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質學家:陳文山教授專訪
與談人:邱鴻霖、黃耀慶、邱博楷
文稿彙整:邱博楷、黃耀慶
訪談地點: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陳文山教授研究室
訪談時間:2012.11.19
陳文山1957年生於高雄,國中時便立志從事地質研究。1977年以第一志願考上台大地質系,接著進入台大地質研究所深造。研究興趣為造山帶與前陸盆地的成因、第四紀沉積層序、地震地質與活動斷層等。專長為「沉積學」、「生痕化石」、「大地構造」等。著有《岩石入門》、《大台北空中散步》、《恆春半島深度旅遊》、《台灣1億5000萬年之謎》等書。(參考自「阿山的地科研究室」網頁資訊http://ashan.gl.ntu.edu.tw/)
與考古學的因緣際會
陳文山教授第一次接觸考古學是在就讀台大地質系三年級的暑假,當時他正在撰寫有關台 灣東部的論文。某一天他在報紙上看見卑南遺址發掘徵求男性義工,便秉著校友互助之精神前往協助。在卑南遺址發掘的現場,他以大地測量專長協助遺跡與石板棺的測量繪圖。之後,陳教授的學術生涯便穿插著考古工作;像大名鼎鼎的宋文薰教授與連照美教授,亦經常請託鑑定石器石材,以及辨析石材來源。在教學上,有鑒於地質學亦是考古學家必須具備的基本知識,台大人類學系亦尋求他開設相關的地質學課程,如「地質考古學」。目前陳教授亦參與台東八仙洞遺址、台南科學園區等國內重要考古遺址的相關研究。
環境與人的密切關聯
從地質學的視角來探討人類,和考古學不盡相同。考古學家透過考古遺留關注,著墨於人類社會文化內涵的建構,而地質學者則更強調環境對人的影響。透過研究地層堆積與地質構造,可了解環境在時間與空間中的變遷過程;更可藉由花粉分析、微生物、沉積體系的分析與環境重建,來理解這些變遷的過程與機制。陳文山教授強調,環境深深地影響人類的行為與生活模式。人類為了適應環境,發展出各式各樣的行為,進而形成文化的特色,甚至因為環境的變遷,使得人群遷徙或滅亡。文化與環境之間的關聯是非常直接的,我們就是要解開當中的謎。陳教授以台灣地區貝塚的分布為例,他認為花東地區沒有發現深厚的大型貝塚堆積,可能是因為缺乏適合人採集與適合貝類生長的潮間帶環境。
自古以來環境深刻影響人類生活 模式。陳教授提及,台灣的考古學家應多加重視自然環境層面,因為越傾向於史前時代,人類與周遭自然環境的關係越密切。探討環境可以幫助考古學家思考更多的問題、解開更深層的疑問。考古學家要做的不只是解釋遺址的分布與時間點,更要解釋造成遺址空間分佈的前因後果,因此考古學研究必須涉及到自然環境。
詮釋:考古學中的地質學
陳教授表示,國外的考古學課程都會將「普通地質學」列入必修。儘管日後並非從事地質方面的專業研究,但對地質學若能有基礎的概念,就能提高對相關證據的敏感度。另一方面,考古學家面對地質學家的資料分析與詮釋,與其說是誤用,更多的是不敢用。對於沒有地質學專業知識的考古學家而言,很難判斷地質學家解釋材料的正確性與侷限性,也往往無法大膽地運用地質學家分析出來的結果。其他問題如,考古學家會以為地質學家在各種實驗分析上都能處理,而沒有注意到地質學家也有各自擅長的專業。對採樣標本送驗而言,於採集樣本時應該注意到樣本有無受到汙染,送去實驗的樣本質與量都必須足夠,另外也要對儀器誤差有基本認知,才能對實驗結果作出正確的詮釋。
未來:有計畫性的合作
考古學家與地質學家在許多課題上都能合作,地質 學者林朝棨先生便是很好的例子。在課題上,如台灣西部平原遺址出土板岩箭鏃,地質學家指出板岩多產自中央山脈,不產於西部平原,因此考古學家藉此推測早期居住於西部平原的人群可能透過交易獲得板岩。從這個簡單的例子中可以看見,地質學可以幫助詮釋物質的來源,乃至於社會行為。在台灣,地質學與考古學的合作多是非計畫、非系統性的。通常考古學家都是在發掘結束之後,才邀請地質學家鑑定出土遺留或分析樣本,而非有計畫地將地質學家納入整體工作或是設定地質學相關的研究議題上。事實上,地質學家從地層中發現的信息,可能是考古學家忽略的部分。地質學在考古工作中的角色其實非常重要,在考古發掘的一連串過程中,地質學家都應該參與其中。考古學和地質學在台灣仍有許多合作與發展的前景,甚至非常迫切。另一方面,在大學裡,考古學屬於小眾學門,在教學上若要經常開設與地質學相關的課程,必須整合目前國內的幾個考古學教學單位,共同開設為考古學所設計的地質學課程。
最後,陳文山教授期許考古學家們亦須並肩合作,更有計畫地進行跨領域的整合研究,在實驗設備與人才培養的投資上作出長遠貢獻,使得台灣考古學研究跳脫出只是發掘報告或描述文化內涵的格局。

攝影、黃耀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