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教學做為公共人類學場域

呂欣怡｜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在我們邁向廿一世紀之際，人類學將何去何從？」這是1995年美國人類學會會長簡姆士皮考克（James L. Peacock）於當年年會的主席致詞中所提出的發問。這篇廣為引用的演講文稿開宗明義地列出三個可能的未來前景：1.「滅絕」一人類學系所在高等教育精簡化的巨焰中付之一炬：2.「像僵屍一樣地賴活」一人類學在自己的孤立群落中停滯不前，成為新世紀的學界古董：3.「重新導航，躍升社會顯著位量」一人類學繼續保持學術活力興創意，並且成為公共思辨之不可或缺的智性資源（Peacock1997:9）。無庸贅言，唯有最後一項前景是值得努力的方向，而這正是皮考克此文的主旨：人類學是否還有未來，取決於社會公眾是否知悉（並認可）人類學者的貢獻。

然而，在這個購求效益與當責（accountability）的時代，人類學究竟有什麼「可衡量」的貢獻？皮考克以自己任教的北卡羅萊納大學為例做了簡單的量化調查，他發現，在研究資金的引入與校外服務的經費上，人類學系的貢獻都微不足道，唯有教學是強項，人數不多的邊緣小系卻提供了佔全校修課人數十分之一的課程。因此，以當今大學行政高層價用的量化指標來衡量，教學是人類學系對於校園社群最重要的貢獻[1]，但學術的評量機制只鼓勵那些「專為自己專業同僚書寫」的研究工作，忽視許多「默默無聞」的學者藉著教學、演講、撰寫救科書等等行動向外界推展人類學知識，儘管後者的努力可能將是學科去留之關鍵（Peacock 1997：12）。

Peacock的宣言一方面承接西方人類學界的自我批判傳統，另方面則催化廿世紀未浮現的「公共人類學」風潮。自1960年代以降，人類學從未停止對於自身學循定位的反思，以及對於知識典範的自我批判。如John Comaroff（2000）語帶戲謔之言，每一次的典範崩解，都會引發新一波「人類學末日將近」的集體焦慮（p.524），以及關於如何重生之建言。不過，從1990年代後期開始，人類學者的自我檢視焦點從知識論與方法論轉向學科存在的倫理前題，「公眾為何需要人類學？」，指涉的不僅是人類學如何符應公眾需求，也在於人類學如何喚回（在社會生活市場化之中）運漸消失或單一化的公眾。因此，當前這一波有關人類學公共化的討論，不只是再一次的典範更新，也在於捍衛古典人類學的核心關懷：拒絕資本主義文化對於人類生活多樣性的偏見與殖民。

導論救學一方面符合公共人類學「以公眾化的傳播方式散術學科知識」的期許，另一方面，初次接觸人類學的年輕世代在課程中的學習狀況與回應，正可做為檢驗專業知識之公共相關性的判準。然而，如果我們將導論教學視為一種公共參與的形式，則在這個課堂場城中所傅遞的人類學知識（包括核心議題的選擇、理解的框架、以及教學的方式），不應以自我複製為宗旨，而應該隨著我們面對的公眾一學生—而微調整。對於當代學生來說，人類學導論最吸引人之處應是其豐富的異文化資訊，上課彷彿不花機票錢的國際旅行，可以神遊各種生活方式與價值觀，也提供反思自身處境的文化智慧。

只是，有趣歸有趣，如何避免無感式的文化相對觀點（「你有你的文化，我有我的文化，我們互不相涉」）在課堂上傳授一種具備相關性的文化理解方式呢？我認為，關鍵詞是「參與」。文化之間的理解其最終目標並不僅止於

「尊重」與「包容」，也不只是把自己放在優勢位置的「幫助弱勢」，更要進一步學習Michael Carrithers (2005:434)所提議的「假設情態」（subjunctive mood）：想像「我隨時可能是你」，把自己放在別人的處境裡，唯有這樣身歷其境式的參與行動，才能真實感受「差異」在人類生活中隱涵的幽微卻巨大的力量。就具體的教學策略而言，我曾經嘗試過的一項課程作業，是要求學生在他們最熟悉的生活場域中實際體驗當少數的感覺，其中一組體驗身障情境的心得報告最令我印象深刻。該組學生以輪椅為行動工具，在校園周邊繞了半小時，對於一般街道與公共建築物中障礙重重的行動空間（其中包括「殘障廁所」的難以使用），有了切身的體會。

另外，在教學方法與教材選用上，將靜態的文化多樣性轉化為動態的文化可能性，讓學生了解，異文化研究並不只在於揭露人類曾有的豐富生活形式，更隱含著貼近自身的改變源頭。如Hannerz（2010）提醒我們，人類學必須站在前衛位置，描述正在成形與可能成形的文化形式，不讓「未來」淪為當代經濟思維的投射或延續。例如，描述狩獵採集社會共享倫理的民族誌文章，可以與當代建立社群經濟的村落實例做比較，讓學生知道，改變是可能的，而且有愈來愈多深具勇氣的理念團體，正在世界各地分頭進行有別於市場經濟的另類生活實踐。而這其實就是瑪格麗特•米德在四十年前提出的主張：「對於異文化的知識是當今所需的文化創造性的最佳源頭」（Mead

1967:391）。

註解：

1 黃樹民先生（2011）也曾經以自己在美國大學的教學經驗為例，說明人類學導論受學生歡迎的程度，他說，介於自然科學與人文學之間的人類學，由於其「多面性」與「廣博度」，是美國通識教育中的熱門課程，在公立大學中多半是上百人的大班（黃先生自己就長年負責教授平均四、五百人修習的導論課）。

參考文獻：

黃樹民

2010 〈全球化下的人類學與通識教育〉。《通識在線》31 : 8-9。

Carrithers, Michael

2005 Anthropology as a Moral Science of Possibilities. Current Anthropology 46(3):433-456.

Comaroff, John

2010 The End of Anthropology, Again: On the Future of an In/Disciplin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12(4):524-538.

Hannerz, Ulf

2010 Diversity is Our Busines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12(4):539-551.

Mead, Margaret

1967 Anthropology and an Education for the Future. In The Teaching of Anthropology. Pp. 379-390. Mandelbaum, David G., Gabriel W. Lasker, and Ethel M. Albert (ed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eacock, James L.

1997 The Future of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9(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