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史學與歷史考古學
盧泰康|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副教授
當貴刊本期主編向我邀稿,希望談談有關歷史考古學研究的身自經驗,令我認真思考這十餘年來,自己從事歷史時期物質文化與工藝美術研究的過程中,到底有多少部份聯繫了考古學,答案是:形影不離且如膠似漆更密不可分!
從研究材料的來源說起,我的研究領域是藝術史中的器物藝術,並以陶瓷史為主,是故,舉凡古窯址的考古出土紀錄,以至世界各地考古發現的亞洲貿易陶瓷,皆列為資料蒐集之鎖定目標。而自己亦持續地與考古學家合作,從事臺灣歷史考古學的考古發掘工作,以獲取第一手的研究材料。
除了研究資料上的共通性之外,體會最深的是研究方法上的磨合;探討古代物質文化與工藝美術時所運用的研究策略,除了藝術史學自身的研究方法外,尚需整合考古學、歷史學以及科技檢測等多種學科;就筆者自身實際經驗而言,在學術領域中老生常談的所謂「學科整合」模式,應該不僅只是在研究團隊中,個 別專家瓜分經費或研究項目的「策略性」結合,或者是單純的資料引用。
更深層的「整合」概念,應該是落實在研究者自身所實踐的「內在整合」,深入考量不同學科的特長與限制,針對研究議題的特性,依照實際狀況的設計研究方法與策略;各種資料來源的所顯示的訊息與特質,勢必影響研究課題的理解與認識;再者,各種學科特有研究方法所擬定的操作策略,也會因切入角度的不同,直接影響研究成果的詮釋方式。
事實上,臺灣歷史時期的物質文化研究必須走向更全面性的科際整合,以歷史學來說,各類歷史文獻與圖像史料,提供了特定歷史發展過程的具體時空框架,以及各種具有關聯性人、事、物的交互關係,是古代人類有意識地觀察與紀錄後留下的文字與圖像,對於吾人理解其抽象意念思考,以及對特定事物的認知,提供了寶貴的訊息。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省察史料所存在的限制,紀錄者的所屬族群、社會背景、性別年齡、價值觀、記錄目的與文字表述能力等各種差異,直接影響了書寫的內容與準確性;例如明清各類中國台灣史料當中,對於當時對外陶瓷貿易的貨物特徵與交易細節,少見具體準確的描述,反觀同時期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商業日記中,則清楚記錄了瓷貨交易的方式、數量、金額等諸多細節。

盧泰康提供。
再就考古學來說,1980年代後期的臺灣考古學界,開始日益重視歷史時期考古工作,而歷史考古學研究的目標「除了消極的補文獻的不足,正史書的謬誤之外,更應以其獨特的研究資料、方法和理論,結合歷史學者對於文獻史料的研究,對古代人類歷史的了解做出更積極的貢獻(臧振華 1997)。」
田野考古所獲致的人類過去物質文化之遺存,具備了地層疊壓與多種遺物共伴關係,真實反映出似被凍結了的文化、環境與人的脈絡關係,除了呈現了時間先後的發展序列,並提供了具有空間脈絡關係的科學分析材料。同樣地,考古學亦必須借重其他學科之研究方法,以臺南歸仁窯考古調查為例,透過陶瓷史的研究,得知出土窯爐結構的價值與意義。臺灣糖業的史料紀錄,則清楚解讀了考古出土不明遺物的功能、名稱與用法。
就方法發展史上與歷史考古學的親緣關係,同為發軔於文藝復興時期西方古物學,藝術史學長久以來關注於視覺形象研究,運用其已成熟發展之「風格分析」法,探索古代文物的藝術表現形式、母題意涵與審美品味;以陶瓷史研究為例,針對古器物的造形紋飾、時代風格、製作工藝、產地窯口、器物編年序列等各種議題進行探討,不僅提供了考古出土陶瓷器所屬文化脈絡的相互檢證依據,同時也具體彌補了史料抽象模糊的文字描述與未曾被關注的旮旯角落。
反而言之,藝術史研究亦不能忽視 檢視文字史料的侷限性、研究者詮釋的主觀成份,必須重視物質遺留的考古出土脈絡與科學證據。藝術史學者黃翠梅曾指出:「(藝術史)必須立足在現代考古學的基礎之上,除了賴以進行更精確的時代判定之外,對藝術品的空間座標與文化意識的認識,也需要尋求考古證據的支持,以避免流於過度直觀的評價與詮釋(黃翠梅 2005)。」事實上,考古學相較於藝術史學與歷史學,在解決歷史問題上採取了更積極的姿態。
歷史考古學結合了藝術史、考古學、歷史學的資料與研究方法,實為探討古代物質文化發展的有效途徑,其所揭示的各種細節與轉折,對於建構過去人類過去文化發展歷程的清晰面貌,提供了至為重要的關鍵訊息,至此不禁令人想到上個世紀初傅斯年先生初創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時,為闡明其學術研究宗旨和原則時所提出的三項看法: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
(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的研究材料便進步…。
(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它做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
我們只是……
上窮碧落下黃泉,
動手動腳找東西。(傅斯年 1980)
參考書目:
黃翠梅
2005 〈變動中的疆界一藝術史與考古學的科學對話〉,《2003 海峽兩岸藝術史學與考古學方 法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頁1-21。
臧振華
1997 〈考古學與臺灣史〉,《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721-742。
傅斯年
1980 《傅斯年全集》第四冊,臺北:聯經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