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身分的觀點：我參與的「太陽花學運」

盧敬文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進不進立法院議場/醫療團

先說我在抗爭期間從頭到尾都沒有進到立法院的議場內，另外我也沒有第一天晚上就在立法院的現場；如果您很在意我到底是以什麼角色來寫這篇文章，可以根據以上的資訊來選擇是否要繼續閱讀本文。

上面那一段，可以當作是一種反諷，或者也是運動中的部分事實。現在看來會讓人覺得可笑，但在運動的過程中，「是否進去過議場」以及「是否從第一天就在現場」的確是我身旁的幹部及群眾們評斷一個人的重要依據。每個人的發言一開始都必定來一段「我是從議場出來的……………………」、「我第一天就在這裡……………」，像是深怕自己不夠資格站上發言台似的。

3月19日當天在立法院附近轉，認識的人大多在議場裡，在外面又沒有一個熟識的組織可依附，剛好身上帶著原本要進行田野工作的參考書，因此就靈機一動，想說來嘗試寫寫筆記，雖然並非真正的田野筆記，但也是種練習。至少我想記錄自己在現場看到的狀況，嘗試與社群網站上的訊息作比較，也想用書寫來理解到底從318到隔天，在立法院現場的變化是什麼？（註一）

我印象很深刻的場不是在濟南路，是青島東路，那個議場的側門，掛滿了標語及倒掛的「中華民國國旗」，上面說明是「倒掛是表示我們到了存亡危急之秋」。而主講人在側門的前方，側門的上面有人站著，二樓的窗戶站著許多人觀看，樓上也是，頂樓也有人。同時會有人從旁邊的鋁梯，不斷從一樓爬到二樓（太多，我沒辦法擠過去，看清楚到底這是可以自由出入的意思嗎？）。然後主講人很high，嘴邊一直掛著民主、民主、黑箱、黑箱；我知道民主很重要，但是到底落實在具體訴求上時，應該是什麼？我很想知道。我覺得就差臨門一腳。（2014/3/19筆記）

幾段話不足以完整說明當天現場激情與混亂的狀況，但焦慮感是一個確實的存在，而且是在318的隔天就已經出現，也許這隱約暗示後續會發生的行政院事件。而有醫學背景的我，也對醫護人員出現在議場內（當時還並未有具體的醫療團成立）感到困惑。（註二）

所以我在3月20日當天晚上就決定前往鎮江街的醫療站希望參加支援，一方面回答自己心中的謎題，另一方面希望透過參與觀察能有不同的觀點。3月21日整個白天待在醫療站的經驗，讓我對群眾自主的能量充滿希望（註三），但是面對潛在被驅離的不安，反而讓我對醫療團成立的目的更加疑惑。（註四）後來我在3月22日就以討論醫護人員在運動中的角色去信投書了「獨立評論」，（註五）希望更多醫護朋友在投入聲援的同時，能反思醫護人員在運動中的角色。

行政院那一夜

3月23日晚上至24日凌晨的經歷對我來說，應該算是政府給作為社會研究的學生亦是醫師的我的一個成年大禮，稱它為通過儀式應該不為過。那天晚上在行政院內的所有人，絕不只是單純經歷國家暴力的行使而已，更是對於政府取得治理合法性的暴力本質的深刻體認，對於解嚴後出生世代所抱持對政府的天真想像徹底幻滅。政府之所以能夠代表這個國家，作為唯一合法的治理機構，最核心的基礎還是以強制的暴力鎮壓作為後盾。

從新竹北上跟著同學進到行政院廣場，大多時間我跟著一大群不認識的醫護人員待在廣場的醫療站觀望；而認識的老師們都忙著在確認及保護學生的安全。晚間11點多我跟著醫療團撤離行政院，至忠孝東路與鎮江街口後，接到被我認知為「撤退簡訊」的消息後，了解到認識的同學們都已經在11點多離開行政院。但當我真的回到作為後勤中心的台大社科院後，心中充滿著矛盾，因為變化來得太快太劇烈。對比行政院當時的風雨欲來，台大社科院裡不尋常的平靜，其中一個場景「大禮堂」充滿了休息的人們；另一個場景「國際會議廳」則是一邊播放著新聞台轉播的鎮壓現場畫面，24日凌晨一點我在筆記中寫到「在社科院好平靜，看著轉播」，但從現場看得出來有一群人的壓力其實很大，他們邊看轉播邊哭、邊發新聞訊息。當我想著要怎麼熬過這一夜時，就聽到某師的一句「大家都是自願的，不論是自願待在第一線衝，還是自願待在這，都要為自己負責」，這句話讓我無法繼續呆坐，我就又跟著同學帶著白袍回到行政院。

你站在那，就會發現不太知道可以做什麼，怕進不來所以穿著白袍衝回來的我，感到我的位置不太對，只好想說先去整個院區繞繞，看哪裡衝突最嚴重，也許能夠發現傷者並送出來到對街，警察抬人當然也是從北平東路那開始……；我繞回來，最後就在原本的舊醫療站，遇到PH學弟和其他自願留守政院的一群人了。（2014/3/28筆記）

324凌晨回到行政院的選擇對於我而言，算是回應自己良心的譴責，但也是會讓我一輩子悔恨並牢記的。因為即使在急診室看過多少外傷病人，縫合過幾個傷口，都沒有親眼看過一個好好的人，就在我面前被打成一個血淋淋的傷者，而我卻無法阻止傷者繼續出現，還是要冷靜地幫忙輕傷者清潔傷口跟包紮，直到醫護人員被警察趕出行政院為止。

因為我多重的專業身分，混雜醫學、社會學、和一點點的人類學；加上前幾天在立院外圍、醫療站、社科院與行政院多個場域來回的經驗，更關鍵的是我有許多認識的同學都是運動的核心人物，所以我難以站在一個抽離的角色來觀看行政院當晚到底發生了什麼。即使我知道有很多認識的人在當場選擇離開，即使我認為這事件整體缺乏邏輯、沒有組織，即使我當場聽到傳聞說行政院被整個運動所切割，但在當下我還是必須放下複雜的情緒，面對眼前接踵而至的傷者，基於醫療專業加以協助。

行政院事件已經過去許久，轉眼在各種媒體、社群網站見到越來越化約的解釋與論述，我只能保持距離，隨時想起在運動中不舒服的矛盾感受，曾經身處其中的我只知道「社會事實」絕對沒有那麼乾淨簡單，而是複雜或「不方便言說」的。

我所知道的路線之爭

整個運動在我開始進行我的論文田野後幾天結束，因此我開始努力地將自己抽離出那段經驗，並面對轉眼回歸的校園生活。運動對我所造成的影響，當然不僅止於作為傷者的見證，而是後續想找尋並接觸有生/心理創傷的參與者，想以傾聽與敘說來緩解心中揮之不去的張力。以及由於更多同學在不同運動位置上的證詞不斷出土，開始對既有人際關係的不信任及崩解。如果僅以非暴力/暴力行動之分，論證運動沒有路線之爭，可能是一種面對社會大眾的策略性說詞，但我認為這是相當阿Q精神的說法。路線之爭的層次當然不是在暴力與否，而是運動本身不斷地以各種資格的限制排除更多的參與者，與階層化甚至是「黑箱化」的決策機制。若以 318運動之後，我身旁的人際網絡重組來指出運動路線的差異，我只能說這呼應了「遍地開花」的精神。

當然運動本來就沒有單一的目標，所以任何亟欲將運動論述平面化和單一化的努力，在我看來都像是在掩飾些什麼。後來我從參與一個傷者訪談團隊的過程中，我真正的接觸到社會中各式各樣的人們，他們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在關心台灣社會，在各式議題中默默耕耘。事情的理路總不如總指揮所說、或被後人寫下的那樣潔淨，我們都只能背負著一些不方便言說、令人不舒服的記憶，繼續樂觀面對人生與台灣社會的未來。

備註：

我在現場看到的，反而是很去中心化的進行，三個場次的調性不一，在現場聽到的口號與訴求也不明確，或者說常常在改變，從濟南路換到青島東路，你會遲疑說，到底訴求是不是同一個，或主辦人是不是同一批？（2014/3/19筆記）
回到家用電腦，才發現原來有智慧型手機的世界跟真實世界相距太遙遠……，原來已經有15位醫護進去了……，然後醫療作為一場展演的部份，我還是先不說了，到底議場內需要什麼醫療？白袍的意義是？……以上是醫療的部份，我希望沒有人是為了個人名望而行動。（2014/3/19筆記）
我有點樂觀跟美化的認為，這裡根本是「真實烏托邦」啊！他們在此時此刻形成的「生活模式」，跟資本主義社會截然不同！強調互惠、互相信任，來醫療站看病拿藥也不用錢，物資都是捐贈的，現場不接受現金捐款，志工源源不絕的從群眾中長出來。（2014/3/21筆記）
同時L醫師則希望我們趕快動員更多的醫護來到現場，並說醫護可以作為現場抵抗警察暴力攻擊的人牆。我認為，一是醫護人員應該做好該做的事，該救治病患就救治，而不是穿著白袍去阻擋警察，這已經不是醫療的範疇。二則是把警察簡單化約成必然的暴力，但警察也可能只是柔性勸導、或將抗議者抬走，這都不一定是必然的「暴力」。（2014/3/21筆記）
【讀者投書】盧敬文：脫下白袍，走入群眾反服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