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拉格看見臺灣 ——第一次參與國際會議經驗談

李慧慧｜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因為《布拉格的春天》電影的高名氣，四處可見以「布拉格」 為名的飯店、糕餅店、廣場名、社區名等，讓我早早對這個城市， 懷有神秘的想像。2015年9月，指導老師謝世忠教授捎來訊息， 告知歐洲臺灣研究協會正在徵稿，希望研究生踴躍投稿，讓國際能看到臺灣本地學者的努力。在據說退稿率近半的高難度之下， 因為嚮往神秘的布拉格，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投出了論文摘要與申請，沒想到在真的收到了接受通知時，反倒開始忐忑不安。

「四」在必飛 躍上國際

這個國際四人小組，除了謝老師與我，同行的還有林志興及楊政賢二位博士。老師不僅事前協助摘要的修改及出國經費補助申請，同時規劃每月會議討論，出國前更是緊鑼密鼓的彩排，三不五時提醒我們 「狂唸」英文。老師帶領三位徒弟，經過半年的準備，四在必飛，終於躍上國際學術舞臺， 漫長飛行之後，就在2016年3 月29日的傍晚，轉機、火車、 巴士及計程車，歷經近18小時，終於踏上捷克首都布拉格 （Praha）。當四人小組提著行李一齊抵達布拉格那一刹那， 這陣仗實為難得一見又可貴， 彷彿電影《不可能的任務》即將殺氣騰騰地登場。

但場景一轉，沉浸在美麗的建築及誘人的啤酒，一下子就忘記旅程的疲憊，讓人無法想像，半世紀前，這裡曾有坦克車鎮壓，烽火逃亡的鐵幕景象。事實上，我們三位徒弟，帶著如軍人般，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革命」鬥志，來到布拉格參加國際會議，美景在旁， 卻無法退去緊張害怕的心情， 從長途航程到飯店，總有人拿著英文反覆朗誦，甚至在閉目養神時，腦裡依然會迴盪那些英文，第一次參加國際會議的我，自不例外！

會場內知識滿滿

歐洲臺灣研究協會 （EATS）是源於蔣經國基金會提供補助金，在歐洲成立的研究中心，年會至今邁入第十三屆，於捷克國家研究院辦理， 讓歐洲與臺灣兩地研究臺灣的學者，形成一個交流合作的學術網絡。這次投稿數高達142 篇，經評審篩選後，接受了61 篇論文，有個人發表、也有共同發表，發表人共計有65位。 會議與會人員可歸納為在國外的外國學者、在國外臺籍學者、 從臺灣去的外國學者及從臺灣去的臺灣學者等四類。讓我十分驚訝的是，參加會議的臺灣學者僅有17位，國外學者較多，人數超乎我想像。這次年會的主題是從權力關係探討不同的權力結構、策略與過程， 關注的主題相當多元，包括政治、社會、文化、歷史、語言、文學等。

三天會議，開幕後首先登場的，是由來自澳大利亞墨爾本蒙那利大學（Monash University）的學者家博（Bruce Jacobs） 擔任講者，講題是 “Re-Examining and Reframing Taiwan’s History”，探討臺灣的歷史，這是我在國外第一次聽到支持「臺灣是一個國家」 （Taiwan is a state）的論述，在會場內引起熱烈的討論，當然這個主題，若也邀請來自臺灣學者演講，或許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激起更廣更深的討論。 當天中國習主席也在附近演講，甚為巧合。從臺灣出發前， 已有學姐提醒，我們四人抵達的時間，也正巧遇習主席出訪布拉格，對市區的交通恐會有影響。

會議共有二個研討室，我們四人先坐在我們即將發表場次的研討室，熟悉場地，減少緊張。不少曾來臺灣田野的國外學者，在發表時偶會巧妙的使用我們的國語及臺語，由衷佩服他們敢講，也講的真好！ 甚至在論文的標題，使用某個特定時期專用的語彙，如「台客」一詞，更是引起了不小的討論，足見國外學者田野的用心及對學術反思與敬業的態度。

我們這場次談的主題與臺灣原住民族有關，主持人是來自於渥太華大學（University of Ottawa）的 Scott Simon （史國良），之前曾多次來臺灣做田野調查及在中央研究院任職，不僅能說一口流利的國語，為人更是親切有加。然而， 四篇文章發表人六位均來自臺灣，一位是在臺灣做研究的法國人，三位是臺灣的學者， 還有二位是臺灣原住民，其中一位是泰雅族的我，另一位是卑南族的志興。我以“Gaze welcomed（受歡迎的凝視）” 一文，詮釋都市河岸阿美族， 如何在弱勢（powerless）的處境下，透過觀光，提昇阿美族的地位（powerful）。未料，討論時竟有三位英文提問，差點招架不住，還好驚險過關。原來國際間不少的學者，非常關注臺灣都市原住民族。這場次的討論，如同在國際間，開啟了一扇重新認識臺灣原住民族的窗。

會場外收獲連連

會議討論場次，安排緊湊，是一場場豐富的知識饗宴。 然而，會場外的交流與互動， 更是參與國際學術研討重要的一環，不只是拓展人脈，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進一步相互砌磋、分享甘苦，交換想法，也有助於提昇學術研究的能量及研究廣度、深度。在過程中開拓國際視野、刺激思考， 也在交流過程中，更加認知成功學者所樹立的典範。

三天會議裡的二夜，均由臺灣駐捷克代表處宴客，第一天宴請所有與會人員，進入餐廳人手一杯紅酒，配合浪漫的燭光與音樂，自然拉進人與人的距離。我們徒弟三人，總想依附在給我們安全感的謝老師旁，但老師人脈相當廣，一進場內，即刻引來友人的目光， 我們也只好先以微笑減少自己的害怕，再以英文自我介紹， 認識新朋友，顧不了自己說的英文對方是否聽懂，對方點頭回應，看似完全了解，也就肆無忌憚的隨口落英文，辭不達意時，真希望老師能解圍呀， 但老師淹沒在人群中，只能自立自強，這樣經驗太特別了， 也才了解想要學好英文，環境的重要。接下來準備用餐時， 隔天擔任討論會主持人史國良，他雖是外國人，卻能用一口流利的國語及熱情的雙手， 把我們先「組」成一桌，相當有趣，還沒上戰場，就先暖身， 相互了解，談談研究臺灣原住民族有趣的經驗，還提到彼此都認識的一些友人，緩和了隔天緊張的心情。

第二天宴客的對象明顯少了很多，均是來自臺灣的本地研究者，官方代表們熱情的招待我們，在這場域認識同樣來自於臺灣的其他學者，也了解學術研究的路上，為何要參與國際會議。最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四人行，老師除了親自帶領學生參與國際學術論文發表，還在會議前半年開始縝密訓練，這讓其他同樣於大學任教的老師，很是驚訝！因為帶學生參與會議，加重老師的責任與壓力，要做到確實難上加難。不過，有同行的學者， 對老師讚賞不已，公推這是學習的典範。不過，這一天的我， 嚴重的時差，讓我無時不刻的想睡，尤其是用餐時間，我幾乎是全程趴倒在桌上，進入異國夢鄉，想想也滿有趣。

會場外的交流當然不僅於此，上臺十五分鐘，臺下練就卻要半年功。發表前一夜，四人還待別在密室演練，請在維也納任教的臺灣友人維雅，帶著一名觀眾，不只聆聽我們報告，還要正式提問與回答。這樣的練習，幫助相當大，不僅學習如何思辨，更給自己勇於以英文表達。前一天的演練及老師的鼓勵，讓自己更有信心上臺發表，英雄所見略同，臨時觀眾提出精深的問題，與會學者也提出類似的問題。這二位臨時觀眾，在我們布拉格及維也納的旅程中，亦友亦師的陪伴，至今仍是感念。

傳承革命精神

很有幸也很巧合，2016的春天，來到了革命城市布拉格， 彷彿穿越時空看到了當年在鐵幕中的軍人革命精神。順利的走過壓力重重的國際學術之旅，總算幸運歷劫歸來（歷什麼「劫」？四人所遇不同，均是人生難忘的經驗，本文且保留些許神秘，容日後閒話家常時再敘）。原以為4月7日回到臺灣後，此行就劃下美麗的句點。沒幾天，4月10日竟接到老師寫信詢問我們：4月18 日17：00-18：30 是否方便？將辦一個輕鬆的布拉格維也納會議經驗心得小會，邀請大家參與， 順便為2017的威尼斯暖身。很快地，我們4人如期重逢於臺大水源校區，和學伴們分享參與心得。不過顯然地，我們3 個臭皮匠，確實無法勝過1個諸葛亮。老師的心得果然獨到深刻，發人深省。

謝世忠老師以「布拉格會議的小小悲觀心得」為題與我們勉勵，三位徒弟正輕鬆歡愉，眉飛色舞地笑談國際學術經驗時，人類學大教授卻為何悲觀？老師針對這次會議，提出了「土外之權力結構、研討主題的觀察、臺灣研究的前途」三點觀察。土、外之權力結構為何讓人悲觀？因主題演講只有一位，就是老套的孤單西方學者，沒邀臺籍學者。主持人方面，外國人11名，臺灣來的外國人4名，但臺灣來的臺灣人只有1名，外土之比為 15：1，讓人不禁想問，為何象徵地位的主持人專邀外國人？ 再從論文寫作者的國籍來看， 外國人20文、臺灣來的外國人 10文、歐洲地區的臺灣人18 文、臺灣來的臺灣人17文，拿現役臺灣本土學術工作者與非現役者相較則是17比48，臺灣本土現役學者仍是少數，難怪老師會憂心為何不多邀臺灣現役學者？進一步，再從研討主題觀察，可歸納成二類，剛好分別在二個研討室進行，一類是與政治相關（國關、海峽、 外交、公民），在大廳研討；另一類是文化相關（歷史、戲劇、 文學、原住民、觀光、在地性）， 在小廳研討。然而，臺灣基本上只來政治、臺灣文學、及人類學等三小群學者。因此，最後謝師提出的「臺灣研究的前途」，因為海峽兩岸和國際現狀分析仍是主流，文化課題的邊陲性，反映出臺灣文化主體性的荏弱不明，或說臺灣主體性仍不被認可。

老師小小的悲觀心得，反映了學者責任感，也樹立了為師者另一個典範，讓我們馬上又從輕鬆掉入嚴肅的反思。原先一看到老師分享的主題時， 還以為是因我們三人，在旅程中時時刻刻「低頭族」的表現， 才讓老師悲從中來。在整理參與過程的點滴時，也才驚覺原來為了這次會議，我們從2015 年9月到2016年4月，經歷了近八個月的奮鬥。

文末了，一定還要再感謝一次，謝謝和諸葛先生一樣聰明，細心有耐心的謝世忠老師的支持與陪伴，也要再謝謝志興及政賢等二位學長博士的鼓勵。別忘了我們相約，明年再一起參與國際學術會議，讓好不容易在2016年布拉格的春天找到的革命精神，繼續傳承下去，年年參加，挑戰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