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關廠工人抗爭的田野筆記
吳永毅
「這些帶頭的這些人……真的不應該這樣做,把勞工的生命、身體當成工具在使用。」潘世偉,2013年2月6日,臥軌抗爭第二天勞委會主委記者會
「我要第一個跳下去,我死了這件事就能解決,我的孫子才不會被我拖累。」聯福女工呂黃盞,2013年2月5日臥軌前,於台鐵台北車站第三月台

2012年8月9日,關廠工人約80人在忠孝復興站向乘客致歉,在站外被警方舉牌/吳永毅提供
各位一定能從以上兩句引言,看出了發言位置的絕對不對等狀態,除了潘世偉可以在辦公室冷氣房裡,利用主委身份的優勢,召集所有媒體記者來聽取他的發言外;勞委會還連續兩年編列了2056萬預算備用,聘請80幾個律師控告關廠工人。如果不是幾百個工人走上街頭,呂黃盞又如何能夠以一人之力,讓媒體轉述一點點她的聲音?
她同輩的家人都過世了,靠撿拾資源回收養活自己跟兩個孫子,因為有一棟丈夫遺留的房子,不符中低收入戶的資格。根據勞委會「369小吃店」方案,只有她死了,才能免除九成的債務。
潘世偉誤會了,關廠工人不是等到臥軌才把身體當「工具」的,從16年前、到去年重啟抗爭,一路走來,工人都用身體當抗爭的「工具」,始終如一。因為除了身體,她們一無所有!她們沒有兩千萬預算,也沒有律師。因為是國家和人民之間的「債務糾紛」,所有勞委會和地方政府的訴訟補助都不適用;她們又是第一代勞工,在房價飆漲前分期付款買了一間安身立命的房子,所以絕大多數也因此倒楣的不符合申請一般法律扶助的要件,數百人也請不到一個免費律師。
16年前聯福自救會在省立桃園醫院平交道臥軌,那不是一具具活生生的身體嗎?除了帶頭的曾茂興被判刑十個月人獄外,還有八十幾個工人被判緩刑;而積欠他們資遣費和退休金的老闆李明雄,因為積欠工人棺材本不算「經濟犯罪」,法院取消了對他的限制出境,讓他可以在台灣和泰國之間 逍遙法外。工人和老闆的身體原來也是不對等的。老闆欠其他老闆時,國家會出面干涉;但老闆欠工人時,國家卻不管;國家管制加害其他老闆的老闆的身體,但是當老闆加害工人時,國家不碰他的身體。
16年前,桃園福昌紡織工人,在台北總公司圍堵先後兩任董事長,要求他們依法給付資遣費和退休金,女工用身體「保護」董事長上廁所,防止兩人落跑,談判了48小時,最後數百鎮暴警察進駐公司解救老闆,工人換到了九張空頭支票,以及九個工會幹部被以「妨害自由」起訴,緩刑定讞。
16年前也正逢縣、市長大選,李登輝欽點勞委會主委謝深山參選台北縣縣長,與民進黨推出的蘇貞昌車拼勝負。東菱認為謝深山落跑參選,追著謝深山抗議,讓國民黨選情告急。1997年5月新任主委許介圭就職前一天,東菱自救會開始在勞委會樓下絕食抗議,迫使許介圭承諾一個月內提出解決方案,催生了引發16年後爭議的《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點》,這是身體作為工具換來的血淚成果。
東菱自救會認為「討債的變欠債」怎算解決方案?拒絕貸款,抬棺遊行到謝深山競選總部抗議,協助的北縣產總理事長林子文,因違反集遊法被判刑;16年來,外力的身體也是工人的「工具」。關廠連線去年重啟抗爭以來,協助的外力已經被警方移送三個案件:9月凱道聯合普渡(只是因為點燃金紙而有公共危險罪、阻擋警方强制滅火而有妨害公務罪、警方稱在推擠中員警受輕傷而觸犯傷害罪)、10月凱道讓雞蛋飛行動(丟雞蛋違反集遊法、蛋砸到警察因而妨害公務、群眾中有人丟救生用的煙 霧棒因而有公共危險罪)、12月突襲官邸(禁制區聚眾因而違反集遊法)。警方明顯限縮集會遊行時的抗爭行為,並濫用集遊法之外的刑法(妨礙公務、傷害罪和公共危險罪)來移送。2月5日臥軌行動,現場約有七、八十人下鐵軌抗爭,鐵路警察局針對外力逮捕了八人,檢察官當夜偵訊,將以公共危險罪起訴,刑期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外力」和「工人」之間,根本不是潘世偉認知的——「外力」利用「工人」的關係。這種說法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就是自主工運剛興起、戒嚴體制尚未徹底瓦解的階段,最常被統治者拿來抹黑工運,每當工人抗爭上升到較激進的層次、驚動社會時,國民黨通常會透過黨務系統或情治系統在媒體裡佈建的記者或編輯,製造「這個抗爭已經不單純,幕後有政治力量操弄」的新聞,抵銷社會大眾對工人的素樸認同。這種跡象並不難辨認,因為通常會是固定一個(或幾個)記者採訪同一個抗爭事件,當突然出現由從來不跑線的編輯、主筆,寫了「新聞評論稿」,又是負面抹黑時,大概就是情治單位已經介入了的徵兆。隨著工會自主化、NGO協助人民增權正當化之後,這種手法已經銷聲匿跡十幾年了,沒想到在勞動三法實施後,竟然由勞委會主委親自操演示範,顯示官僚內心的轉型正義多麼吃上難。
這種抹黑方式經常有效,因為台灣並不是一個工運發達的國家,自主工會的組織也沒有深人日常生活;抗爭能爭取社會的支持,常是因為基層工人的憤怒、悲情,激起了民眾最素樸的同理心。當主流媒體將「權力鬥爭、政治野心」滲透到抗爭中時,就會破壞工人作為受害者的純潔形象,讓一般支持者猶豫起來。潘世偉的「工具說」是非常狠毒的公關策略,不僅想將「外力」描繪為把工人當棋子或籌碼的野心份子,也試圖製造工人臥軌行動是「非自願」、「被操弄」的印象,既彰顯他同情「被玩弄的工人」,又達到指涉臥軌是「非工人/非當事人」所主導的效果,以破壞臥軌的正當性。
更值得批判的是他將工人視為是沒有主體、缺乏自我意志的「工具」的傲慢心態。將工人比喻為「工具」,好像是「外力」可以輕易操弄的「傀儡」,才是最輕蔑工人、矮化工人、物化工人的想法。難道潘世偉在全國總工會任職期間,也是這樣看待工人的?即使最單純、最缺乏資訊的工人,也無法輕易操弄和煽動;工人清清楚楚的有自己的價值判斷和道德標準,而且每個人都有差異,從文化、個人經歷到所涉利益都不相同;這就是為什麼需要組織、教育,以便在異中求同,尋求團結。「外力」的工作常是協助集體「認(識差)異」的過程,粗糙的用軍事化命令來達到「認同」,必然無效,甚至造成內挫。對於沒有抗爭經驗、不熟悉法律、媒體和政治後果的工人,協助的外力通常會採漸進的方式,逐漸升高行動;工人也會透過每次行動,檢驗外力的協助是否有效,以及外力是否言行合一。
我們絕大多數是16年前通過工人考驗、已經有互信的「外力」(當然有很多年輕的工運工作者加入,透過半年來的互動,工人也開始信賴他們)。而且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歷經兩階段高難度抗爭,早已不是沒見過世面的天真百姓,那可能被操控?尤其聯福自救會有八十幾人曾經因為臥軌被判緩刑,當中有許多人在2月5日仍鼓起勇氣跳下鐵軌,他們一點也不糊塗或衝動,那個承擔風險的堅定意志,證明了她/他是一個活生生、有尊嚴的「人」,憑什麼要被勞委會主委用「工具」來污衊和糟蹋?
其實剛好與潘世偉認知的相反,這八個月來,外力一直扮演著踩煞車的角色,自救會多數人主張速戰速決,早點臥軌一決死戰。因為對他們而言,這個問題已經拖了16年,早已失去耐心和對政府的期待,認為只有展現實力才能喚起回應。而我們外力多方考慮社會接受程度、媒體效應,試圖扭轉「欠錢還債」的不利形象,堅持行動必須逐步加溫,不能立即決戰。我們也盡量規劃避免讓工人付出法律代價的行動,希望外力能先承擔大部分的責任;只有等到不得不決戰時,才採取臥軌這樣激烈的行動,因為這種層級的行動,所有參與者,包括工人,都面臨極大的法律追訴風險。
底層工人將身體作為「工具」,可能是一種階級宿命。不止關廠後身體是抗爭的唯一工具。關廠前,他們的身體也是謀生最直接的工具,也是資本家試圖操弄達到最大賺錢效益的生財工具。在嚴厲的管理制度、刻薄的計件工資、放水的政府監督下,雖然沒有吶喊、看不到刀光劍影,但他們的身體,就是一個「資本」和「人」競爭著誰能對這個「工具」掌握主控權的血淋淋的戰場。
呂黃盞兩個膝蓋都換了人工關節,白髮蒼蒼的抗爭隊伍裡,前前後後都是像她一樣,挂著傘當柺杖的阿嬤和阿公;領導者下令群眾坐下時,總有幾十個無法坐下的男女老人,慌張的重新找地方安置自已。他們的關節多半並不是年齡帶來的自然老化,而是在廠內一天站立或小跑步十幾小時,重複提起又放下重物 (列如小燙、大燙和包裝部門),數十年來在身體所累積的後果。
關廠工人連線成員年齡過半超過60歲,70歲以上、行動不便或重病纏身的老人,超過幾十人;我們常戲稱關廠抗爭的特色之一,是上廁所的時間比行動本身還要耗時!一群老工人在抗爭現場找廁所的無奈畫面,既是抗爭歲月的印記,也呈現了國家的不仁。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類學「田野」,壯膽走近,視線穿過阿嬤、阿公身影,極目所及,原來天龍國到處都是戴著文明面具的「野蠻人」。

吳永毅16年前為全國自主勞工聯盟執行長,協助遭惡性關廠的福昌紡織工會抗爭,並擔任東菱電子自救會顧問。16年後,早已退居第二線,在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擔任無證照的外勞社工員,某日,16年前協助的工人來電…於是重回了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