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人類學三十年的發展與出路

麻國慶｜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系

李亦園先生曾與費孝通先生討論中國人類學研究的重要領域在哪裡，當時費先生強調了兩點：第一個問題是如何考慮中國文化的延續性，第二要注意中國人社會關係的結合和組織。這兩點恰恰是我所談論的「傳統慣性」與「社會結合」這兩個概念的緣起。多民族中國社會的研究，要看到大的文化傳統具有擴散性。擴散性有兩個內涵，一是上對下的，相當於漢人社會內部的大傳統和小傳統，從高層到低層面對正統的儒家文明的傳統。二是中心對周邊的影響，周邊社會如何來接受和反應這套體系，這涉及一國之內多民族社會的構成。這兩個範疇作為大陸人類學民族學研究的重要基礎，從而決定了漢族社會研究和少數民族研究構成大陸人類學民族學的兩大基調。下面我將從這兩個領域出發，簡單梳理一下1978年之後大陸人類學發展的歷程和學術焦點。

正如其他學科的遭遇一樣，改革開放為大陸人類學民族學的發展帶來了生機。人類學與民族學機構陸續重建，研究的取向與範式逐步從意識形態的束縛中釋放出來，並向多元化過渡。許多學者在這一時期開始反思，對現實問題的調查研究不斷深入。1979年中國民族研究學會成立，標誌著人類學民族學學科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重建，兩年以後中國人類學學會正式成立。教學機構方面，1981年中山大學在中國大陸最早復建了人類學系，北京大學1985年由費孝通先生組建社會學研究所，後改為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費孝通先生1995年發起的「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討班」先後舉辦了六屆，第一屆研討班匯集了如李亦園、喬健、金光億、中根千枝等東亞人類學的精英學者，正如喬健先生所說「大陸的人類學重又起錨」。到2008年，在昆明召開第16屆世界人類學民族學大會，大陸人類學已經走過了三十年的歷程。

就漢族社會研究方面，老一代學者已經形成了自己的說理方式，費孝通先生和林耀華先生比較早就做到了兩大傳統的結合。這一點應當成為大陸人類學的一大特色，可以和全球對話。對漢族社會和鄉村人類學的研究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重新興起的，以華北、華東和華南為代表，對學術名村的重訪和再研究成為熱點。費孝通先生本人自1957年對江村先後進行了20餘次訪問，持續研究長達40年之久，對江村的回訪也成了學術史上追蹤研究的經典範例。漢族社會研究在承襲傳統、拓展研究領域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緊緊把握社會劇變這一主脈，關注現實問題，推動了漢族社會研究範式的更新。但是也應看到,對漢族社區的調查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華北、華東和華南地區，而東北、西北、西南的漢人社區則比較缺乏廣泛的調查研究。

另一領域是少數民族研究，大陸的民族問題到今天變成了國際話語，這方面我們有兩塊的理論積累。一是純粹從學理層面解釋民族的特殊屬性，如林耀華先生提出的經濟文化類型；而費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多元一體”格局，則為中國成為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合法性與合理性提供瞭解釋框架。少數民族的研究有三塊最為突出：一、是關於「族群」問題的討論，如何理解「族群」與「民族」這兩個概念的關係成為學術界熱烈討論的問題。二、是關於少數民族地區社會轉型問題的討論，為了跟上社會變遷和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學界自20世紀80年代初便開始重視民族地區現代化問題的研究，特別是積極研究民族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三、是保護文化多樣性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討論，中國民族學學會曾在世紀80－90年代舉行多次有關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學術研討會，探討保護少數民族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途徑和方式，保護和傳承少數民族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已成為學界的共識。

這樣，基於對學術發展史的總體反思，大陸人類學未來的走向需要考慮到五方面的問題。第一，是學科本身的建設以及人類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這涉及學科整體上的規劃和人才培養等問題；第二，是面對國際問題國內化和國內問題國際化的今天，大陸人類學所研究的問題不再是小的問題，而是放大到世界體系中的問題，與傳統的人類學研究有很大的區別；第三，要梳理人類學研究的地域格差。地域性和民族性是一個很傳統的命題，比如西南研究、西北研究、華南研究、華北研究的傳統等。通過梳理將會發現特點已經出現，那就該要探討這些特點怎麼來把握。第四，要探討後現代西方人文主義與科學主義的對話進入到中國社會之後，如何來反應，這種評價事實上還沒有建立起一個體系。第五，東方和西方二分的背後還存在被忽略的無文字社會的宇宙觀和哲學思考體系，這是值得重新思考的對象。現在大陸學者關於人觀的討論很多時候是以西方為參照的，這種討論方式存在著很多問題。

討論大陸人類學的發展歷程與出路，不得不回到發展的脈絡裡。早期以吳文藻為核心的燕京學派或北方學派從一開始就有很強的社會學取向。而南派人類學不僅僅是中山大學，還包括早期的中央研究院和廈門大學都體現出不同的特點。20世紀20年代末，傅斯年在中山大學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時候最早創辦了人類學組，形成了同時強調人類的自然屬性和文化屬性的傳統。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最初的研究成員幾乎全出自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然而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在1948年成立不久，就因時局的變化而撤銷，但人類學研究在考古學和民族學掩護下仍繼續進行，這也反映出大陸人類學在特定歷史時期的轉型。1981年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在梁釗韜先生的主持下正式恢復，這也是大陸人類學民族學重建的標誌之一。此後，楊成志、梁釗韜的辦系理念得以繼承和發揚，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發展成為具有鮮明華南研究特色的人類學機構，對田野調查的重視是人類學系研究和教學的主要特色。現在研究方向主要集中於：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區域生態和經濟協調發展研究、民族考古與宗教考古研究等。

三十年以後的今天，大陸人類學與全球人類學的理論對話點仍非常有限。要超越老一代學者的說理方式來解讀漢人社會在形成全球體系中的特殊性，其實遇到了很多困難。全球化背景下，“流動”會變成全球人類學的核心概念之一。而廣州作為一個流動的國際化大都市，人口的流動過程使得廣州可能成為全球人類學的重要實驗室。據初步統計，廣州的非洲人口有30萬，農民工更多，廣州的流動現象反映了全球體系在中國如何表述的問題。在這一點上廣州可以回應全球化與地方，可以回應「越界的人類學」的概念。「越界的人類學」很可能在中國產生，一方面在意識形態的分類裡面，另一方面在流動和邊界的跨越方面。人類學研究必須與世界背景聯繫在一起，這樣才能回答世界是甚麼的問題，才能回答世界的多樣性格局在甚麼地方。從這個意義上講，身處廣州的中山大學應該利用這種特殊性，推動大陸人類學的新發展，這也是我們在新時期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