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明、小田野：淺談在歐、美兩大文明中的田野經驗

袁汝儀｜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過去多年來，因緣際會之下，我在歐洲的荷蘭和美洲的美國各做過一個長期的田野工作。1991～1992我在荷蘭一個小城中以人類學田野工作的方法，研究一所師範學院(以下簡稱PABO D)，待了13個月。1998～2008年，我再度以田野工作的方法研究美國哈佛大學教育學研究院中，一個新設的藝術教育碩士班(以下簡稱HarvardAIE)，前後在田野的時間是28個月。我希望透過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方法，以民族誌的方式呈現前述兩個教學場所的「藝術教育現況」，希望能對臺灣藝術教育的教育或研究有所啟發。

我之所以研究這些「已開發國家」或「先進社會」的藝術教育，原因很直接。在臺灣，藝術教育這個領域，過去一百年來直接或間接地受到西方傳來的思想影響，基於我的教學與研究，我必須從源頭理解藝術教育，這包括了向我的學生解說這些新舊發展的工作。

我清楚地知道，即使我在美國留學9年餘，我所學的東西，都是來自於學院的建構與敘述，對於西方藝術教育的種種思想與做法的文化背景與知識脈絡，並沒有太多掌握。同時，任教後可得的片面學術交流所得，不足以滿足我為人師或繼續做研究的需要，也不能讓我獨立發展或建立新東西。不但如此，我若不能有系統地擺脫我因此而來的侷限，我的學生也會受限。因此，我深深覺得有必要在「非留學」的情境下，從歐美的日常生活中理解有關歐美藝術教育的實踐，希望自己能夠扮演一個比較有自覺的文化仲介者以及可能的新文化開拓者的角色。

PABO D和Harvard AIE都是藝術教育的重要機構，是人們工作、上班與上課的場所，並不是生活的全部，我做田野自然必須注意其工作世界以外的情形，否則我如何對照、比較，如何進行脈絡化的解釋。問題是，在工作與生活嚴格區分的歐洲與美國，面對一群因工作而聚首的人，什麼是他們的文化？什麼是我的研究主軸或田野的邊緣？還有，相對於我的研究對象，我是誰？

對於一個荷蘭人，上班時，有明確的職業優先與個人長程利害考量，他們一到工作地點，就進入工作狀態，一切的行為思考也是如此。下班後，回到他可能位在另一個城市的家，這個家可能代表了好幾種歐洲血統與文化的融合，可能有與同事、同學完全切割開的社交圈，可能屬於不同的教派與政治團體，參加不同的運動或休閒俱樂部，閱聽不同的節目與文獻，並且可能到國內外各地開會、渡假、探親訪友等等。一個哈佛大學的學生、老師或工作人員，除了上述那些類似荷蘭人的情形外，由於是處於一個更精緻的金權機構，其隱私權、智財權等各式權利的維護，更加嚴密，全球化的程度則遠超過荷蘭。

由於我的學術啟蒙發生於美國留學期間，我瞭解如何使用西方文化的方式與歐美的研究對象溝通，這與人類學田野工作的傳統，來自強勢文化的研究者到弱勢的國家或社會進行田野工作，大不相同。我所要面對的反而是來自小文明的我，研究大文明時，所要面對的權力不平衡與不對稱環境。更明確地說，即使我不這麼想，無論是在Harvard AIE，還是PABO D，我和我的研究乃至我的一切，對於我的研究對象而言，不止是缺乏重要性，而且沒有交換價值。由此可見，非主流文化的一方，研究主流的「已開發國家」或「先進社會」，即使有明確的知識論價值，在進行實際的田野工作時，必須有特別的方法。

我體會到，在不平衡、不對稱的反向文化研究中，研究者必須有文化以外的身份。在PABO D與Harvard AIE的田野中，我認定，不管研究的邊緣會指向何處，被我研究的人物，是被我認定為藝術教育界的外國同儕或相關人士，他們和我，都是全世界藝術教育工作者團體的直接或間接成員，我們的某些語言與興趣，是一致的。這個額外的身份，幫助我對抗文化偏見，並讓我得以在四望無際的田野中，切割出一個相對合理的區塊，這個區塊不但與我的研究初衷吻合，而且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兼具有相當的寬廣度，以及垂直整合的空間，容我維持民族誌宏觀與微觀的對話。從專業文化的角度出發來定義田野工作，不會限制田野脈絡的自然擴張，即使後來連專業的定義都可能與我原先所知不符，也不會影響研究的中心位置何在，反而會正面貢獻研究的價值。

當我將田野研究視為「國際考察」的性質後，我的研究對象比較能接受，連帶地也解決了我在田野中的定位問題。由於我自認我是對方藝術教育界的國際同儕，我的專業背景以及訪問學者的身份，成為我重要的優勢，它讓我可以針對藝術教育的議題發言提問，必要時甚至可以運用為小小的槓桿。同時，它也幫助我取得進門的資格，並通過許多田野初期的挑戰，例如進入課堂並坐下、通過秘書的盤查、使用校內分機，以及以電子信箱連絡等。

通過這些初期的門禁，對這兩個歐美機構而言，並不是進入田野。接下來馬上要面對的，是更多有形與無形的門禁。通過這些關卡，就是必須通過各種人際關係的考驗。考驗的項目，包括陌生且複雜的儀節（protocol）、倫理（ethics）與道德（moral）的考量、日常行為舉止的合輒、語言與符號的高層次運用、臨場反應與創意，還有對程序及細節的周密思慮，感覺上，近乎職業外交官的工作。

在歐美進行田野研究，對於一個無可交換也不能交換的外來研究者來說，心情上正如小國無外交又需要外交的戰戰兢兢。然而，就是這種在田野工作中摸索與人相處之道的痛苦過程，讓我日後更能察覺校園中高代價遊戲的操作與傳承（名曰「做哈佛」或“Do Harvard”），以及當事者，尤其是新到哈佛的美國學生的心路歷程（我由是發現「使命聖戰」與「高階商議」的關係，但這已是後話）。

一旦通過初期的田野工作的考驗，就進入了研究者靠自覺來彈性調整研究結構的階段。如前所言，專業文化的垂直切割定位，可以納入很大的垂直資料分化，使田野工作有軸線同時又容許自然發展。PABO D和Harvard AIE的研究底部，都奠基在個人，入列與否或多少人入列，端看受訪者的個人意願與田野發展。從這個基礎上向上，是機構脈絡的探究，種種細節都儘量透過人際關係來描述，並以平行的類似機構做為對照，以深入了解在機構中的所見所聞。如此，綜合底層與中層資料，形成了個人與團體比較分析的平臺。

為使我的研究能大中看小、小中看大，我還需要檢視PABO D與Harvard AIE所在的文化位置與意義，進一步擴大這兩個案例的解釋力。於是，我在已有的底層與中層比較平臺之上，我又藉各種歐美國家發達的公共領域資料、學術領域資料、對各國（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瑞士、奧地利、丹麥）各地（波士頓及東北角地區大城市周遭公私藝術教育單位）專程考察，以及相關關鍵人士的訪談等，來描述PABO D和Harvard AIE更大的文化背景。比起有關底層與中層的田野工作，上層的田野工作雖顯疏闊，但我仍要求每出師必有其根植於底層或中層的理由，同時我也注意維持上層資料與底層及中層資料間的連繫與對照，且在這一階段的田野中，向上、向外推進，直至看似五花八門的資料，顯出重複或重疊的模式時，我才定位研究的邊緣。

事後來看，不論是來自小文明的研究者研究大文化、或非西方文化的研究者研究西方主流文化，至今仍然罕見，這是值得深思的現象。歐美地區明並不只是臺灣留學生的目的地，它們的文明，同時也影響著世界上包括臺灣在內許多國家與地區的文化。研究歐美各類主題，尤其是類似我在荷蘭與美國的研究的主流強勢機構，可以形成不同的視點，以及具有貫穿性之大文化與世界性的文化詮釋。我相信，在全球化的今日，這種研究成果，有助於臺灣、歐美與世界各地文化的接軌與對話，也有益於全世界與全人類的互相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