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走上孕產研究之路？

歐子綺｜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助理教授

我是在大學教書的人類學者，也是兩個小孩的媽。 寫作的當下，老大是小學三年級的九歲女生，老二是幼稚園大班的六歲男孩。或許我也可以給自己一個暱稱： Professor Mommy，從《媽媽教授》這本書借來的名字。「爸爸教授」似乎是想當然爾的身份，至少我們當學生的時候，絕大多數的教授是男性，而其中有不少是爸爸。當媽媽又當教授，要兼顧生產育兒和學術工作， 似乎是互相衝突的兩件事。

2022年，我開始追蹤印尼女性移工在台灣懷孕和生產的生命故事。剛開始，我以為這只是一個偶然的研究計劃，因為我甚至說不出來，我對懷孕和生產的研究， 有過任何研究興趣。但是，在回顧生命歷程時，我才發現自己的田野經歷和移工孕產及育兒研究的緊密關聯。

學術媽媽降生前

我在進入博士班之前的暑假結婚，擁有孩子和家庭，一直是人生規劃，但是也一直不知道怎麼和學術職涯同步進行。我甚至曾經和幾個台灣留學美國的博士生，成立過臉書社團「博士生了沒？」。版名的一語雙關，暗示著成為博士，「生」出一個博士學位，和「生」小孩，同等困難且難以兼顧。

2014年，我的博士論文田野調查屆滿一年，我也悄悄地開啟另一個計劃：嘗試懷孕。因為台胞證每次入境三個月的限制，我很幸運能在田野與居住地來回。那年暑假，我從台北回到北京。在這個我自以為聊若指掌的田野地點，錯過生理期之後，我竟然不知道要在哪裡買驗孕劑。我自以為早已融入北京郊區的貧民和工人社區，卻因為疑似懷孕，發現自己的中產階級習性。我特地去了賣場，找到了類似屈臣氏的藥妝店，買了驗孕劑。

田野筆記 2014/07/29

生活中的大事就是：可能有了...，有點後悔沒有一次買兩（驗孕劑）來試。一測完，第一條線迅速出現，以為沒事，結果第二條線若隱若現，最後越來越真實，就開始全身發抖了。現在也不能怎麼樣，就像尚林說的，按照原本的方式過日子，該吃就吃、該休息就休息、不要過度疲勞就好。開始補充相關知識，也擔心田野進度， 不過或許是個契機，讓自己能工作得更緊湊一些[1]。

我所在的打工者組織，在盛夏的夜晚舉辦一場露天的音樂會。七月底的北京好熱好熱，我在公園的入口負責擔任詢問櫃檯的工作。村子裡很少有這樣大型的活動伴隨著音樂聲、主持人的歡呼，洋溢著熱鬧的氛圍。已經站著好幾個小時了，我一邊笑著，卻也覺得下腹部異常的疼痛。我想，忍一下吧，應該沒事的。

我提前離開了慶功宴，回到小小的出租房，發現有一點出血，心想「這是流產嗎？」開始感到慌張，覺得應該動手寫下這個過程。打開電腦，卻忽然自我質疑了起來：「這應該寫進田野筆記裡嗎？這和我的研究有什麼關係嗎？」

長久以來的人類學訓練，讓田野工作者既以自身作為研究的工具和媒介（medium），卻也傾向預設研究者的身體和智性是一台穩定運作的機器。現在這台機器發出警訊，而且是對我來說很陌生的訊息，我還該繼續進行田野工作嗎？

田野筆記 2014/07/31 （四） 休息。

這兩三天都在「可能有了」的風暴裡，查找資料，適應身心狀況，抵抗那種過度焦慮的心情。今天只想好好休息，看了幾集美劇，稍為好了一點。

接下來幾天，持續有輕微出血的狀況，我的不安越來越強烈。一週後的某個清晨，我決定回到台北。因為這次田野才剛回到北京不久，必須告知田野裡的夥伴我得回家一趟。我和最親近的報導人說明情況，對方像是我的大姐姐一樣，非常理解及支持。

反倒是我自己開始感到愧疚。怎麼為了一點小事， 就要回家？如果我認同這個地方、熟悉這個地方，為什麼不和他們一樣，在這裡看醫生呢？如果沒有信心在村子裡看醫生，那可以去大醫院啊？這難道不是進行田野的好時機嗎？我不就可以透過這個經驗，了解那些沒有醫療保險的外地人，怎麼在北京看醫生呢？

田野筆記 2014/08/06 （三） 緊急回家。

打電話，買機票，走起。信用卡一刷，就出門了。在快軌上，想著自己與他們的不同，階級和跨國境流動的能力是無法相比的。我想過就在村裡的診所照超音波，也想過去貴死人的台資私人醫院，最終我選擇回家。今天特別沮喪難過，眼淚一直流，我難過的是什麼呢?不確定感，為了未知的情況而擔憂。

回顧這段十年前的田野筆記和經歷，還是覺得當初是我「逃走了」。沒有人這麼說，但我感覺自己花了很多時間訓練自己、經營田野裡的身份，一直模糊處理的階級、認同、信念，一瞬間都無法再藏匿了。一早醒來，我不想要再待在這裡，我就可以買一張機票、拿出我的台胞證，回到台北。外地打工者，並非隨時可以拿出三千元人民幣買機票，更不說，他們可以隨時拒絕繼續當中國戶口制度下的農民。

我如此努力的要 go native，但我從來就不是他們。 我只是因為有更優渥的條件，可以好好的、從容地偽裝成他們，住在這個城中村裡。

學術媽媽的生產和再生產

2014年底，我正式結束博士階段的田野調查，離開北京。回到台灣，2015年初，順利懷孕，但孕期中也開始有了新的煩惱：我應該回到紐約延續學業嗎？在美國生小孩有公民權的吸引力，但是我想到要在全英語的環境下、用英文生小孩，卻覺得很不安（相較之下，印尼移工在台灣用中文生產，真的太勇敢了。）懷孕五個月的時候，我特地回了一趟紐約，住了兩個月，感受懷孕和論文寫作同時進行的狀態。很幸運，因為哥大的醫療保險能支應大部分產檢的費用，我也在哥大合作的醫院進行了幾次產檢。

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思考，到底要不要在紐約生小孩。生產和托育的安排，從坐月子、請保母、到托兒所，樣樣都是錢。紐約托兒所的費用，動輒半年20, 000美金，遠遠高過我的獎學金。我的媽媽和婆婆都不會英文，就算來幫忙，也只能申請短期簽證。

懷孕七個月的時候，我離開紐約、決定回到台北待產。肚子越來越大，抓緊時間寫論文、準備生產和育兒用品。這裡快轉一下生產紀錄：生產當天差點在計程車上生下小孩、到醫院急診室已經十指全開、完全沒機會打麻藥、女兒在生產過程因為吸入羊水進ICU五天，這些故事就留到下次再分享。

孩子一天天會坐、會爬，我回去紐約完成學業的計劃也懸浮在空中，一延再延。在日夜哺乳、睡眠剝奪、 論文極度焦慮之中，抓到一點時間，就寫一點，但無論怎麼寫，都是斷簡殘篇（這時候真的很慶幸生產前至少寫完了一個章節）。

如果留在台灣，論文怎麼辦？

如果回去紐約，孩子怎麼辦？

我沒有答案。

於是我決定做一個實驗。2016年底，女兒剛滿一歲，我離開她一周，到美國明尼蘇達州參加人類學年會。為了這個行程，提前一個月讓她斷奶。[2]但在出發前，還是充滿了不確定性。畢竟從她出生以來，一路母乳哺餵，這一年，我們母女從來沒有分離超過六個小時。在台灣經歷了一整年的全職媽媽生活，重新回到美國的學術環境，在人類學年會的會場穿梭，我感覺自己像是灰姑娘華麗變身。發表論文、聽了報告，見了老師、朋友，參加了很多party。我突然不掙扎了。

我是個媽媽，我也是我自己，我還想探尋更廣大的世界。我還不死心，我還不安分，我想要知道自己邊界的極限。

我決定回紐約寫論文。

此後，遠距母職（mothering from a distance），對我來說不再是學術概念，而是接下來一年半裡，日日夜夜真實的生活。遠距親職是家長和孩子分居兩地，家長在遠距離的情況下，進行親職照顧的工作，例如透過訊息或視訊溝通、買禮物及寄送禮物、匯款給實際照顧者等方式進行。這是全世界跨國遷移勞動的家庭，最真實的處境；從墨西哥到美國，從菲律賓到加拿大，當然也包括從印尼到台灣。分離的家庭，跨越國境，透過各種方式連結親子關係。

博士班第七年到博士班第八年，我生活在紐約和台北兩個時區。12小時的時差，我在紐約的早晨，一邊準備早餐、一邊視訊在台灣準備睡覺的女兒和先生。同時砸重金盡量縮短遠距親職的痛苦，每兩個月，從紐約飛回台灣，大約待兩週，再回到紐約。

我的婆婆、先生和小姑，承擔主要照顧者的角色， 加上我的媽媽時不時支援，完成這段跨國親職接力照顧 。2018年夏天，我總算通過論文口試，畢業典禮時肚子裡還裝著四個月大的弟弟，帶著博士學位回到台灣。

這段過程回顧起來彷彿是平淡的過往，船過水無痕。然而，所有的遠距親職都有其代價，女兒至今還是有著分離焦慮。平時獨立爽朗的九歲女孩， 唯獨媽媽出遠門，必定要提前安撫。清早出門前要先喚醒她，如果讓她起床時才發現媽媽已經出門， 必定大哭不止。

在思考移工媽媽這個研究計劃的時候，從一開始， 我就排除遠距親職研究的取向。我給的官方說法是：相關的研究已經十分豐富，我大概很難提供新的學術貢獻。我說不出口的是：我不敢；做這個研究，太痛了。

要我去問這些媽媽：「孩子還不會走路，就離開他們去異鄉工作，會捨不得嗎？」要我問這些爸爸媽媽： 「你們一年、三年、五年，甚至十年，都沒見過自己的小孩，會難過嗎？」當然，我也可以努力設計一些聽起來不那麼愚蠢傷人的訪網，但我無法避免這個研究的本質，是一個令我傷心的研究。

或許我也能說服自己，因為有過類似的經歷， 因此更能感同身受這些移工父母的處境，但我不覺得我能真的貼近他們的處境。雖然我曾經面對和女兒的分離，但就角色位置而言，我和移工面對著截然不同的條件和結構限制，就像我當初流產時離開村子一樣。只要我願意且有能力負擔機票，我可以往返紐約和台北。相較於東南亞籍客工在台灣三年一期的勞動契約限制，我在美國維持學生身份和簽證的條件限制相對寬鬆，甚至可以使用不少美國人無法負擔的醫療保險[3]。

寫作這篇沒有升等點數文章的同時，我也在拼戰一篇有點數的學術發表，主題正是印尼移工媽媽在台灣 「近距離」育兒的經驗。作為研究者，我往跨國親職 （transnational parenthood）的題目更靠近了一步， 但還是刻意和「遠距親職」的研究主题保持一些距離， 不碰觸我自己的遠距親職創傷或焦慮。

瀰散的田野工作

2018年夏天從博士班畢業，肚子裡裝著弟弟，我從紐約回到台灣，回到日日夜夜的親職實踐。成為二寶媽加上擔任博士後，同時在台灣找學術工作的親職處境， 發生了很多故事：博士後契約無法因為育嬰假延期；在月子中心準備求職演講 （job talk）講稿、小孩還沒滿月就去學校演講；帶著集乳器去學校面試，卻因為找不到負責哺乳室鑰匙的管理員，最後在廁所裡集乳...。很多想說的故事，不得不快轉跳過一下。

2020年開始在政大教書，先是疫情，後是政治情勢變化，遠方北京的田和野，轉為微信上不真實的碎片。在迷惘、失落與懊惱之中，我嘗試以印尼移工母親為主題，探索著在台灣的田野工作輪廓。

每兩週穿梭在台北和桃園之間，有時去醫院陪同產檢，更多時候是在中壢的移工庇護中心裡醞釀研究謎題。二寶媽的田野不再浪漫，沒有辦法像孤狼般地義無反顧、全天候浸淫在田野裡。早早催促小孩起床吃早餐，送了小孩進學校，才能從政大坐捷運前往台北車站，再坐上火車抵達桃園。回程，要算準返回台北的火車、接駁捷運，趕在六點前抵達校門口，完成兩個小孩的接送工作。

每次的田野工作，都是由接送小孩的時間給定起點和終點。然而，懷孕、生產和育兒的研究，怎麼可能只發生在我「有空」的時間裡?於是，我陪正在陣痛的米拉去醫院、進了產房，這不是大好的田野調查時機嗎？但是米拉的小孩還沒生出來，我就得趕火車回台北了。

訪談只能按照預定的計劃進行，天上掉下來的訪談也不能貪心。有一次聊太久，就這麼在月台上目送自己的火車離開。因為當天預定要接小孩去看牙醫，只好緊急打電話請先生請假，讓他提前離開辦公室去接小孩。

我在月台上掛上電話，被沮喪打敗了，覺得自己什麼都做不好。

田野筆記 2024/03/29

因為溫蒂的老公下週就要把小孩帶回印尼，也突然約定了要訪談她，到庇護中心已經下午2：25了。很快速， 也比較有節奏地訪了半個小時，最後再趕回火車站，還是眼睜睜看著火車離開。打給牙醫，感受到壓力，或許他們不得不這麼做，但掛完電話覺得自己要哭了。為什麼要讓自己承受這麼多壓力、趕那個時間點？沒有別的選擇嗎？我告訴自己，真的不行，就找別的牙醫，沒關係。做研究已經很辛苦了，不要逼自己還要迅速切換研究和親職的角色。

一邊做研究，一邊當媽媽，面對的是節奏感不斷被自己的親職角色打斷的田野工作。過去遠距離、長時間、不間斷的田野模式卻烙印在身上，彷彿沒有那樣切換進入田野的模式，就不是真的田野工作。短時間、框定好起始和結束時間的田野、明明還有可以記錄的事件就轉身離開，加上語言阻礙，這還能算是田野嗎？

Gökçe Günel, Saiba Varma, and Chika Watanabe (2020)會說：是的，這也是田野。他們提倡“patchwork ethnography"，田野工作與民族誌書寫就像是拼布一樣，從來都不工整。只是對我來說，連縫縫補補都感到吃力，好似針線都不在我手上。孩子、 家務、教學、行政服務，各有各的花紋質地、各有各的生命力。我更像是工匠手中那塊初始的布，隨著時間， 被不同布料，牽引過來，撕扯而去。

這篇文章以回憶自己孕產的過往，來編織自己進行移工孕產田野工作的觀察和開展過程。開始書寫之後， 這才發現，我一直把懷孕和生產，以及多年遠距親職的創傷，埋藏得這麼好、這麼深。過去平整的、處理得乾淨漂亮的研究成果背後，實則穿插著不平整的孕產和育兒經驗，千瘡百孔。每每寫完一個段落，竟然感到無法呼吸，需要暫時停下來，才能繼續書寫。成為學術媽媽的我，過去一步步的經歷，不知不覺，已成為手邊孕產育兒研究的景深。

參考文獻：

瑞秋·康奈利，克里斯汀·戈德西。《媽媽教授：在學術界實現工作與家庭的平衡》。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3。

Günel , Gökçe , and Chika Watanabe. Patchwork ethnography. American Ethnologist 51,no. 1 (2024): 131-139.

備註：

[1]尚林是我的先生，兩個小孩的爸爸，藉由此文感謝他一路以來支持我求學、求職和共同的親職實踐。

[2]我的受訪者們，在台灣生產的印尼移工，大多不餵母乳，或是只在新生兒時期短暫哺育母乳，因為他們知道分離很快就要來臨，不想讓寶寶在轉換照顧方式時太辛苦。

[3]因為篇幅，這裡簡單註記一下，同時作為國際學生和學術媽媽，並非毫無困難，我回到紐約，因為超過博士班七年的就學年限，在第八年延長國際學生簽證時差點被拒絕。因為我在申請延長國際學生簽證時，在文件中陳述我是因為懷孕生子必須延長求學年限。申請送出後，哥大負責簽發相關文件的官員，特地打了一通電話給我。電話一開頭她說：「希望你不要覺得我對於你的處境不敏感，但是生小孩不是延長國際學生簽證的理由，請你更改為其他學術理由。」那通電話說明了制度上不允許跨境博士生和母職兩個身份並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