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布人生：學術與親職的交織旅程

李梅君｜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我的異性戀伴侶，叫他T吧，和我是在美國大學的校園裡結識。T是植物學家、我是人類學家，我們都關心、喜愛生命，也孕育生命。我們有兩隻毛小孩、兩個人類孩子、三次懷孕的經驗。大寶牙牙是我在美國讀博士班寫論文最後兩年所生，那時T剛畢業，正在尋找在美國擔任博士後研究的機會。小寶慢慢是我到了中研院任職的第二年所生，那時T正在四處申請教職。中間有個沒有緣分的胎兒，在十二週時離開我們了，那時我們都還是朝不保夕的博士後研究員。在這之中，我們經歷了從美國西岸遷往美國東岸、在美國體驗COVID-19疫情的失控、以及決定在疫情與暴雪中舉家從美返台。親職的生命經驗一直都和我們學術職涯中最漂泊、最忐忑、最惶惶不安的時刻重疊著。

你可以想像，這幾年對我們而言的確是一場「戰鬥親職」的過程。且讓我述說兩段刻骨銘心的故事，在這兩段故事中，我不單寫我自己，也寫我的伴侶、我的孩子、以及身邊圍繞著支持我們的人。

作為一個女性主義學者，我好像很輕易地便能以批判筆觸，書寫親職與學術的結構困境、不友善的生育環境、和性別失衡的學術高塔。但那樣的書寫似乎太膝反射了。那或許能解答為什麼高學歷的學術工作者，特別是女性，生育率極度低下，卻不能說明作為一個女性主義、人類學家的我，為什麼走上了邊書寫邊生產、邊田野邊育兒的屎尿汗淚齊發之路。親職充滿挑戰與狼狽、 學術之路更是滿布挫折與自我懷疑。但這從來就不是一個人的旅程，在這段學術與親職並行的路上，我們走來時而驚心動魄、時而心力交瘁，如果沒有愛，有誰想要一次跳入兩個火坑呢？

我是在田野結束回到美國加州的校園後懷孕的。在前三個月孕吐到不行、緊接著肋骨痛和恥骨痛潮湧襲來的日子裡，我開始（盡可能的）坐下來寫論文。那段時間，家裡的氣氛不太好，T的實驗室老闆經費出了一點狀況，要他短時間裡畢業另尋高就。我們拿的是學生簽證，離開學校代表失去身份，勢必得儘快找到一份工作才行。東找找西找找，偌大的美國一時間哪裡有容身之處？就在我懷孕八個月之際，T終於找到了哈佛的博後，我連忙辦了短期休學，舉家從美國西岸遷徒了美國東岸。

這樣的移動從來不在我的人生規畫中。並非移動不行，但是以一個待孕母親身份，暫放學籍，跟著先生的工作在美國流轉，那曾經是我很不樂見的模式。在美國，我看過許多陪先生來讀博士或是做博士後研究的女性們，她們都是高學歷、聰明能幹的女性，不少人在婚前有著不錯的職涯發展，但因為婚姻而離職或是中斷原本的事業。

我們這些已經成家的海外遊子，移動往往是以家為單位，十之八九是跟著男性的工作機會遷徙。配偶拿的多半是不能工作的配偶簽，而且跨國/跨州的移動讓重返相似工作的可能性極低，這個隨婚姻遷徙的結果往往導致女性被鎖在家的範圍，相夫教子、煮飯洗衣。曾經，我看著這些女性，想著我絕對不要變成這個樣子。

「但我正在變成我最不喜歡的樣子。」在飛往波士頓的航班上，我身心俱痛地想著。

懷孕是一個與家庭綑綁過程，讓人從身體由內而外地體認到，我再也不是一個獨立的、想去哪就去哪、想吃什麼就吃什麼的自由個體。一個生命沉甸甸地在我身體裡成長。在可見的未來裡，比起其它我的渴望，對於這個生命的責任似乎凌駕了一切。如果可能，學業、事業、朋友、家庭，我都要，小孩子才做選擇。但我當時身處的環境並不允許我貪心的全拿。對於我的伴侶而言也是一樣。如果可能，他也想要留在原本的實驗室；如果可能，他也希望就近找工作；如果可能；他也想要放長長的生產育兒假一起走過這段路。

但我們所擁有的簽證身份和孕產法規並不容許這些選項，在異鄉能夠運用的資源與空間也非常有限。生育一個孩子，並不是是非題、選擇題，而是一個家庭複雜的申論題。所謂的長大就是這麼一回事吧。我好像有點懂了那些女性，我們這些女性，媽媽們。

在波士頓安頓下來後，我繼續衝刺論文直到臨盆。 做了簡單的月子後，T開始朝八晚七進實驗室研究，留我和一個嬰兒在波士公寓裡，與論文朝夕相伴。早點寫完、早點畢業，我就能夠從育兒的親職坑中解脫，往人生下一個階段（工作？）邁進。當時的我是這樣天真的想法。但是同時照顧一個嬰兒和書寫一本論文豈有這麼容易！嬰兒與論文是個性與需求迥異的雙生子：照顧新生兒的日常節奏是破碎、變化快速、循環短小的快板； 而書寫論文則是需要靜思慢想、持續而冗長的與記憶和文字拉扯的慢板。

養育著兩種不同時間節奏的寶寶，卻只有一個母親， 時間總是相互排斥，照顧一個就難以避免地對另一個感到虧欠。

育兒與寫論文都是孤獨、難以與他人言說的故事。 在波士頓，我鮮有社交圈、也不太走出門。日復一日的快慢板循環，且常常以沮喪和失敗作終。從那時開始， 我變得極度敏感以至面目可憎。我感覺到身邊的人不再以一個獨立的個體看待你，而是將你當作另一個個體的母親。不太有人關心我做什麼研究、論文寫的如何。但對新生命的善意如雪花般捎來，一點一點把我冰封起來。每天，當下班打開公寓大門時，我總是情緒潰堤，嘩的一聲大哭了起來。在生小孩之前，我不知道自己原來有這麼多眼淚。

美國疫情在2020年三月失控，死亡人數迅速飆升， 全美進入居家封鎖。宛如末日科幻般，街道空無一人， 看不見的病毒肆虐，人類卻束手無策。這場巨大的浩劫，卻為我們迎來了轉機。不知該說幸還是不幸，忽然之間，所有住在美國的人，都和我一樣關在家裡了。原本身為博後的T，並不享有育嬰假的福利，但COVID-19 讓實驗室關閉，全員遠距工作，沒做實驗就沒有資料可分析的T等於意外得到了五個月的育嬰假。同時，學術活動若非取消，就是改為線上，我反而得到在家遠距參與的機會。

那個夏天，我們全家關在波士頓小小的公寓裡，看著學爬的牙牙每天挑戰新的技能。在T的鼓勵下，我和T攻守互換——他陪著還在爬的牙牙成長；我教了一堂暑期課、參與了一個線上研討會、寫完了我的論文。

那個夏天，我們決定舉家搬回台灣。

時光流轉。且不贅述我們在COVID-19期間回台的驚險旅程，回到台灣的新生活像是產後憂鬱的特效藥，我和T慢慢接回家鄉的人際關係與社會網絡。不再關起門來育兒，我們帶牙牙拜訪許久未見的親人、邀請朋友來家裡玩、送她上幼兒園，認真地實踐「育兒公共化」。有了從波士頓到台灣的經驗後，我體認到，讓我身心健康的關鍵，不是在親職與學術之間二選一，而是試著拉攏更多的支持網絡，陪我一邊育兒、一邊陪我做想做的事。

2023年春天，我和T都到了中研院工作，當年還在學爬的牙牙已經是喜歡唱唱跳跳的幼兒，而我的肚子裡有了另一個小生命正在成長。懷著慢慢的日子裡，一度過最痛苦的孕吐期，我就著手計畫帶著家人一起邊旅行邊工作。大阪、濟州島、台東、宜蘭。T知道我內建旅行的基因，一段時間不出門就渾身不對勁，也願意擔任隨行伴遊兼保母。

這之中，濟州島是一場海外田野，我預計要參與g0v零時政府和日本、韓國公民黑客所共同舉辦的「面海松」活動。在這段旅程前，我已經透過網路訪談了參與其中的不少人，也爬遍過往面海松的錄影記錄和黑客松共筆，就缺實地親臨的田野了。我和從台灣出發的參與者早早規畫了行程、報名了會後的小旅行、訂好機票旅館、連韓圓也換好了，出門前一週，原本孕中十分穩定的我開始不正常的出血，婦產科醫生對高齡產婦又有過流產經驗的我下了臥床禁飛令。這真是晴天霹靂。我又忘了，我的身體不只是我的身體。

旅程取消了。我再次被關在家裡哪裡也去不得。但這次我沒有崩潰大哭，因為我不是一個人。我請求一起去濟州島的同伴幫我多看、多記錄，回來跟我分享面海松的點點滴滴。一個年輕的朋友（他才國中！）自告奮勇幫我開訪談共筆，在面海松會場到處邀請大家一起來書寫。

我躺在床上，看著共筆記錄在我缺席時生長出內容，心裡很是感動。面海松結束一段時間，我的身體狀況也恢復後，我發了一個線上聊天的邀請，邀請參與面海松的伙伴和我線上聊聊天，談談他們的面海松經驗。 按照g0v的慣例，這個邀請是公開發在面海松的聊天室裡，任何人都可以隨時上線暢聊。當天，線上出現了將近十個人，台灣、韓國、日本的朋友都有，大家延續著面海松的氣氛熱鬧地聊了一個多小時，也回應我因為不在現場而產生的疑問。田野工作者因為孕產狀況而缺席，反倒讓田野產生了新的連結和溫度，這真是讓我始料未及[1]。

我和面海松的緣份沒有就此結束。我那篇關於面海松的文章，因為我始終沒有去過面海松而無法完成。無論如何，我得親臨一次!隔年夏天，面海松輪到日本舉辦，地點在橫濱。這次我帶著一家四口前往，中班的牙牙、學站的慢慢、還有最佳旅伴T。我們的旅程規劃是先玩樂再工作，先親職再田野。很完美，我想。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出發前一家四口三個生病，只有我安然無恙。本來以為出發當天已經痊癒的牙牙，落地日本後上吐下瀉大病了兩天。還沒搞清楚狀況的慢慢則是爬來爬去，手抓各種不應該的東西放入嘴巴。腸胃炎還沒好的T一下陪孩子們玩、一下跑廁所。而旅館外面，八月的日本居然一連迎來三個颱風。我聽著外頭的風雨、看著他們三個病慷慨的樣子，無法想像更糟糕的旅行了。第三天一早趁著全家在旅館裡休息，我在風雨中出門採買午餐，順道去附近的水天宮參拜，祈求神明保祐大家快快恢復健康。水天宮果真是一個守護孩童特別靈驗的廟宇，隔天一早牙牙恢復活蹦亂跳，和放晴的東京一起，我們起程前往面海松。

面海松是一個兩天一夜的黑客松活動。黑客松，是一個獨特的科技實作場合。在一到兩日內，參與者們從提案、討論與實做、最後發表prototype（原型）。以公民科技為核心的面海松，參與者會分組地討論與實作各個與公共議題相關的數位專案。

雖然這是我第一次參與面海松，但是裡面的台灣參與者是我認識十年的社群伙伴。嬰幼兒在黑客松中雖然不常見，但是社群的人就像我另類的家人，我知道我們會受到歡迎。更重要的是，另一個g0v參與者也剛成為媽媽，我們說好一起帶月齡相近寶寶去玩。於是，我和 T育兒分工，我帶慢慢去面海松、T則帶牙牙遊覽橫濱。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黑客松沒有帶上筆電，而是推著嬰兒車、揹著尿布和奶瓶、和一個還不會走路的嬰兒。 在兩天的面海松裡，我和慢慢多半待在會場的一角玩耍，人們會過來和我聊天、陪慢慢玩耍、不時問我需要什麼協助。慢慢認生不給其它人抱，餵奶、換尿布的任務也無法假手他人，只有當他在我懷裡睡著後，我才有機會坐上分組討論桌。做什麼田野呢，也只是把育兒的地點換到黑客松吧。但即使這樣，能夠站在面海松的現場，我已經感動不已。

對我來說，帶著孩子做田野或是參與研討會，都嘗試將育兒公共化的一種練習。我盡量不造成別人的困擾，但也把媽媽平時的狼狽攤在陽光下。孩子的出現既是練習自己，也練習不同的社群。和孩子們一起出現在媽媽工作的場合，醜陋的現實是幾乎難以好好的參與。 我的孩子都黏人認生，又有各種難以假手他人的生理與心理需求。

但是他們也帶來不一樣的化學反應。和我們互動的人們不分性別，都不自覺地眼神變得柔和，嘴角露出姨母笑。沒有孩子時，我們的寒喧帶點社交，話題多半圍繞在公事。但眼見我的狼狽和孩子的萌趣後，我和人們的交流多了許多關懷和發自內心的疼愛。讓孩子們看見媽媽不再只是唠叨的大嬸，也有專業的面貌後，我感覺我和他們更加親密了。

因為這些都是我喜歡的事。我喜歡孩子們，我也喜歡做田野。光是能夠和面海松的每個人、每個提案、每個故事同時存在一起，即使我沒有什麼貢獻、也說不上收集資料，就已經是好珍貴的田野經驗。把自己的私領域帶入學術和田野，我再也不用精神分裂式地把生命中不同角色分別扮演。我可以既是人類學家、也是母親。

女性主義人類學者Gökçe Günel與Chika Watanabe（2020；2024）在疫情之中提出「拼布民族誌」 （patchwork ethnography）的概念，呼籲我們反思傳統田野工作的英雄式敘述，指出那種孤狼般的研究想像不僅是特權，也是不切實際的迷思：「拼布民族誌呼籲一種對知識生產的『充滿拼貼』（seam-full）參與，也就是說，我們的研究過程一直充滿各式各樣的拼貼與縫合——填補的參與、脈絡化與去脈絡化的過程、田野資料和日常生活之間界線的不確定性、在田野地點和家之間的游移，以及研究者為了完善我們書寫的故事時所做的各種『編輯』材料的決定。這些縫合處在民族誌寫作中隨處可見。當我們把這些縫合的過程從後台放到前台來，我們會發現，我們之中沒有人可以獨立不仰賴他人來進行田野工作，同時我們也無法不承擔其他生活義務地做研究。」

不論是學術、親職或田野，我們之中沒有任何人可以獨立不仰賴他人而活。我的女性主義因此有了修正， 不再尖銳地批判那些看似「不夠女性主義」的女人，而是更柔軟地看見並承認，人與人之間彼此仰賴、關心與照護的真實關係。當我的女性主義不再以反抗為目標， 而是以連結為出發點，我發現自己更懂得如何與那不完美卻真實的自己相處了。

就像工作與親職的平衡是千古難題一樣，一個媽媽要怎麼同時是女性主義者，又可以和完美主義的自己和諧相處？原來答案不在我身上。不是我做了多完美的計畫、或是我怎麼八腳章魚式的多工並行。給出答案的， 是圍繞著媽媽的孩子們、神隊友T、學術同僚、g0v和面海松的伙伴，他們的關懷、照顧、包容、和真心流露的笑容，給了女性主義又完美主義的媽媽，做自己的可能。

參考書目：

Günel, Gökçe, and Chika Watanabe. 2024. “Patchwork Ethnography.” American Ethnologist

51(1): 131-139.

Günel, Gökçe, Saiba Varma, and Chika Watanabe. 2020. “A Manifesto for Patchwork Ethnography.” Fieldsights. Member Voices, Fieldsights, June 9. 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a-manifesto-for-patchwork-ethno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