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and to the field

陳昭如｜自由撰稿人，台大人類學系畢業、《被遺忘的1979一台灣油症事件30年》作者

人類學的倫理問題，向來是個被高度重視、也不斷被反省的課題。尤其是研究者是否應與報導人保持距離，在立場上採取絕對的客觀中立？可否隱瞒自己的身分進入田野工作？若是研究結果造成被研究者的傷害時，該怎麽辦？至今仍是個爭議不斷的問題。

2008年春天至2010年春天，我在採訪撰寫《被遺忘的1979一台灣油症事件30年》（註1）的過程中，或因「記者」與「研究者」角色的雷同，上述問題一再自腦海湧現。而那時的我，已離開人類學（系）快二十年了。

2008年年初，我因昔日報社同事蔡崇隆的關係（註2），開始對油症事件產生興趣，並著手展開一連串田野調查工作。

發生於1979年的油症（多氯聯苯）事件，是臺灣有史以來受害人數最多的公害事件，起因是彰化油脂公司在製造米糠油的過程中，使用毒性極強的多氣聯苯（PCB，一種類似戴奧辛的毒物）做為熱媒，因管線破裂護多氯聯苯滲入食用的米糠油裡，造成至少兩千人受害。根據研究，多氯聯苯可能導致肝臟、腎臟、心臟、糖尿病、紅斑性狼瘡、子宮癌、乳癌、子宮頸癌等不下數十種病症，許多疾病甚至會延運至中毒二，三十年後才會發病。只是如此驚人的事實一直被我們所忽視，就連政府相關部門亦置若聞。（註3）

事隔三十年，當崇隆與我開始重新挖掘逳起被遺忘已久的事件不久，便發現其中存在著諸多離奇而詭異的現象：多數患者有如人間蒸發，無跡可循，公部門也無法掌握其行蹤；非患者的相關人士（家屬、公務員、醫護人員、律師……）不是死了，不能或不願出面，就是根本忘了（？）自己曾參與其中。最奇怪的是，與事件有關的文書檔案似乎也散失殆盡難以取得，除了見諸媒體的零星報導，及1989年《人間雜誌》的事件十週年專題報導，再也沒有任何持續性的、非醫學性的追蹤與研究。

怎麼會這樣？

若是把鏡頭拉一點，時間拉長一點，從較廣的視野審視整起事件的來龍去脈，就不難理解為何多數人士（尤其是患者）會選擇噤聲不語，沉默至今。

事件發生的時代背景，當然是重要因素。1979年，是台灣政治社會氣壓急廢轉變的一年：從1978年的台美斷交、1979年陸續發生頭示威、美麗島事件，直至1980年的林家血案，在一片風聲鶴、恐怖肅殺的氛圍中，人們即使明知是因政府未普盡把關之賞，讓多氣聯苯非法使用於食品工業才是肇事主因，卻因害怕、恐懼而不敢挺身而出。

此外，政府事前沒有盡到把關的義務，事後的醫療照護又嚴重不足，讓患者求助無門：而官方核發可接受免醫療部份付擔的「油症卡」，常因醫護人員的無知或歧視（像是不知何為「油症卡」而拒收，或懷疑患者「沒有中毒，只是為了看免費的病」、批評他們「疑神疑鬼，生什麽病都優疑是多氯聯苯」），更是讓患者有如受到二度傷害。久而久之，他們寧可用健保卡就診，至於自己受害的身份，自是不再提了。（註4）

油症患者的自尊心没比別人強，只是不希望被另眼看待。然而任何被視為是神秘的、令人害怕的疾病，常常都會被污名化，全球罕見的油症自然也不例外；而多氯聯苯可能會經由胎盤傳給下一代的事實，更是讓女性患者有若驚弓之鳥，不敢張揚自己的身份。漸漸地，他們發現自己不僅被醫護人員嫌棄，也被親友及同事排斥，彷彿得到的是什麼不名譽的傳染病。因此，他們總是隱藏受害事實，從不輕易向人吐露，即使政府三仍擬定了治療及追蹤計畫，但願意接受訪視的人越來越少，失聯的也越來越多。令人無法置信的是，政府官員官竟然據此振振有詞地表示：多氣聯萃中毒的人，已經都好的差不多了、以衛生單位處理這個事件的情形來看，實在看不出還能做什麼事。（註5）

其實，患者不是好的差不多了，而是被人給徹底地遺忘了。

因此在事發三十年後，我要如何從茫茫人海中找到「神隱」於各地的患者？又該如何說服他們接受採訪？當然是難度極高的挑戰。所幸「馬前卒」的崇隆突破萬難，率先找到幾位願意出面的患者開了個頭，再加上有崇隆的背書，他們很快便接納了我，向我訴說因油症而改變的人生。那麽多難以啟齒的傷痛，那麼多難堪無奈的處境，我除了驚訝與憤怒，更多的是心疼。只是那時的我仍視「客觀」「冷靜」為採訪準則，每每聆聽他們訴說悲傷的過往，即使心情起伏震盪，仍得故作鎮靜，不露情緒，就怕自己的情緒會影響訪談內容，或是危及我刻意營造的、與受訪者之間的距離。

隨著訪視經驗與資料收集的累積，對事件始未有了更清晰的輪廓，對於患者的窘境自然越來越能感同深受。某次一位患者回憶彼時中毒孩童痛苦哀嚎的慘狀，忍不住痛哭失聲時，向來故作堅強的我終於紅了眼眶。

「你是道麽多記者當中，唯一一個會掉眼的。」他這麼告訴我，語氣裡有意外，也有安慰。

初入媒體界時便有前輩告訴我，就記者專業來說，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是很重要的，「否則每採訪一則新聞就得率腸掛肚、痛不欲生，怎麽做下去？」可是這麽多年來，我一直很難以此說服自己：更何況，如果患者的受是不爭的事實，為何我仍得勉強自己無動於衷？如果公部門的處置確實有明顯疏失，為何我仍得假裝中立，不置一詞？

幾經思考，我決定不再隱藏自己的態度，也不再壓抑自己的感受與情緒，因為我不想只把他們視為「報導人」，更希望能成為協助他們的友人，因為如此，患者也更顧意敞開心房，吐露生命中不為人知的片段。不過，若是訪談內容率涉個人隱私或臧否人事，我定會稍事「過濾」，再將稿件拿給他們過目——因為他們大多沒有受訪經驗，不瞭解白紙黑字可能產成的（負面）效應。我可不希望他們成為外界獵奇、窺視的對象。

尋找受訪患者的過程，大大小小、或軟或硬的釘子，我大概都碰過，在此就不贅述。至於少數順意配合的患者，我從不隱瞒自己的身份及目的，事前也會說明這些訪談將寫成專書，讓他們選擇可以真名或化名出現。有人在採訪時直言不諱，大鳴大放，事後卻因擔憂惹禍上身或親友反對，要求我刪除發言；也有人原先樂意配合，事後卻翻臉不認人。我雖感到不捨與遺憾，但仍願尊重他們的決定。

只是，就算我自以為該注意的都注意了，該把關的一樣也沒漏掉，還是造成了難以彌補的遺憾：有患者因我的造訪引來鄰居側目，他擔憂患者身份因此而曝光，從此嚴詞拒絕我的採訪；也有患者丈夫在妻子受訪後才得知其中毒，隨後便以此為由要求離婚。日後陸陸續續有患者表明不願繼續受訪，或是要我別再「追究」下去。由此可見，即使事隔多年，油症污名化的問題依然有如夢魘般糾縷著他們，不曾消失。

原先我一直以為，書寫是為了讓「事實」公諸於世，讓「正義」得到伸張。我想方設法拼湊已知的吉光片羽，努力說服患者願意出面，為爭取自己的權益挺身而出。但若只是為了「我的書」，進而影響或犧牲了他們平靜無波的生活，執意這麼做下去，究竟是對是錯？為此，我一度跌入更深的疑問與迷惑之中。

2009年秋天，油症田野工作告一段落，但我與患者的關係並未因此而結束。該年11月，《油症一與毒共存〉紀錄片的面世，促成「臺灣油症受者支持協會」的成立，我與崇隆均參與其中至今，與一群關懷與支持油症議題的夥伴共同為推動患者權益而努力。2010年底，《被遺忘的1979一台灣油症事件30年》出版，不論其內容好壞，至少，它是臺灣第一部完整紀錄油症事件的專書，也算是我為道群受盡苦難的朋友留下的一點紀錄。（註6）

只是，究竟記者（或研究者）是否永遠該以超然的觀察者自居，在田野中不能涉入任何感情，也不能參與其中？至今，我仍沒有標準答案。

註解：

註1：《被遺忘的1979一台灣油症事件30年〉，同喜文化，2010。

註2：蔡崇隆《油症一與毒共存》是首部追蹤油症事件的影像紀錄。筆者應蔡導之邀進行採訪後有感於事件的複雜性，決定另行撰寫專書。

註3：多氣聯苯進入體內後因「腸肝循環」之故，毒素不能完全排出體外，且長期累積會造成氣瘥瘡、糖尿病、紅斑性狼瘡及各種癌症等百餘種病症，但至今醫學界仍無有效對治方法，可說是種不治之症。

註4：目前國健局對患者的照護，僅有定期免費簡易健檢、補助健保門診及關刀住院費用。至於油症卡的問題，衛生署至2010年才同意在患者健保卡上加註，從此無須再使用油症卡。

註5：衛生署長許子秋的發言。見1982/2/22聯合報

註6：這超公害到底誰該扛下責任？是製造尋油的工廠負責人？販賣毒油的經銷商？還是怠忽職守的政府某個部門？就我看來，就算找出「罪魁禍首」，他（們）廠意負責？又能負什麼貴？因此我未積極追查這條線索，而是把心思花在描繪患者生命史。有關該書之寫作立場，請參見拙作P.286~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