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的人類學訓練
劉紹華|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呂欣怡|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2010年我們參與人類學營時,對於人類學的訓練有些感想。那年營隊的主題是「人類學的新興領域」,包含了醫療人類學、法律人類學、媒體及流行文化、觀光和文化遺產的保存與展現。活動安排得很多元,納入人類學者與非人類學者的對話,學生的討論也非常熱烈。課間我們談及對營隊學生的感想時,不約而同在想:人類學可否作為人文社會學科共同的基本素養與方法,而非只是一門專業?也就是說,我們的學生除了學習人類學特有的理論與知識之外,是否也應該具備其他的專業知識,以便能夠拓寬提問的視野,進行更為多元的研究?我們這樣想,與某些學科的思考類似,當然也與我們自身的經驗有關。
人類學是一門只要與人有關的主題都 可以做研究的領域,這與生物醫學和法律這兩門涉及所有人與社會各層面的專業有雷同之處,只是也許訓練方向正好相反。許多西方社會中將醫學、法律等列為研究所才有的訓練,學生必須先在大學部讀過其他科系後,才能報考,主要的思考是要學生在進入這種高度專業化的領域時,對於人與社會有些基本理解。台灣的情況雖然不同,不過法律學界也爭辯了多年,是否要將大學部的訓練改為研究所才有,以免恐龍法官、不肖律師、離譜檢察官的情況層出不窮。只是這個想法受限於台灣高度科層化與僵化的教育體制,牽一髮動全身,目前為止仍是不了了之。而醫學界的彌補做法,則是在過去十多年間,努力培養醫學生的人文素養,在醫學教育的課程設計中,加入了人文社會科學的必修學分。在修業年限不增的情況下,醫學生的修課負擔便不斷增加,經常上午八點就開始上課,醫學生的忙碌疲累似乎成為血汗醫院的前兆。台灣的法律及醫學教育在無法更動現有學制的限制下,能做的便是在既有的專業中增加人文社會科學的基本訓練。
反觀人類學呢?人類學的特色在於它能夠聯結幾乎所有的社會人文學科與不少自然學科,包括歷史、哲學、文學、社會學、生物、醫學、環境等等,因此它提供了紮實的基礎知識與寬廣的思考視野,可以做為博雅教育的核心。但在這個基礎之上的進階訓練,人類學者的專業究竟是什麼?又該如何發展?
這讓我們想到自己的人類學訓練背景。我們正式接受人類學訓練是在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的階段,當時的社人所同時包含人類學與社會學,兩組學生有共同必修課,也習於相互選修他組的專業課 。回憶當初,絕大多數的清華人類學學友在大學時就讀的科系幾乎都與人類學無關,然而大家卻不約而同轉向,甚至不少人是從當年堪稱熱門的領域(如機械、法律、化工、商學等等)轉向人類學這門冷門科系。這似乎是一個值得回味反思的問題:為什麼當年清華社人所的人類學組能夠吸引這麼多外系的學生?現在還有這麼多非人類學系的畢業生在碩博士生階段改讀人類學嗎?還有,學科背景的差異是否影響大家日後的人類學研究取向?
從我們自己以及前後幾屆學友的經驗來說,在社人所創所之後的數年間(大約是自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中後期),正值「社會運動的黃金時期」,曾受壓抑的社會力終得解放,展現在社會上的是各種街頭集體抗爭、性別平權運動、媒體百家爭鳴、民主政策論辯與改革,萌生於大學校園裡的則是以讀書、辦大學報、或社會實踐為名的各類集會結社。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許多來自其他領域的學生之所以決定唸人類學,是出於一個非常素樸的動因──想要更深入瞭解台灣社會。當時的我們認為,人類學的獨特魅力在於以親身的田野調查發展全觀視野,能夠提供其他學科所沒有的理解寬廣度及敏感度,從跨文化比較來反思台灣公私領域之中種種隱而不顯的權力機制。「過門」之後,我們這些來自其他科系的學生對於人類學的學習各有體會,雖然不見得每個人都能在後來的研究中運用原先的領域專長,但是具備另一項專業背景,的確替個人學術生涯多開了一扇窗,增加一種可能的發展方向。以第二位作者為例,其大學訓練是生命科學,雖然後來並沒有選擇從事體質或生物人類學研究,但在教學上卻得以運用原先的生物學背景來設計人類演化學與生態人類學之類的課程。第一位作者則在博士階段更進一步跨界,接受公共衛生的訓練,而其大學時的商學管理背景則有助於博士階段中醫療人類學關於量化與科層組織分析的訓練。另外,我們共同認識的一位朋友在攻讀人類學博士之前,是一位執業多年的醫生,其博士論文主題是美國與台灣精神醫療體制及疾病觀的比較研究,在這樣的研究議題中,他的醫學知識、實務經驗、與人類學提供的分析框架正可相輔相成。

我們建議,人類學系所在未來發展策略上,可以考慮課程分流,針對本系學生與外系學生設計不同的配套學程,並且思索人類學做為大學通識教育基礎的可能性。首先,外系學生(如醫學、法律)之所以受到人類學吸引,多半是因為人類學豐富的跨文化知識可以充實他們的學習與實作經驗。而人類學特有的自我批判視角,更能夠讓他們覺察自身領域可能隱含的專業盲點。對於這些非人類學系的學生,人類學課程應能提供其專業訓練中所需的人文社會通識精神的需求。但要能滿足這個需求,仍涉及人類學者如何向非人類學訓練者溝通與傳授人類學的基本核心概念與方法。我們兩人均有在外系教授人類學課程的經驗,非人類學學生在期末反應問卷中,皆不約而同表示最為受用的並非特定的內容知識,而是人類學的視野與方法。其中,建基於文化相對論之上的「從土著觀點看事情」、人類學特 有的田野方法、以及解構理習以為常概念的跨文化比較觀點,是同學覺得最受啟發的部份。
其次,我們主張人類學系所應該加強鼓勵其學生發展第二主修或輔系,做為自己在人類學領域中繼續深造的專業基礎。事實上,這個建議並不新穎,早期的清大社人所在修業規定上就是採用此種開放理念,學生不但可以在沒有學分上限的情況下自由選修他所課程,甚至能夠根據個人的研究旨趣,尋求其他系所學者來擔任其指導教授,不需受限於「雙指導」等形式桎錮。我們相信,所方鼓勵學生多方接觸其他學科知識,讓早年清大的人類學碩士論文得以開展出各種切合時代脈動的前瞻主題,包括社運、族群、廣告、教育、性別權等議題。

當前人類學研究面對的大環境相較上一個世紀末而言,更是多樣與多變。世界各地的人類學並沒有被科技化、現代化、與全球化的浪潮所淹沒,反而藉由跨學科的應用與合作而開展出更多研究方向,環境生態人類學與醫療人類學這兩個近年來蓬勃發展的次領域,就是很好的實例。然而這些深具發展潛力的新興領域,都需要不同專業基礎訓練,如生物學、醫學公衛、理化、工程等等。而即使是所謂的「傳統」次領域,如經濟人類學,也因著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全球擴張以及與日俱增的對抗運動,而重新活化。只是「傳統」或「原始」經濟已不再是當代經濟人類學的研究對象,當前有志於經濟人類學研究的學子勢必需要財經法律、金融貿易等方面的專業知識,才可能深入瞭解與分析全球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
我們期待人類學能超越將地方知識視作人類學知識的核心內涵,而是更為看重理解、獲取、甚至建/解構地方知識的方法與觀點。如此人類學不僅能成為博雅教育的重要基礎,人類學學生也得以在堅實的方法訓練上更進一步加強研究所需的其他專業訓練。如此人類學應能永續經營,且能擴大其社會影響力。這是我們的大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