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球場邊的人類學家

黃郁芳｜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從棒球迷、紀錄片工作者，而人類學研究生我持續關注台灣棒球，碩士論文以位處東部的一支青棒隊伍CV隊為例，觀察台灣高中棒球選手的培訓過程，討論「好球員」在不同脈絡下具有哪些特點（黃郁芳 2012）。面對競技取向、集體住宿，成員以男性、原住民為主的運動團隊，如何跨越界線進行研究，成為我首要面臨的挑戰，也從中不斷思索自我定位。本文希望討論人類學者如何在運動場上進行研究，並回顧自己的田野經驗。

在運動團隊的民族誌相關研究中，由於運動團隊成員往往具備特定身體條件與比賽經驗，加上棒球等運動帶有明顯性別區隔，與人類學者有顯著差異，考驗人類學家如何深入運動團隊進行研究，以及與報導人產生互動（Sands 1999a）。有些人類學者有過運動培訓經驗（Gmelch 2006），人類學者Robert R. Sands以及Susan Brownell則在進行研究時，加入運動團隊共同訓練、比賽，從人類學者變成運動員，也自觀察者成為參與者，Sands（1999b）認為此舉有助於他更了解球隊文化的深層意涵：Brownell（1995）則覺得可以讓她更進一步體會身體規訓與國家政黨意圖灌輸運動員的概念。但即使實地參與運動團隊訓練，由於年齡差距、從事運動的目標差異等，學者經驗並不能完全代表報導人的身體經驗與想法。

亦有學者並未實地成為運動員，在運動團隊中有多重身分，例如身兼球員家長、教練太太（Grasmuck 2005）、學校老師（林文蘭 2010:296-301）等。Alen M. Klein研究多明尼加棒球發展，則以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方式進行（Klein 1991）。近來民族誌的書寫，常可看到研究者多重身分的觀點，包括性別、階級、語言年齡、族群等各種差異，雖可為人類學家提供不同視角，相對地也造成不同限制，影響學者與報導人的互動經驗與取得的資料。人類學家在進行田野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各種文化衝擊，為自己找到適切的田野位置，成為對研究的挑戰（郭佩宜、王宏仁 2006）。

我在田野期間，也是一段多重身分的摸索過程。在CV隊時，我接觸到球員、教練、畢業學長、學校老師與行政人員、球員家長、球迷、棒球主管單位人士等。由於與不同人物的相處時間與場合有差異，我有研究生、球賽觀眾、攝影師、甚至類似球隊管理等身分。在球隊現任成員外，我多半以深度訪談、文獻與政策資料收集等方式進行研究，而如何與教練、球員建立關係，是影響研究最關鍵的部分。

我實際接觸CV隊，始於2009年約五週的暑期田野，初步了解球隊概況與歷史，並與球隊成員建立關係。進入球隊的身分是教練給我的。教練吩咐球員稱呼我為「學姐」，被納入球隊既有的人際組織。只要我出現在棒球隊眼前，都會聽到「學姐好」、「姐姐好」的招呼聲。當時的我還在摸索甚麼是「田野調查」，主要從旁觀察、記錄球員在球場、宿舍以及學生餐廳的作息，以及球員成員之間的互動狀況。面對陌生的臉孔，我以半結構式訪談方式，初步了解球員與教練的背景與經歷。

頂著「學姐」稱謂，並不是一帆風順。起初球員在練球之餘，向我打完招呼後，便保持一定距離。但有幾天教練離開球隊到外地比賽，球員練球甫告一個段落，興奮地向我借相機，圍在球場邊傳閱剛剛我拍的照片，一邊抱怨教練嚴格、練球無聊，以及在外比賽的心得。自此球員漸漸主動找我聊天，此時我是攝影師也是研究生，從分享照片開始，球員在球場的休息時間，成為我更深入了解他們的機會。

結束短期田野後，與球隊碰面的場合，轉往全台各地球場，只要CV隊有比賽，我都會赴現場觀戰。我記錄球員的表現，也觀察球員與教練在比賽時的互動，比賽時球隊如何因應各種狀況。比賽是球隊與外界互動最頻繁的階段，也是球員的舞台，又可與學校生活做為對照。我也開始以動態錄影方式記錄比賽，兼任攝影師與球賽觀眾。影像記錄做為我與球員互動的媒介，可稍微彌補參與觀察之不足，雖然無法上場比賽，但透過攝影運鏡，增加自己對比賽的參與感。賽後讓球員觀看錄影，他們亦能了解自己動作或觀念上的缺失，有助於訓練與比賽表現。球員邊看影片，常連帶吐露自己比賽當下的想法，甚至檢討自己的表現。在對話中，我雖未能真正站上球場，卻得到另一種貼近比賽的方式。由於與球隊的關係漸漸熟稔，偶爾在球隊集合檢討時，我會受到球員或助理教練的邀請，發表對當天比賽的看法。此時我又類似於球隊管理。

帶著這些基礎，我從2010年十月起，隨隊參與約半年的球隊生活，包括練球[1]、宿舍生活、移地訓練、上課[2]、比賽，並協助收集交通資訊、參加平時球員聚會、球員部落豐年祭、陪同參與運動績優獨招考試等。各方面的活動參與，企圖更清楚勾勒球隊中成員的地位、工作，以及成員彼此間的關係如何形成，地位如何轉變。透過這些觀察累積疑問，再向教練與球員進行二次以上的深度訪談，深入了解其族群、地方背景，以及球員的棒球經歷。許多時候是在聊天過程中，發現我之前忽略，或球員回答得並不完整的問題，甚至是他們想法已然改變，因而反覆針對同一問題進行討論，可以對議題有更全面的了解。

隨著球員對我的信任感增加，我在球隊也有更多工作。在球員眼裡，我被形容為「輔導長」、「麻吉（好朋友）」、「第十九個人」。我會盡量協助球員日常生活，不管是出借各種設備、幫忙修理電動玩具、購買用品，甚至指導課業、回答英文單字等。而球員希望由我口中，『解教練對自己的想法。我時常與教練討論台灣的棒球歷吏、現況發展甚至是學術研究等間題。我從教練身上學到棒球人的思維模式，教練則期許我可以當「白臉」，安慰被罵的球員。在練球生活中，我做為教練與球員之間的中介。

在此階段，我同時以文字與攝影機做紀錄。對於球員來說，攝影機的存在較錄音筆等工具更為明顯，必須讓球員習慣，以免造成干擾。持攝影機也提醒我自己的位置。在CV隊當「學姐」久了，有時會認為自己對球隊有責任，看到球隊中隊友不合、球員練球不夠勤奮等問題，希望自己能改善這些狀況，但身為研究者是否應該盡量保持中立？又或者球隊的人能否接受我的看法？此時我的身分又回到「研究生」。直到研究接近尾聲，與球員、教練討論球隊氣氛的問題，體悟到我與球隊成員之間的界線，也可以說，問題與衝突是田野的一部份，這些問題只有內部成員才能去改變，我應該觀察他們如何解決問題，而非企圖介入或改善，「學姐」是負責記錄球隊生活的人。而這或許也是人類學者如何拿捏自身界線的課題。

從自己在田野中的經驗，我認為長期與運動團隊相處，從中學習運動術語與智慧，並尊重他們所給予我的地位，有助於打破界線，培養彼此之間的情感。雖然女性、研究生仍有不可進入與介入的部分，除了利用影像、事後訪問等方式彌補觀察以外，信任有助於界線的改變。觀察團隊中面臨的困境以及他們如何解決，也是研究中很重要的一環，學著從球員的角度思考問題，也是我在這段運動團隊生活中，最重要的收穫。

註解：

1 練球的部分包括球場上的球技訓練與球員個人體能訓練，我所能參與的是晨跑，一方面是我無法克服體力與技術的差異，一方面是棒球員對於女性的禁忌限制，不希望女生碰觸球具與踏上球場。因此也有球員笑我「只有同甘沒有共苦」。

2 以參與夜間輔導為主，因為我若要平日上課需要經過各科老師同意，加上怕打擾一般生同學上課，因此參與次數較少。

參考書目：

林文蘭

2010 棒球作為「原/ 圓夢階梯」：教育體制、文化創生與社會階序繁衍。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論文。

郭佩宜、王宏仁

2006 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台北：巨流。

黃郁芳

2012 做個好球員：台灣高中棒球培訓的觀察。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Brownell, Susan

1995 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melch, George

2006 Inside Pitch: Life in Professional Baseball.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Grasmuck, Sherri

2005 Protecting Home: Class, Race, and Masculinity in Boy's Baseball.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and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Klein, Alan M.

1991 Sugarball: The American Game, the Dominican Drea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Sands, Robert Ra"

1999a Anthropology and Sport, In Anthropology: Sport, and Culture. Robert R. Sands, ed. Pp: 3-13. Westport.CT: Bergin & Garvey.

1999b Experiential Ethnography? Playing with the Boys: In Anthropology, Sport, and Culture. Robert R. Sands, ed. Pp: 15-37. Westport, CT: Bergin & Gary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