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臧振華院士專訪
《人類學視界》第十六期編輯室
2014年9月17日編輯室帶著非常興奮的心情赴中央研究院專訪臧振華院士,臧院士正在參加「2014年台灣原住民國際學術研討會:當代面貌的探索」。我們就在會場外進行了訪談,內容如下:

宮相芳攝
◆編輯室:您從事考古工作已經超過四十年, 是什麼樣的動力讓您堅持下來,畢竟這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工作,想請問考古在哪些部分讓您最著迷?
臧振華:一開始進入人類學系,我不太清楚自己的方向,讀完一年後還是懵懵懂懂,其實我也想過轉系,但這或許就是上天的安排吧!就在考慮要轉系的時候,我參加了宋文薰老師到台東鯉魚山遺址的考古調查,在過程中,突然覺得考古實在是太有趣了,可以動手動腳找東西,非常符合我靜不下來,喜歡徜徉大自然的個性。另外,我覺得考古學最迷人之處在於永遠要面對未知、 要從不斷地探索中,找尋解決問題的答案, 而一旦發現了可用來解答問題的線索,就會有非常大的喜悅與成就感。在讀研究所的時候,我參加了張光直先生的「濁大計畫」, 我被指定獨當一面地負責大肚溪的支流烏溪流域的考古調查。從實際的工作經驗中,我對考古學有了更進一步的體認。我覺得考古學與現代的刑案偵探沒有兩樣,必須一方面要大膽地假設,從各種面向來設定假設,另一方面也必須小心求證,心思縝密地運用各種可能的科學手段來尋找線索。
後來,我到美國哈佛大學,學校要求考古學的博士生必須要修讀幾方面的課程: 第一、考古學方法理論的訓練:第二、本身研究區域的相關知識:第三,世界文化與文明的發展。我修讀了亞洲之外中東、歐洲、 中美洲等古文明的課程,讓我有機會從世界各地不同的考古案例中,獲得了更寬廣的考古學知識,我也益發認識到考古學的迷人之處。
我的博士論文研究澎湖群島,就是懷抱著一大堆的問題,到田野中去找尋答案,包括:這些荒涼的島嶼從什麼時候開始有人類居住?是一些什麼樣的人?他們從那裡來? 他們如何生活?他們存在的生活環境如何? 他們的文化有何改變?他們為何又離開了澎湖?等等。這些都必須要步步踏實地從考古調查及發掘中,去找尋線索與可以提供解釋 的資料。目前我做的八仙洞遺址考古調查研究計畫及水下文化資產調查計畫,也是一樣,都是欲以考古學的方法,找尋考古資料與證據,幫助建構臺灣人類的歷史。
◆編輯室:您是什麼樣的一個機緣開始水下考古的計畫?
臧振華:我曾長期呼籲我們國家應該要發展水下考古。因為台灣四面環海,有大量水下文化遺留,這些遺留對我們了解台灣的海洋歷史及和與周邊地區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資料,但是過去大家都不重視,有很多文物被潛水人員撈走或破壞。很幸運的是最近六、七年來,政府開始重視,因為政府發布了國家海洋政策綱領,強調我們是海洋國家,要發揚及保存海洋文化:聯合國也於 2001年通過「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公約」,強調水下文化遺產的重要性,並呼籲每個國家都必須著力於保護水下文化遺產。搭上這樣的機緣,政府便開始推動水下文化資產的保護,而要保護水下文化資產就需要發展水下考古,如果沒有水下考古的進行,就沒有辦法研究調查水下遺產。我長年來的呼籲也得以被政府聽見,政府找我來幫忙領導發展水下考古,自然就不容推辭。我今天早上就去台中文資局進行水下文化資產計畫的期中報告。我們目前在澎湖、綠島、馬祖、東沙等地已經進行了好幾年的工作,已經發現了一些不同時代的沈船或其他文化的遺留,其中具有重要文化資產價值者。
◆編輯室:從陸上考古到水下考古的過程中,是不是包含技術、想法、知識、團隊等方面的轉變,您覺得其中哪個部分最困難?
臧振華:水下考古和陸上考古都是考古學,原理、方法和理論都一樣,唯一不一樣的是工作場域,一個在陸上、一個在水下。 但不論是陸上或水下,考古學本身就需要動手動腳,一定要到現場進行調查,去找尋能夠幫助研究的證據與資料。目前在臺灣陸上考古學還有一些人才,但水下考古的人才卻很少,所以我們在執行工作上,第一步是培養人才、組織團隊來執行工作。直到這個月初,我們還協助文化部文資局委託臺東大學南島中心所開設的水下考古人才的培訓課程。
此外,水下考古學更需要跨領域的合作,一個水下考古工作,往往涉及到考古學、 歷史學、海洋探測學、海洋地質等方面之技術、方法及資料,所以需要不同領域的專家一起工作。然而,水下工作會受到水深、潮流等自然條件變化的挑戰,工作的安全性也必須要注意。另一個水下考古很受關注的問題,是工作倫理問題。這對於所有考古學的工作者都是一樣,都必須要堅守工作倫理, 例如,在水下發現任何文物,要做詳細的紀錄,絕對不能佔據為己有,任何發現的無主文物都是屬於國家。當然因為水下工作環境險惡,因此更要嚴守紀律,彼此之間的合作默契必須建立,才能避免掉許多的危險。
◆編輯室:考古是一項很專門的技術,怎麼將考古的知識做轉換,讓更多民眾知道考古到底是什麼,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樣的幫助或進一步的認識,不知道您在這方面有什麼樣的想法與做法?
臧振華:過去,大家都視考古學為象牙塔的學問,學者在裡頭孤芳自賞,1970到80年代以後,公 眾考古學產生,學者們認為應該將考古學的知識讓更多人知道,所以過去二、 三十年,臺灣的考古學者也致力於考古學的推廣,所做的工作,大致包括幾個方面:
1.傳播考古知識:考古學者透過協助政府辦理考古教育推活動,或撰寫考古學的科普書籍,讓一般民眾去了解考古遺址與出土文物的特殊性與價值。過去臺灣考古學界出了不少科普書籍與繪本,台灣也有三個博物館提供展示與教育。其實這很不容易,台灣的考古學家沒有幾位,但是卻可以促成三個大博物館的建立,包括台東史前博物館、 十三行博物館、台中科博館人類學組,現在又將要建立的是史前館南科分館。
2.幫助保護文化資產,包含陸上和水下資產,最近二、三十年以來,台灣的考古學者非常忙碌,需要參與眾多與文化資產保護相關的公共的服務,例如文化資產的保護與宣導、調查與搶救考古遺址、參於環境影響評估、參與政府法規的修訂等等。在水下考古學方面,因為民間對水下考古的印象就只是撈寶,所以我們透過科普文章與展覽來改正大家的觀念。先前在十三行博物館、澎湖生活博物館,都辦理過水下考古展覽,目前在台中文資局文化園區內也正在籌劃一個水下考古的展覽,希望傳播對水下遺產的正確概念。
考古學的知識是屬於全民所有,我個人非常重視這個觀點,所以當政府機構有關於知識傳播的事情需要我協助時,我幾乎都沒有拒絕,雖然會花很多時間,也沒有一些好處,但我認為還是要去做。其實在水下考古方面,我背負了很大的工作壓力,特別是團隊工作的安全,此外工作量也非常大,像 我這把年紀的人,還得帶團隊上山下海,但這是使命也是責任,政府願意支持我們,我們就應該抓住這個機會去發展。所以,在過去六、七年的時間裡,慢慢建立專業團隊,開始調查研究,做出了一點成績。
◆編輯室:台灣考古人才的培養,除了剛剛提到的訓練班或工作坊,以及現有的教育研究機構外,是否還有建立任何體制內機構的可能性?
臧振華:台灣目前在中研院、清大、台大都有不少陸上考古的師資與人才,在政府機構裡也有一些博物館研究員,所以陸上考古的人才還算有一些。水下考古的人才需求相對來說就非常迫切了。我作為水下考古計畫的主持人,目前尚能領導水下考古工作之進行,但一旦我退休後,能否有合適的人來接手,或願意接手,讓我擔憂。另外,現在團隊中的人都是在計畫之下聘僱,其實對他們來說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們從事多年考古工作,卻始終沒有一個正式身分,未來也沒有保障。我今天在台中開會時特別提出,建議政府建立一個水下考古中心,可以設在文化部之下,或和中研院合作,讓這些好不容易培訓出來的團隊,將來可以在比較穩定的體制內發揮他們的專長。我希望可以達成這個目標,特別是在我退休之前。我現在還有這個熱情,但等到我退休以後,別人不一定會願意承擔這樣的責任,那時候該怎麼辦? 所以必須要未雨綢繆。
◆編輯室:對於人類學民族學學會,您有什麼建議或想法?
臧振華:過去學會曾經消沉過,沒有什麼動力和向心力 。我當學會理事長時,想到一個辦法讓學會起死回生,就是將它遷回中研院民族所。過去學會隨著理事長變動, 就像是流浪一樣,沒有固定的會址和行政人員,也沒有資源,無法產生力量。後來,在我擔任理事長屆滿時,設想將學會回歸到資源相對豐富的民族所,而藉由黃樹民所長當選理事長,而得以實現,使學會重新凝聚了起來。在我理事長任期結束之前,也在理監事會之建議下,推動了學會改名,得到了大會通過,將「中國民族學會」改成「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以兼顧到台灣學界實
際的生態與發展性。當初我的這些想法與動作,都是為了學會的長遠發展,現在看起來效果還不錯。近幾年在黃樹民及張珣理事長的努力下,學會有明顯的起色,每年年會都有好多人參加。最近兩任理事長都是民族所的領導,將來的理事長勢必也會來自其它學校或機構,但我希望會址還是能固定,在民族所這邊能有一個固定的秘書處幫忙理事長處理學會之行政與推動工作。若不是這樣, 就難保不回到以前之流浪狀態,有可能會影響到學會的前途。
另外,我覺得我們學會的社會參與度還不夠,像是莫拉克風災這類事件,學會應該要去思考我們人類學者、民族學者能夠以我們的知識專長積極提供建言與貢獻。在當前,學會和社會的互動可以有很多面向,例如文化資產的保存、族群關係與族群問題、 原住民社會的發展與文化保存等等,或其它當代社會與文化議題,我們學會人才濟濟, 都可以適時提供意見與建言,如此一來,可以加強學會的社會影響力及發言權,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我們。所以我覺得社會參與度是我認為目前需要再加強的 地方,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訪談後,臧院士又旋即回到會場,參加討論。我們非常感謝臧院士百忙之中抽空接受訪談,也歡迎喜歡動手動腳、對未知事物充滿好奇的讀者們成為台灣考古學界的新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