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考古與當代社會

江柏毅｜澳洲國立大學考古與人類學系博士班

澳洲國立大學（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University House宿舍聯盟每週三為住戶所舉辦的非正式晚宴，是平日忙於論文研究的碩、博士生最佳的社交管道之一。席間，世界各國不同領域的成員總是天南地北的聊著，但當同桌成員因彼此不熟悉而找不到話題時，最常出現化解尷尬的談話往往是詢問對方的研究主題，試圖讓彼此找到交匯點。曾經，資訊科學博士班朋友一個不經意的提問讓我在半開玩笑的回答後一度陷入思索，並影響了日後博士論文研究的方向。

若以西元1843年英國考古協會（The British Archaeological Association）創立作為開端，現代考古學已發展超過一個半世紀，研究內容也從最初的古物學（Antiquarianism）朝多元科際整合方向前進。英國牛津大學2009年出版的The Oxford Handbook of Archaeology一書洋洋灑灑提列各類「考古學」定義，正說明當代考古學家對總結目前的研究發展感到莫衷一是的窘境；然而，若回到最根本以研究材料與對象的角度思考，考古學應仍可概略定義為透過物質文化遺存研究過去人類社會的一門學科。那麼，這門學問對當代社會究竟有什麼積極貢獻呢?經過了這幾年較為廣泛的閱讀，我開始認為這個問題或許可從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現階段面臨的困境思考。

極端氣候頻繁出現是近年來全球最為棘手的問題之一，電影「明天過後（The Day after Tomorrow）」中誇大的全球性大自然反撲雖然從未真實上演，但人類社會即便面對區域性規模的環境改變仍顯得一籌莫展。2009年初，澳洲東南部遭受有氣象紀錄150年以來最嚴重的熱浪侵襲，許多地區氣溫長時間維持在攝氏40度以上，維多利亞州西部甚至測得攝氏48度的高溫，造成野火四起和龐大的農牧業損失；2010年底，歐洲遭受暴風雪襲擊，即便是冬季陽光充足的地中海沿岸也飄起了雪花，許多地區交通癱瘓、電力中斷；2011年7月下旬，颱風與連續強降雨造成泰國三分之一省份泡在水中，洪水導致數百萬人成為災民，多數工廠停工；今年夏天，北美出現800年一見的乾旱，嚴重影響玉米等作物生長，其引發的全球性糧食、能源供給不足問題目前正開始發酵。

英國歷史學者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在其鉅著 A Study of History中指出：「文明的延續與否取決於人們面臨挑戰時的回應方式」。從這個說法來思考，透過考古學中宏觀的文明崩潰研究與近年來新興以微觀角度探討遺址形成的廢棄研究（Abandonment study）所歸納出的資訊，或許可讓現代人在因應極端氣候同時獲得些許啟發。

大量的考古遺址說明全新世以來人類社會因環境變化的崩潰其實屢見不鮮，吳哥窟、復活節島文明的消失、馬雅文化、羅馬帝國的衰敗，以及中國的朝代更迭只是顯而易見的案例。近年來以「崩壞」為主題的科普書籍主要可區分為氣候論（climate explanation）與人為調適（human resilience）兩派論述，並以前者居多。其實，崩潰只是現代人瞭解古代社會變遷過程所產生的印象，強調的是各個階段性總結。考古學研究告訴我們，當古代人群面臨外在環境變化挑戰時，改變生業模式（包含農、牧業、狩獵、採集間的轉換與飲食習慣、攝食物種的改變）、開發新生產技術、形成組織聯盟與社會保險、遷徙、區域性貿易及戰爭等，都是人群解決問題的方式。文明或許結束了，但人群仍然以其他的方式延續。人類迄今仍然存在於地球上也說明過去人群在回應環境改變挑戰時往往具備彈性。

許多氣候資料指出現今人類社會面臨的環境變化其實未必如過去嚴峻，那麼今日人們在面對可能的全球暖化與極端氣候時，是否便能高枕無憂？答案卻又是否定的，原因在於人類社會自工業革命後的多項改變已使得成長面臨極限，同時對環境變化的調適彈性出現疲乏。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統計，2011年底全球人口已超過70億大關。人口成長的加速從十九世紀初開始，而爆炸性成長則出現在二戰後嬰兒潮。進一步探討，可發現歐美等工業化較早的地區的人口成長相對平穩，暴增人口主要出生在日本、印度、中國、巴西及阿根廷等新興發展國家，帶動全球能源與糧食需求大幅提高。今日全球能源生產已逐漸跟不上成長腳步，糧食生產更出現生產區域集中化與過度仰賴某幾類作物的情況；工業化導致的專業化分工普遍使現代人離開農地，一旦極端氣候導致欠收，世界上某些人群就得挨餓（其實非洲許多地區早已長期糧食不足）。為了擴大產出，人們開始對土地投入大量化學肥料與農藥，邊緣土地（marginal land）也逐步進行開墾，然而這些措施也使得農業生產體質漸形脆弱，因為土壤酸化、鹽化、水土流失等問題都需要長時間才能夠恢復。另外，考古學研究也指出遷徙是古代人應對區域性環境變化挑戰最常使用的方式之一，但二十一世紀國籍與國界的僵固化，已使人群的移動難度大增。

資源有限而慾望無窮，經濟學闡釋了生產、交易與分配機制充分運作對人類社會運作的重要性，而考古學研究對現代社會的積極意義，在環境變遷議題上，或許也在於提醒人們二十一世紀全球資源的生產、交易與分配應提升為以全體人類，而非少數人群持續發展的層次進行考量。利潤極大化可能並非人類社會的最適追尋，古人「日中則昃，月滿則食」的體悟也說明了時時保持因應改變彈性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