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之間的研究問題
李威宜|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如何看待科技社會、工業社會、農業社會、原住民社會?STS習慣被視作對科技社會的研究,人類學似乎被歸為對原住民社會的研究。儘管兩者的對話在國外早就展開,但在臺灣學術界卻未能適度交流。2013年3月我們邀集人類學界朋友籌組「工農之間」論壇,參與台灣STS年會,希望打破工業社會與農業社會二分的侷限,進行工農之間的討論。
人類學從十九世紀學科建制以來,就傾向把狩獵採集與農漁業社會的研究對象,視為前文明/前資本/前工業社會,將農工關係視為一種文明演化的前後歷史階段。但是這種線性史觀的敘事典範,經過六、七零年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法國人類學衝擊,到了二十世紀尾聲幾乎完全轉向。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提出一個新的認識框架,全面性地檢視臺灣工業社會與農業社會的關聯。
但是我們並不是第一批思考工農問題的人。費孝通早在1930《江村經濟》40年代《鄉土重建》便提出現代工業技術下鄉的見解。胡台麗在1980年代針對官方正式檔案找不到的小型工廠的存在痕跡,展開田野追蹤,可說是臺灣人類學探討工農之間的起點,且是非法工廠研究的先驅[1]。農村小型工廠的問題,之後由謝國雄繼續深化,以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探討農家出身的黑手如何變成頭家的問題,並進而分析臺灣經濟奇蹟底層中甚少被留意到的「隱形工藏」的社會動力[2]。費孝通、胡台麗、謝國雄等人對於農工變遷的論述,放在每組論文生產的歷史脈絡來說,都有獨到的時代解釋力,所以能夠繼續作為我們今天在思考工農之間時提供分析的歷史參照。但是,這些見解顯然已經無法處裡當前我們社會所面臨的複雜課題與挑戰。我認為共同的問題之一,是未能提供一個分析臺灣作為後殖民工業文化處境的適切架構。
要如何具體研究二十一世紀後殖民工業文化問題,同時還必須處理工業文化與農業文化如何連結的地方屬性?從過去的研究經驗,我們發現環境論述的討論,是一個能夠充分認識工農重組現象的關鍵之鑰,特別是其對污染現象的問題構成,能提供我們認識不同學科如何理解工農矛盾的解釋方式。然而,現今台灣學術圈對於環境問題的討論,無論是立基於國家社會的環境運動論述,還是相對於國家的地方環境管理或是風險論述,亦或是嘗試回歸社區的報導人觀點與民族誌觀察,基本上都是以「工業、污染與居民」的三角關係來構思問題,此種認識觀點的確可以讓我們充分理解污染與人的社會關係,但是卻無法捕捉污染與非人的社會關係之空白。因此,我們認為可以採用環境人類學的文化變遷 與生態系統的區域視角,針對工業地方的汙染路徑及其文化理解,進行追蹤。
污染的地方路徑,有其社會關係與文化意義的複雜性,能夠突破目前工業社會與農業社會的二分,它包括了農工矛盾下的工業污染物與有毒農作物、工農矛盾的受害者(土地)及其依附者(農民)、控管水資源的水利會與農業專家、控管污染物的環保署與環境工程社群、控管工業區與工廠的經濟部工業局,他們全部都是處在農工之間,作為一個後殖民社會農工文化重組的地方行動者。事實上,工業局、環保署在工農社會的行動,是一個長期佈署的過程。環保署已不再是一個位處於台北都會的機構,它是跟隨著污染物的社會路徑被捲入地方路徑,成為工農社會之間的關鍵行動者。工業局當然也是在地方行動三十多年,成為地方社會的重要行動者,而不是外來者。我們更不能迴避地方行動者也是在同一時期進入國家體制和工農之間的處境,諸如水利會、農會、工業區廠商聯誼會等組織,都是動態地在各地方不同位置進行工農矛盾的因應與社會重組的調度。
以「污染的地方路徑」的非人視角來認識政治社會的能動性,我們將能充分認識工農社會的重組局勢與地方行動的意義。這就回到人類學的研究,如何以民族誌的方式,深入瞭解位處工農之間的行動者,對於污染的地方路徑文化理解:哪些是可用的,哪些是要廢棄的?在每個關鍵事件和日常生活中是如何理解資源,又如何理解污染?他們又如何在社會生產關係的條件下,建構資源與污物之間的關係?此種從污染到資源的追蹤,可以捕捉工農之間作為一種社會型態的地方屬性。其可能回答的,不僅是農 業生產體系與工業生產體系在地方連結社會關係的矛盾與重組,還能討論農業思維與工業思維對於資源與廢物是否能夠/如何能夠循環處置的永續問題,這是我們從環境人類學生態體系角度嘗試研究工農之間問題的起點。

工業區與農田灌溉水道/李威宜攝

工廠污水的排放/李威宜攝

寶特瓶回收瓶磚/李威宜攝
註解:
1.胡台麗,1986 臺灣農村小型工業發展的特質及其經濟文化基礎。刊於臺灣社會與文愛遷,瞿海源、章英華主編,頁209-232。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 謝國雄,1989 黑手變頭家-台灣製造業中的階級流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2),11-54頁。1992隱形工廠:台灣的外包點與家庭代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