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互動中的田野技法、存在與知識

鄭瑋寧｜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在當前國際人類學界與女性主義思潮對性別與知識建構提出各種論述之際，在台灣的我們，為何還需重思性別與人類學知識的關係？在什麼程度與何種意義上，我們有能力做出有別於目前檯面上女性主義人類學者的貢獻呢？事實上，讓我看穿女性主義人類學家在理論與知識論上的限制的人是MarilynStrathern。Strathern人類學視野、思維與對待知識的基本態度，確立了人類學具有解構女性主義者的論述的潛力，為性別研究帶入重新概念化之可能性。我的博士論文有關人觀與性別的討論，即是在Strathern將人類學視野帶入並重構性別研究的知識特性這個理路之中展開的，而非以研究者自身對性別建構的預設與價值做為理解被研究社會關係的出發點。與此同時，從閱讀島嶼東南亞與美拉尼西亞的民族誌之中，我進一步反思並重構了自己看待當地人與自身的方式，並以此重新理解我在當地社會的位置與行動，而這甚至反過來影響我看待同一社會脈絡中同時代的人，對性別實有不同的建構。

正因為從Strathern的作品中深刻意識到建構性別方式將牽連個人的社會能動的革新想法，促使我反思田野技法、乃至人類學知識的建構等問題。那麼，Strathern的解構女性主義並尋找在地建構性別意象的象徵策略（symbolic strategy），可以如何被具體實踐？這涉及兩個層次。其一，就個人做為研究者而言，我要求自己清楚掌握當地居民日常生活中涉及性別象徵建構。其二，除了上述研究者的身分，我更被當地人當成一名有性別的研究者、有性別的人、可論及男女感情的潛在對象。這造成了田野工作的困難，卻也觸發了我反思自己做為人的意義與對待感情的態度。

這些遭遇觸及了現象學的、存在論的蘊義，經常是我離開田野地之後，與其他資深學者討論並分享自己的困境時，逐漸找出自己與個人經驗的適當距離來對自我處境進行objectivation，並慢慢淬煉成我的問題意識。在這過程中，自己內心或多或少抗拒被田野地居民當成感情的潛在對象而展現出的笨拙、不知所措所困惑；而無法以學術慣行來對田野資料與經驗快速而準確的定性，更成為我學術焦慮的來源。即使我對自己掌握當地人對關係建構的方式有自信，但是前述焦慮宛若潛藏心底的伏流，每當回到田野時再遇到類似的現象，這些沉寂心底的焦慮便不自主地浮上。憂擾我的心緒，逼我不得不去追問：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謝國雄主編「以身為度、如是我做」（2007）一書出版後，讓我看到研究者的存在感在田野過程中油然浮現的實境，並促使我回溯並客觀尋找導致焦慮的原因。我將自身焦慮放回在田野地的社會文化脈絡中並如實看待之。藉著將自己的經歷與所知田野地的男女感情互動（包括婚外戀愛）的個案併置，我對自我處境進行objectivation，聚焦於魯凱人的情感實踐與情緒能動展現的問題並深入挖掘。在這種「以身為度」的方式以理解當地人的情感實踐與愛的意義中，我認識到自身焦慮正是魯凱人男女互動之社會實在的呈現樣態。

在處理這類問題時，我首先關注到互動的美學形式與性別意涵，試圖釐清性別意象與情緒能動間是否有關。我必須面對感情實踐中超乎語言表達的層次，而這部分涉及了兩個層面：對感情表意形式的掌握，以及將我在田野現場如實感知與感受的部分當成學術分析的素材。前者的輪廓與意義往往是在瑣碎的互動中浮現與清晰，而後者需要研究者擁有超越實證論分析邏輯的智識視域。此二者關連到我受到現象學的啟發並透過其為我帶來感知與感受的敏銳度。

接下來，當我承認並接受現象學對個人在世存有的關注（包含研究者與當地人認為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何在），是探究人觀與人性這類基本議題時無可迴避的面向之際，我進一步意識到自己的田野技法應當隨之調整，特別是援引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乃是互為主體這樣的田野技法，企圖掌握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對同一事件的inter-views（謝國雄2007b：79），做為深入他們對世界的想法與感情的介面。又如，我一向會在田野筆記中詳細記錄個人對田野地的天氣、溫濕度、人的表情與情感、互動的氛圍、周遭景觀的細緻變化等不具嚴格學術意義的描述，而一直到如實面對自己在田野中做為一個有性別的人的處境後，我才真正領略到，這些看似無用的描述其實是我認識田野地居民生活世界的方式。只是在過去的訓練中，這一部分觀察與感受，都被隱而未顯的科學實證論邏輯之網所過濾掉。伴隨著我對田野工作、人的在世存有以及人感情欲望的波動等的重新意識，我在田野中更有意識地描繪這些感官經驗，並更有意識地關照個人感受到聚落中生活節奏、氛圍的細微變化。

另一方面，研究者對自身與他人存在論上的觀照，除了影響研究者知識論立場的轉變、甚至位移，進一步使研究者必須/被迫與他者世界與知識的本體論彼此遭逢，進而意識到：研究者自身、被研究者以及人類學知識背後所依賴的西方社會對人性與社會生活的基本預設等三者，很可能是分別建立在不同的本體論之上。這是我自Strathern對Melanesia的研究，及Viveiros de Castro（2009）對亞馬遜印地安人親屬研究中繼承的知識遺緒。同樣有所啟發的，是謝國雄將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存在感帶入田野技法與知識論之中，具體展現了人類學田野工作所立基的相互主體性，乃是知識建構過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我長期浸淫於文學與戲劇作品所培養的美感與情緒感受性，同樣展現看似無用之用的作用。

我認為，研究者在存在論上的轉向以及對在地知識的本體論的關注，不僅是對研究者過去習以為常的材料/民族誌性質提出深刻質疑，更促使研究者進一步修正其知識論立場，朝在地知識與生活世界之本體論的方向邁進。身為研究者，我認為魯凱人做為學術研究的個案，不只是西方人類學界的「知識論上的他者」；研究者應真切探究在地知識與社會生活在本體論上的獨特性。為此，我關注的問題：研究者要怎樣有效再現被研究者生活在特定時代的心之所繫？這樣的探索，究竟對那些人類學基本議題帶入新的觀點？我最近在處理情感與個人主義興盛帶來的當代社會轉變之脈動這類課題時，即是從存在論與在地知識之本體論的觀照出發，同時促使知識論立場與田野技法當隨之相應。做為一個有性別的研究者，我希望既能做出（enact）類似謝國雄主張的「四位一體」之知識建構樣態，更戮力深究Strathern及Viveiros de Castro倡言地方社會對世界與知識有特殊的本體論，深化現象學視域（vision）對人類生存世界與知識前提的理解對人類學知識建構的作用，以細緻勾繪並呈現被研究者在當代社會經濟情境下的在世存有與心之所繫。

最後，且讓我引用PaulWillis對田野工作、原始謎題與理論告白等三者關係的勾繪，來總結我在田野工作中經驗到性別與人類學知識乃是辯證地建構的感情思維：「那是因為田野工作可以讓研究者驚訝，可以產生無法以原來立場解釋的新知識。原始謎題與理論告白設下了經驗與新知識的可能性。這些被認為已經知道或者被預設的事務（來自理論告白），可能以下列方式讓研究者驚訝：被推翻、被強化、被正面導引到其他方向、以不在預期內的方式優雅地被實現（fulfilled in unexpectedly elegant ways）等」（Paul Willis 2000:113，譯文引自謝國雄2007a: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