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怨情仇：多方交織的本南族社會之想像

顏仕宇｜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990年的某個官方場合上，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迪向現場媒體說了以下這段話：

「我們不希望將本南族變成各位探險家和人類學家的凝視與觀察之下的人體活標本，而任由世界的腳步從他們身邊擦肩而過。政府執行發展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將這群人帶入社會主流當中，沒有必要對這群正感無助的、處於半飢餓狀態和被疾病纏身的人注入各種浪漫的想像。」

當時這段話背後所指涉的對象，是以西方國家為主的環境保護團體，以及關心本南族與傳統生活存續議題的學者們。本南族作為東南亞地區少數僅存維持著狩獵採集游牧生活型態的民族，在過去數十年來的政治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課題上成為爭相報導和被引用於各種媒體平臺上的「寵兒」。換言之，在某個層面上，本南族因本身的文化特殊性而成了國家政府與對立勢力，如在野黨派，國內外非政府組織，和關注相關議題的學者們之間的論述籌碼。顯然， 該族群本身的文化特性與時代更迭之下的生活型態之推進，不再於雨林深處內與外界隔絕而獨立形塑，反而該族的社會與文化形貌在傳統與現代化的過渡線當中將看見不同外界力量的涉入，並交織出如今的本南全貌。

砂拉越作為馬來西亞其中一個州屬，座落於婆羅州的北海岸，與同屬一國的沙巴州、 汶萊國和印尼的加里曼丹相毗鄰。歷經數百年來，砂拉越境內的各個原住民族，其中包括本南族的聚落之間依據著在地傳統土地法而分劃生活領域， 在規定的傳統領域內與在地森林資源形成一個共生關係。然而自1960年代初期開始，馬來西亞國內的伐木業開始大規模地進行，特別以坐擁全國最大土地面積之州屬的砂拉越首當其衝成為了伐木開發的重點地帶。當地原住民對於跨國伐木集團開發的舉動在早期階段依然未表現出過多地反抗行為，直到當森林砍伐的範圍逐漸侵犯到過去依據傳統土地法所建立起來的生活場域時，不滿的情緒才開始在各部落之間蔓延起來。由於本南族的生活型態之關係，因此相較於其他族群而言，他們與森林環境的緊密關係受到最大層面上的波及。砂拉越首次的本南族封路行動與抗議行為自1980年代初期在該州中北部的Baram， Apoh Tutoh， 以及 Limbang 河流域一帶開始發動。政府雖然承諾過會針對伐木集團的活動進行監督，並確保原住民習俗地不再面對搶奪惡行的威脅， 然而這些承諾卻只是空頭支票。國際社會事後紛紛對政府施壓，呼籲停止伐木活動並認同原住民的基本權利，結果導致二十七名本南族人士在接著的攔路抗議活動中被逮捕。政府的諸般拖延和反擊，使得在地族人只能在此困局中繼續掙二扎和奮鬥。至今，抗議行為在某些地區甚至擴張到其他如棕櫚樹園丘開發以及水壩建置計三劃的課題上；但卻也有些區域對於政府和伐木公司的態度逐漸出現轉變和放軟的狀態。

1990年，砂拉越州政府成立了本南族事務委員會（Sarawak Penan Affairs Committee），官方宗旨是為了協助政府來應對本南族的需求與處理該族所面對的問題，並且執行任何以本南族為對象的發展計劃。Apoh Tutoh 河流域的其中一個村落 Long Sayan 的村長 Ajang 在當時是本南族事務委員會會員， 為政府負責處理本南族聚落之間的衝突。然而，他也是在地伐木抗爭運動的號召人，經驗豐富的他曾經和著名環境運動份子 Bruno Manser 合作過， 也多次代表在地非政府組織與州政府進行談判，為在地本南族謀取福利和捍衛生活權益。 在2002年，他招來了砂拉越以北的三十多個地區的本南族代表前來村落 Long Sayan 進行集會，以針對政府當時的整體表現進行評比，並且簽署一項宣言呈上給政府。在當時他們給出的評分為等級F的不及格程度，而後來宣言上面的八項內容也大部分被政府忽視。事情在之後出現轉折，Ajang 開始選擇退出非政府組織，隨著他也從村長 （Ketua kampong） 晉升為掌管整個 Apoh Tutoh 流域的頭目（Penghulu）的職位。原本在當地為了阻止伐木商順利進入森林範圍而設立的大型路障活動也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與當地伐木公司進行商品資源交易的小型路障，其行為背後的目的以及動員程度徹底地改變。另外，政府所推行的一連串定居政策與現代化開發案，美其名是要協助在地族人融入現代化社會的步伐中，但實際上利益和資源的分配隨著地域差異而出現不均的現象。 首先，究竟當事人 Ajang 是以何種心境和目的來面對身份上的重疊性和性質矛盾；再者，從反抗心態轉折到拉攏與政府和開發商之間的關係，聚落集體性的聲音與在地領袖個體之間的協商和牽涉過程也是我感到好奇的現象，畢竟這樣的態度轉折所帶來的影響將會涉及到環境地貌與傳統生活型態， 包括文化觀念的改變。

我有幸藉由論文田野調查的機會在2015年8月前往 Long Sayan 村落與當時的運動領袖 Ajang 會面，甚至日後成了我的主要田野報導人。Ajang 是個堅毅且深思熟慮的領袖，他的家庭位處於村落的中心點，並以同心圓的方式與其他住戶建立起由近到遠的親屬關係， 形成村裡住家現今的分佈情況。某天夜晚和 Ajang 以及家中幾位長輩吃著剛獵獲的野猴肉，我裝作若無其事地借著獵物難尋的話題，轉而提起他們之前放棄堅持抗議伐木業的話題；諷刺的是他的一位在場的華裔女婿就是附近伐木工廠的經理。Ajang 當時說，本南人如今面對最迫切的鬥爭，是食物的缺乏。若是持續封路，他們的抗議行動也會因為糧食缺乏也被迫中斷，跟著受累的還有狩獵、耕種和食材採集活動的停頓。從過去的抗爭經驗來看，無論是在地自發性集體動員行動，亦或是借助國內外的非政府組織和媒體單位的力量來向政府施壓，均未受政府所理會，甚至得不償失，遭到逮捕而被判處監禁和高額罰款。華裔女婿此時接著說道，早前 Long Sayan 因為積極參與抗議運動而聲名大噪，不時都會有大批國內外媒體記者和環境保護團體前來探訪和進行交流。然而，每次行程的目的似乎只是為了拍攝和借助本南族作為論述籌碼來打響各自的算盤； 最後留給當地人的只是一地失望，以及不斷注加在他們身上的「遊居在森林裡的原住民」 的固定形象。這段談話讓我想到，過去在討論抵抗行為的時候往往會偏向注重正面效果的層面，但是過程中所遭受到的恥辱、失望、損失、無奈等負面效應卻鮮少被正視。解決方案的出口似乎不存在絕對的對立面，在地人最終成功取回一塊流域地帶劃為習俗地保護區，而背後協議簽署的推行者卻是先前一直與在地人抗衡的常青伐木集團。

本南族與生活空間中不同尺度的力量之間的「恩怨情仇」 在歷史時序中有其頓挫波折。 從某個層面看，本南人所主張的並非全然在於綠色保護主義之上，更多的是一種合理範圍內的合作空間，以及生存出口的可能。環境保護以及抗議行為在很多時候成為了正義、公平與和平的代名詞，然而我認為更需要將之放置在地方歷史脈絡上進行檢視，而非視之為理所當然的管道。再者，過去在談論衝突場合的時候容易將兩者甚至多方勢力進行分立，而忽視了其中它們之間潛在的關係網路。就如「恩怨情仇」裡的 「恩」與「情」的部分，當地其實不乏在地族人與其他外族，特別是在鄰近伐木場域工作的外地人進行婚配和互助關係的建立。這使得我在處理充滿「怨」 與「仇」的開發爭議以及傳統存續的課題上，看到了社會內部情感和親屬網絡的現象，交織出如今的本南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