出閒逛，但是半夜回來，教堂院落大門已經上了鎖，進不去，又不敢呼喊老師求救，只好從教堂圍牆腳下一個收垃圾的孔洞中爬了進去。今天想起這件事，還不禁莞爾。

還有一件事我記得很清楚。我在臺大當助教的時候，跟隨宋先生帶學生到東海岸考古。我們從花蓮豐濱港口，溯秀姑巒溪，翻過海岸山脈，到縱谷的瑞穗，中間在奇密社過夜。第二天從奇密社到瑞穗的路途中，宋先生突然停了下來，在一處山崖邊的小道上，要學生計算到對面山頭之距離。學生都傻眼了，不知道怎麼算。當時路過此處的原住民都警告我們趕快離開此處，因為上方隨時會有落石。但是宋先生堅持要等到答案，算不出來就不離開。就在這個緊張無解的時刻，我只好作弊，偷偷地把計算方法告訴了學生，終於解除了危機。

宋先生的第三個特質是：具有濃厚的藝術家的氣質。他非常喜歡藝術、文學和音樂，看到好的藝術品或文學作品，總是愛不釋手。這種氣質，也讓他有著風流浪漫的性格。他喜歡有美感的東西，還包括與漂亮的女人聊天，喜歡談一些羅曼史。記得有一次跟宋先生到蘭嶼考古，住在蘭嶼賓館，要離開的那天早上，出發前宋先生突然不見了，大伙兒遍尋不著，後來才知道，他是遇到了一位剛剛入住的漂亮的法國女士，兩人相談甚歡，相約去喝咖啡聊天去了。見到我們之後，還高興地分享了他的「豔遇」。

宋先生的另一個特質是不拘小節，他不喜歡繁文縟節，更不喜歡行政工作。所以，他在臺大數十年，從未曾擔任過系主任或其它學校的行政工作。他日常不喜歡受一些傳統規矩所束縛，沒有宗教信仰，不信鬼神。他係喜歡逛教堂或廟宇，但是所關注的不是其中的神祗，而是其建築和藝術的表現。我記得，有一次在田野調查中，經過一個城隍廟，廟內供桌上有一盤蘋果，宋先生大概是走餓了，進去拿了一顆就地大口吃起來，毫不避諱神案上的城隍老爺。

宋先生最為人所知的特質，恐怕非貪杯莫屬。影響所及，凡是他的學生也都被認為一定會喝酒。學界流行一句話，宋先生的學生不會喝酒就畢不了業。他喝酒，有時是要藉酒消愁，醉後偶有失態，但是大多時候，就是滿足酒癮，樂似神仙。早年，薪水低，喝不起好酒，他喝的主要是紅露酒，後來他喜歡喝啤酒。他的研究室或田野之行囊中，很難得沒有啤酒。但是他好像不太喜歡高梁、大麴等類的烈酒。酒也是宋先生田野中的利器。記得在東海岸考古的時候，進入原住民村莊，他都會交代先準備兩打米酒。提著米酒進入村莊，通過酒精作用，很快就能就和原住民朋友交了心。接下來，要吃、要住、要發掘工人等問題，都不用我們操心了。

宋先生毫無疑問是當代臺灣的一個文人雅士，我常想宋先生與中國古代的文人雅士相比，有誰可以比較呢？我想到的第一個人是被稱作酒仙的唐代大詩人，李白。宋先生的縱酒自娛及浪漫不羈，好像與李白的形跡有幾分相似？但是東晉陶淵明筆下的五柳先生，可能更類似些。陶淵明描述五柳先生「不慕榮利。好讀書，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這些文字中似乎也有些宋先生的味道。

最後，我想談一談宋先生的為學。他在一個訪問中曾經說到：「考古的出路很少，我覺得我運氣好，碰到好先生、好朋友，......我自己覺得自己很幸福，做自己喜歡的事，可以一直做下去。」宋先生的確是運氣很好，戰後他從日本明治大學預科回臺，進入臺灣大學歷史系就讀，畢業後，就被延攬到考古人類學系擔任助教，自此，他受到李濟、石璋如、高去尋等幾位中國考古學泰斗的刻意栽培，而與張光直先生並列為發展臺灣考古學的兩顆種子。此後，臺灣考古學之所以能夠逐漸成長，在臺灣的學界佔有一席之地，無疑都是根源於此。

宋先生一生獻身臺灣史前文化的研究，先後發表專書7本、論文116篇、考古報告7本、譯作17篇。重要業績，包括首次發現臺灣最早的舊石器時代文化，以及長達十年的臺東縣卑南遺址的搶救發掘，並促成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建立。對於臺灣考古學的學術發展、文化資產的保存，以及考古學人才培育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綜觀宋先生的一生，淡泊瀟灑、快樂自得，至耄耋之年，身體仍然健朗。2014年3月，在他九秩大壽慶祝會中，我曾即興草成一首七言，描寫宋老師：

六十年來癡考古，小鏟啤酒常在手，

八仙洞裡開先河，卑南搶救十春秋，

黌宮育才一甲子，澹泊風雅樂悠遊，

九十不老懷童趣、歡聲笑語趴趴走。

如今，宋先生以92歲的高壽，安詳辭世，走完了他多彩的一生，這是他的福報。我們為他感到高興。我相信他現在已經快快樂樂地與他所尊敬的考古界前輩李濟、國分直一、高去尋、石璋如，以及他的好友張光直，學生李光周、陳伯楨、李德仁、張光仁等在天國團聚了，想必仍然拿著酒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