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

教育與慈善的人類學之跨國初探

謝祥禹|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四年級

馬來西亞,一個離台灣說遠又不是太遠的國度,住著很多不同的族群,包括馬來人、印度人、華人等,這樣多元的文化,撞擊出很多不一樣的火花,這個火花令人驚豔卻沒有帶來任何的衝突感,反而展現出和諧與創意的美感。


第二次來到馬來西亞,卻有著前所未有的體驗與跨文化的衝擊,記得第一次來馬來西亞,是與家人跟著旅行團來,走馬看花,二度造訪卻發現自己幾乎對這個國家沒有太深的印象。這次到檳城的實習與志工服務,從與當地人民與(慈濟)師姑伯的互動,了解很多馬來西亞的人文。師姑伯對待我們如同家人一樣,即使是第一次見面,也能侃侃而談,不太拘束,這點相對於人類學在初進入田野觀察時,要先花些時間認識當地人並與其建立關係,我們倒是省略不少時間,就得以進入狀況。在與這些師姑伯的談論中,雖然他們說的是中文,但是他們多數是土生土長在馬來西亞(一般稱為馬來西亞的華人)。若要了解當地文化,待在當地、與當地人相處、或者從食衣住行各方面接觸,才得以體會在地的文化脈絡。雖然這次僅僅在馬來西亞檳城待兩個禮拜,但是這兩個禮拜中,以到慈濟幼兒園的實習讓我了解跨文化的幼兒心理,以及到高鳥(Kampung Bukit Asu)原住民村落的發放過程體會文化與文化間的接觸與磨合,讓我印象最深刻。


每天行程是自早上六點起,搭車到各定點實習,直到下午五、六點左右到幼兒園的師長或孩子們的家庭用餐,體驗當地的生活,約八點左右各小組再回到檳城靜思堂(住宿地點),沐浴梳洗後再進行各組的分享、討論和書寫,約到晚上十一至十二點間就寢。第一個禮拜在幼兒園進行觀察學習與方案設計,在人類發展階段中,幼兒期是可塑性最高的,幼兒所接觸的環境影響其未來的發展甚巨。到馬來西亞實習前,我們就曾在台灣的慈濟幼兒園進行觀察,並透過活動與幼兒互動,在兩個不同社會文化但同樣是慈濟幼兒園的相互對照中,以瞭解背景脈絡對孩子的差異影響。原先預期5,6歲孩子不過是如此,應該沒有太多的差別可以討論,同樣是慈濟幼兒園,只是在不同國家而已,但是接觸之後,我發覺兩者受不同文化氣氛與人文氣息薰陶下的孩子,著實有不同的展現。除了孩子的天真無國界之外,在檳城幼兒園的孩子由於受不同文化環境(包括語言、膚色、穿著等)刺激,多種語文,特別是英文、馬來文及華文,參雜在日常言語中是相當普遍的現象,而且因應不同對象對應不同語言。由於檳城的慈濟幼兒園是慈濟的第一間幼兒園,資源非常豐富,周邊有很多學習場域,像是慈濟的洗腎中心,讓孩子藉由與腎友互動中體會見苦之福,也因為檳城幼兒園背負著第一間慈濟幼兒園的光環,所以有很多參訪團造訪,也是台灣慈濟學生海外實習的選擇之一,更增加其接觸異文化的機會。整體而言,幼兒園的孩子們多數都很大方,比較不害羞。


在實習場域中總有無法預知的事發生,原本預計在檳城服務兩週的行程,遇到學校有三個小朋友發燒,加上該區有其它學校傳出口手足症確診病例,於是被當地衛生局歸為口手足症警戒區,需停課一個禮拜消毒。對我們團隊來說,無疑是一個很大的變化球,因為我們才開始熟悉這裡的人、事、物,但卻必須停止,這點讓很多團員都很難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們換了另一個實習地點一高淵慈濟幼兒園,高淵地處檳城郊區開車約1小時左右的距離,園區(由善心人士無償租用兩棟鄉間別墅,一棟做為教室,一棟則做為室內體能館)雖座落於高級住宅區中,但是學習的環境資源與孩子的家庭背景卻迴然不同,多了這一倍的路程,也多了很多不一樣的感受。高淵鄰近漁村,有些孩子來這兒上課需花約40分鐘的車程,和檳城幼兒園便有明顯的城鄉差距,住在市區的父母通常受到較好的教育,孩子們在行為、規矩、與人互動的表現是在明確的規範內,高淵幼兒園的孩子則相對有較強的體力及運動能力。兩邊父母的期待也不同,檳城的父母較重視孩子自我負責及自我管理的能力,高淵父母則較重視學業成績(他們用語是academic)。


綜合上述觀察,雖然我們參與跟觀察的時間並沒有如人類學田野調查動輒幾個月或者幾年,但是短短兩週,在當地可以深刻感受那其中異曲,因為親身參與,才會感受很多當地特有的氣息。在這過程中我很享受這樣文化的衝擊與異國文化的新嘗試,我們學習馬來語、吃馬來西亞傳統食物,與當地人對話,從他們的口中及行為理解當地,藉此對照在檳城幼兒園中的觀察,例如我們可以理解在幼兒園的閱讀書刊通常都有馬來、中、及英文等三種語言,因為這是必學的,若有小朋友與我們對話中夾雜馬來文,會有其它孩子提醒:「哥哥姐姐是講華語,要用華語」,讓人覺得非常貼心,但仔細想想這裡的孩子在三種不同的文化與語言的環境成長,這樣的文化敏感度,會比單純只以中文教育為主的台灣孩子身上來得高。


在高烏的發放也讓我印象深刻。這裡的環境是我從來沒看過的,很像人類學家做研究的標準場域,因為這裡還仍保有當地相當傳統的生活模式,人為影響低,偏遠山區,教育與衛生資源缺乏等,但這些問題也隨著政府及多個慈善團體的介入而改變。在此次發放過程中,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由於結合政府的衛教方案,所以除了帶來一些嬰兒營養用品與協助孩童剪指甲之外,我們還帶入一個奉茶活動,當孩子奉茶給媽媽的過程中,我發現大部分的媽媽表現讓我有點吃驚,雖然有媽媽因而落淚,但有些則以大笑方式回應。這讓我想到奉茶的行為是在所謂的「華人文化」脈絡下,一種以家庭親屬為軸心的世界,對長輩的尊重與感念而發展出的孝道展現模式,但是在高烏原住民村,其文化脈絡很明顯的與華人世界不同,包括老人生病就不能住家裡,而是要住在外面到病死,光是這點對於華人世界來說就算是大逆不道的。由於我們對他們的文化瞭解仍不深,很難對這件事情下評斷,我們也不能說這件事情是文化入侵,我比較傾向歸類為在文化與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一定會有消有長,而文化也在這過程中找平衡點,因為與外界交流是必然的,但是到底那個界線在哪裡,應該由當地人來決定,這次的高烏發放,讓我對人類學的實踐有了更新的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