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在博物館的位置

李威宜｜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2010年10月美國Current Anthropology專刊，針對北美及歐陸公共人類學的歷史脈絡與發展現況，就公共參與的形式、兩難與障礙，進行介紹與討論。這個專輯，讓我們認識到不同時代歐美的人類學家，在學術理論生產之外公共參與的多樣形式[1]。那麼，百年來在臺灣工作的人類學家，於學院之外發生了那些形式的人類學參與？就筆者多年來關注的博物館領域而言，可概略分成三種類型：第一類是蒐藏建制型的人類學家，集中在日本帝國殖民台灣初期、國民政府統治臺灣初期；第二類文化對策型的行動者，出現在日本統治末期及國民黨威權統治後期；第三類民主參與型的實踐者，則伴隨臺灣政治體制進入後威權時代的秩序重組局勢而出現。臺灣解嚴這一歷史時刻，讓身處其時的人類學家有條件在自身場域進行權力關係的轉型。但是，民主時代的人類學家，其實踐行動卻不必然就會具有文化民主精神。現實是，我們不僅不能通過所謂「時代」標籤來美化當代人類學家，甚至必須看到人類學家仍然可能繼續再生產既有的權力關係，特別是在文物歸屬的爭議上，或是在認同政治的操作過程中。當我們審視當前臺灣博物館場域中公共議題的爭議與討論時，就會發現人類學家往往是缺席的，更不用說提出獨到的見解與論述。這一現象恰與當代臺灣人類學界知識生產的發展現況，其觸及議題之廣泛、出版文章數量之增長，形成明顯反差。這中間呈現的斷裂現象，意味著什麽？

我們認為是路的選擇與立場的問題。人類學家經常是在第一時間投入文物搶救的前鋒。1990年前後搶救十三行文化遺址運動，正是考古學家點燃的火把。八八水災後，史前文化館人員亦在第一時間進入被水災沖走大半房子的嘉蘭村，展開搶救文物與歷史記憶。然而，這些都屬於歷史證據的保存行動，與早期森丑之助搶救南島文物、戰後凌純聲搶救南島文化，或是1980年代卑南考古遺址的搶救，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文化保存的價值擁護。因此，儘管十三行遺址搶救是考古學家丟出的議題，但是也要媒體與學運動員才形成公共輿論大戰，人類學家反而在後續過程未能繼續參與論戰；因此，儘管曾經發生臺大人類學系與台東史前文化館在卑南遺址文物歸還問題上的爭議事件，儘管人類學也曾經丟出污名認同的觀念來批判「山胞觀光」的展演形式[2]，但是在這些重要節點發生時，卻並未引發臺灣人類學界對此深入的討論。相對於批判立場，人類學家總是傾向詮釋的立場。面對文物歸還的爭議，人類學家顯然並非無動於衷，而是選擇社會關懷的路徑，將歷史文物建置成資料庫，帶回部落讓居民使用歷史影像，使其成為部落知識與生活的一部份[3]。但詮釋立場的選擇，固然鞏固人類學知識權威的位置，但是較之當代其他領域的學者不斷丟出與博物館實踐相關的政治、社會綜合議題，例如移工、移民、原住民[4]、性別、同志、身心障礙[5]、政治犯[6]等，人類學家則相對失聲。即使在人類學家向來關注的原住民藝術與民俗藝術方面，也是以文化詮釋居多，而且幾乎都傾向文化保守主義，鮮有對藝術之政治社會性的左翼觀察與見解提出[7]，也不見有對族群異化、階級分歧、貧富不公等現象的論述批判。

這是學術階序位置的問題，是全球話語權力架構下台灣面臨的後殖民困境。當代臺灣人類學家儘管生產不少人類學知識，但是大部分的述說對象是全球化的人類學知識社群，而不在臺灣社會觀眾，因此並不熱衷重返博物館場域介入文化爭議。這也是學科發展左右失衡的問題，是冷戰結構下臺灣左翼萎縮導致人類學發展獨缺政經批判與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畸形產物。臺灣人類學家如果還只是停留在國際知識分工下對外作為土著人類學家，對內作為國內族群專家的權威角色，充當博物館族群識別身份、鑑定族群特性的符號專家，如果還是不能夠以其學科特性所獨有的，那種在田野邊緣位置所形成對權力結構批判的反省知識，揭露主流文化型態統攝性、同質化、支配性的結構條件，就會使得人類學在博物館場域的參與，繼續處在一種保守失聲的狀態，而且相對於其他學術話語逐漸介入的趨勢，甚至會更加弱化以致退化的可能。如何在文化資源不平等的地方、結點與瞬間，提出批判、立場與見解，是我們對於人類學在博物館位置的期許。

註解：

1 Low, Setha M, and Sally Engle Merry, 2010, Engaged Anthropology: Diversity and Dilemmas,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51, Supplement 2. Pp.201-226.

2 謝世忠，1994，《「山胞觀光」：當代山地文化展現的人類學詮釋》，台北：自立。

3 童元昭，2011，〈影像的旅程：大學與地方之間〉，發表於國立交通大學「公共人類學工作坊」。

4 例如，2010年於世新大舉辦的「退景入深林：理論與實踐研討會，其中一場「以博物館之名，搞文化行動之實：「行」與「不行』」論壇，有來自故宮博物館助理研究員鄭邦彥針對壹灣國際勞工協會《凝視铎娜一移工巡過攝影展》進行討論，還有郭瑞坤（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博士生）《博物館對新移民議題的認知與想像〉、林頌恩（團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研究助理）〈博物館體現新移民文化的社會角色之嘗試與檢視〉、吳明李（奇美原住民文物館館長）和陳文山（屏東來我鄉原住民文物館駐館員）〈以原住民部落社群觀點，談國立博物館與部落社群合作時之行與不行）等議題。

5 例如，2011年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舉行「站在十字路上的博物館研討會」，有陳佳利、張英彥〈博物館與身心障礙團體之文化參與權：英國與臺灣的個案研究），還有大會特別規劃的「爭議性議題」論壇，包括鄭邦彥，2011〈穿越污名的同志策展：一位基層博物館員的行動書寫、回願反應〉，以及性別展演、原住民文化權、人體展示與生物活體展示等爭議討。

6 例如，綠島政治犯與綠島文化圈區課題，參考：曾欽榮，2011，〈紀念館展示論：歷史遺址展示的景瓶初探〉，《博物館展示的景视》，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7 最近由具有人類學背景的「吳耀患尋畫小組」所推動的展覽、講座、出版與論述是一個特例。參考：林麗雲，2012，《尊畫：吳耀忠的畫作、閉友與左翼精神》，臺北：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