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作「田野」？Langus的嘗試與反思

邱夢蘋 Langus‧Lavalian |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生

2011年的暑假，我「正式」回家作田野。為什麼說是正式？因為那年暑假過後，我就要成為研究生了。身為人類學民族學科系的研究生，田野調查應是最基本的工作了：進入到異文化地域，跟著在地人生活一段時間，貼近當地人的思考邏輯，最後再從該文化脈絡中跳脫出來進行分析甚至反思自己。就像百年前的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一般，隻身在初步蘭群島（Trobriand Islands）和原住民生活著，雖是因故被迫滯留，卻因緣際會地完成異地文化的民族誌。

並非是到異地進行研究，那是我的家呀！很多要到遠地從事田野的同學們常常投以羨慕的眼光：「好好喔！你都可以回家作田野。」我起初也是這樣想的，一切應該會相當順利的吧！

後來幾次的田野，證明一切沒有這麼簡單。

關於社會身份，不像一般外來的研究者可以用一句話模糊帶過，只要大家知道你是「大學生」、「研究生」、「教授」 或是「XXX在臺北的乾兒子」就好了， 無論如何你都會有個頭銜。好不容易費盡唇舌解釋完我的研究後，大家便會交託文化傳承的重責大任：「Angus，那你要好好唸書，因為你是我們（Bunun）的孩子，不像其他做研究的人，你要學什麼我們通通告訴你，你要好好發揚光大我們Bunun的文化啊......」每當聽到這句話，肩膀總是瞬間沈重，可能將肩膀上的靈魂都壓垮了的那種重量，只得苦笑，應聲：「ong！」（布農語： 好的）。

我至今最難克服的是「訪談」。訪談家人或親戚不似訪談不認識的報導人，雖然可以較為輕鬆的談天，但是要我對著他們拿著紙筆依循訪談問題進行訪談，仍然無法。後來索性放棄，就聊天吧！老人家一有聚會，我就溜去，若是聽到我感興趣的部分，暗示性的多問一句，老人家們都很樂意再跟我說更多更多。田野資料，就是在酒足飯飽之後的餐桌旁、工作結束或告一段落後的空檔、袅袅生煙的火堆旁獲得。雖然從不像那些很厲害的訪談者那樣的快、狠、準的要到想要的資料，但是我卻樂意花多上數倍的時間傾聽故事（畢竟我不需要支出訪談費或日支生活費呀）， 更重要的是，我並不喜歡那種汲取報導人資料的壓迫性。

2012年的寒假，我第一次以研究生的角色出現在部落（圖一）。在指導老師協助下舉行了小型的工作坊，邀請幾位長輩到家裡聊傳統領域。第一次公開向大眾說明正在進行的論文研究主題，再請長輩們講解部落周遭的傳統地名，並標註在 Google Earth上。壓力之大，遠超越碩士班入學口試，除了來自於我必須使用許多非日常使用的布農語彙外，更須一轉自己過去在部落的角色定位：甚少發言的小孩、 傾聽者、女性，成為在長者面前發表言論的研究者，這樣知識權力翻轉的瞬間，我著實很不自在也很惶恐。

但那次的粉墨登場之後，家人對於論文進度比我更積極了。任何大小事媽媽會立刻打電話通知我趕回家；參加祭典時會被要求到前面一點去拍照紀錄；遇到老人家來家裡時會要我出來「接客」，這些都是可以作田野或訪談的機會，但往往是在我完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發生。

「Angus，你不是要問食物masamu（布農語：禁忌）的事情？趕快，Tama Lian阿公來了！」正躺坐在客廳看MOD電視節目的我，不敵媽媽自庭院不斷喊叫的聲音， 爬起身走到庭院，拉一把藍綠色的塑膠椅，和大人圍坐在紅色折疊桌旁，面面相覷，「啊你是要問什麼？趕快問啊......」

但也是有相對正面的事情發生，像是能一窺爸爸的獵徑。2013年的3月，爸爸終於點頭同意攜我一同上山，前往我們 Lavalian家族過去的傳統領域，那裡現在是爸爸的獵場。平日寡言的爸爸，進入山林後像是炫耀一般，傾脫出自己的獵人知識，包括動物足跡的辨識、獵物陷阱的設置、休息隱蔽之處......。即便我實在是走得有一點點上氣不接下氣，我還是聽得津津有味，甚至我們還回到五代前祖先的老房子時，雖然僅存殘壁斷垣我卻感動得不能自己，並不斷回想祖先可能以怎樣的姿態生活在這片山林裡。一個小時內陡上陡下落差近1000公尺的山林路徑，還要自己在近70度的陡坡找路。透過這幾遭，我發現我還是Bunun的孩子呀，對於山的觸感還在，與祖先的共鳴也還在，那樣的經驗遠遠不是外來研究者幾筆漂漂亮亮的分析文字能說明的。

我也曾前往近三千公尺的南橫公路進行公路補強工程（圖二）。五年前的莫拉克風災造成的路毀崩塌至今尚未復原， 鄰近的部落族人會擔任臨時工，可能是爬到崩地最高處灑育苗種、可能是攀爬道路圍牆綁上輪胎以吸附巨石衝撞力、可能是隧道內壁補強......。一同工作的我，親身體會到冬季裡三千公尺的刺骨寒風在山林裡如何肆虐呼嘯，挾帶著工地裡的飛揚塵土，眼前的一切情景辛酸到無法置信我身在文明的臺灣。上述這些的田野經驗外來的研究者很難接觸，特別是涉及私密、法律、隱私、危險的議題或情境時，好比在國家強勢霸權下被嚴格取締的傳統狩獵， 非我族人的界線還是劃得相當明顯。

「田野工作者」的身份，除了帶給我一些機會去深入接觸母體文化之外，更多時候是對於自我的反思，以及更具批判性的檢視外來書寫。大學時，閱讀原住民或布農族的相關文獻資料，書中所描述的布農族文化，讓我時不時質疑起自己是不是「不夠布農」。而回家作田野，正是一個管道讓我確定自己是誰，我可以大聲的用自己的田野資料對外說話，原來外面寫的還是隔了一大層。作田野也改變了我和家人的關係。國小高年級之後，父母親就很少看我的作業簿，因此我在學校所學的東西基本上父母親是不知曉的。當然也不會知道我進了大學讀了些什麼，只是隱隱約約知道我好像在學一些跟原住民有關的東西，他們總是這樣告訴親戚們。但是，在我回家作田野後，這樣的說法有些改變，不再只是說Angus 學的是跟原住民有關的，而會更進一步說我的研究內容是跟Kakaunung （布農語：吃的）有關，也會積極的幫我注意或詢問相關的資料。知識權力的結構在此又做了一次的反轉：雖然讀到這麼高，還是要謙卑的回到部落接受再教育，族人們就是我的老師，而不是 「研究對象」。

我還是部落的孩子，依舊傾聽部落的聲音、吸呼部落的氣息。完成論文已是其次，我在過程中學習到我本應知悉的傳統文化，那是在我求學歷程中被抹去的部分。說來也諷刺，若不是我在漢人教育體系下學習得不錯，也不會有機會進入大學和研究所，也就不必作田野了，那麼，將可能失去了和傳統文化接上線的橋樑。

我曾經嘗試把自己抽離作為局外人， 也曾將自己的家想像為民族學家進行田野工作的部落，但這樣的不自然反落得進退不得；有時想寫作，動筆間竟沒辦法像民族學家般輕易的寫下，那些外來的文字敘述過於簡單，以致於與我的生命經驗有著巨大的鴻溝，一般科班的田野工作乃至於分析的方法論恐怕得翻轉過來。於是，在 「回家田野」之前，我更渴求一個研究者與在地人之間的平衡。不斷轉換身份於研究者和族人之間，前者讓我有更多管道與正當性去接觸傳統文化，後者的身份則不斷提醒自己莫忘本分。相較於其他研究者，我雖然輕易的穿過「進入」的那個階段，但卻需要花更多心力在於田野之後， 而那樣的身份斷不可能在畢業繳交論文後結束。回家作田野，看起來好像很輕鬆， 其實社會距離的拿捏，遠比想像中困難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