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駛在南投與新竹之間，博士生媽媽的成為之路

洪伊君｜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生

疫情之年擊發的雙重探險

2022年，我的人生迎來兩個轉折，懷胎、生下孩子，並踏入博士班就讀。

那一年，臺灣的新冠肺炎疫情在Omicron變種的襲擊下達到高峰，社會激辯著該嚴格防堵，還是放寬共存。這場爭論不只是防疫策略的拉距，更讓社會集體自問：「生命應該追求什麼」。從2019年以來，微小至看不見又摸不著的病毒忽然成為生命的因果，主導著全世界的步調，逼得每個人都變得小心翼翼，瞻前顧後，減少交流，最好足不出戶，限於劃地之內。

「人生就如此嗎？能不能突破這種停滯？」這是我未曾說出口的話。現在回想，當時整個世界的氛圍，必然在我心中形成一股想改變生命的渴望。那年我32歲，從人類學研究所畢業已四年，與伴侶在新竹租屋生活邁向第七年，靠寫作接案維生。

我想過要有孩子，但因為不嚮往婚姻，遲遲無法判定時機。而就在2022年那種既封閉又渴望流動的氛圍中，我放棄瞻前顧後、縱身一躍。孩子也像迫不及待般，迅速來到我的肚中，咚咚擂動他的心跳。

他的生命扭轉了我和這個世界的關係。我的飲食、 身體、感受、情緒、人際，全都變得不再穩固。我一邊忙亂地適應現實，一邊讚嘆著這種在生理與文化間交纏出的變化。「好想鑽入探索，再和更多人分享這種令人著迷的生命樣貌啊！」這成為我讀博的初衷，不帶有任何學術職涯考量，純粹起於對生命的探問。

對我來說，博士生與媽媽這兩種身分，幾乎是同時開展的。它們都不是嚴謹規劃中精心安排的一步，而是在人生際遇與社會氛圍的交錯下，突然福至心靈推動上路，充滿未知的探險。既然是探險，途中便不平坦，許多32歲前想像不到的關卡迎面而至。2023年我和伴侶分手，2024年母親的癌症轉移。我帶著孩子回到家鄉南投，照顧孩子、母親、家人，裡裡外外的動植物。有課時北上新竹，無課時待在南投。逐月、逐季、逐年，隨學期任務、孩子成長與家裡狀況，不斷調整兩地移動的節奏。

原本我只是想突破人生看看，但卻更意識到人生的難以掌控。不可測的變動襲來，我時而悲痛，時而無感，時而心有餘而力不足。在這樣的日子裡，有兩個場景，反覆出現在我的日常，對我意義重大。

第一個場景，是我側躺在床上餵奶，即便我常常邊餵奶邊用手機打字寫作業，但每當孩子吃飽，滿足地睡著，不知是催產素的作用，還是他的睡意太具感染力， 我的身體常常立刻感受到疲倦，有個聲音堅定地說「睡吧」，我便毫無記掛，和孩子一起沉沉入睡。所有事， 就等醒來再說吧。

第二個場景，是用揹巾揹著孩子在田間小路散步。 他貼在我的胸前，頭和眼睛東轉西轉，我有時唱歌，有時引他看週遭花果的開落。平地田間視野開闊，遠望一側是九九峰、另一側是八卦山。我在這些日復一日的散步中，和他一起看進山的起伏，各種時間與季節的光影，育兒帶領著我重新觀看，對這個熟悉的世界有新的體悟。

這兩個場景力量強大，睡眠與散步，不只是日常， 更成為我能渡過產後身心最支離破碎的日子的重要支點。每當我感到焦慮和不安，只要在心中重回這兩個場景，提醒自己，先好好睡覺、吃飯，和另一個生命共同感受世界，其他的，等一下再說。

在視訊視窗中找到共生可能

一邊當媽媽，一邊讀博士，雖然在心靈上有值得慰藉之處，現實中仍充滿時空上的挑戰。媽媽與博士生兩種身分要能共存，仰賴一些善意的彈性空間。

我生孩子的2022年，大學老師們正好因疫請的試 ，習慣於視訊授課與會議，即便隨著疫情發展管制放寬，仍有幾名老師允許我遠端上課，只要在導讀的週次親自到場即可。於是，我在產檢、醫院打催生針待產、 [1]月子中心調養身體、嫩嬰的哭嚎與屎尿間手忙腳亂、孩子發燒緊黏在我身上——在這些交疊不可控的任務中，無論媽媽身分使我多難以在同時間走入課堂，我只要伸出手指點開視窗，掛上一邊耳機，仍能以最低限度參與課程，不至於在一次次的時空衝突敗下陣來。

對研究所重視討論的課堂氛圍來說，開放視訊與否對老師是棘手的問題，無法確定討論品質與學生參與， 因而並非每個老師都願意提供這樣的彈性。我尊重不開放視訊的老師，也更加感念答應的老師。我心裡清楚， 視訊上課確實效果不如現場，有時邊忙著小孩邊視訊上課，整堂課能吸收的只有平時的三、四成。但若缺少這樣的彈性，媽媽與博士生兩種身份在時空中交鋒，最終我或許只能缺課，甚至休學，一句話都吸收不到。

當時清大人類所恰巧有一批博士生與碩士生成為新手媽媽，短短兩年有四名學生成為母親，且都還在修課階段。我們育兒的地點分散在南投、台南、花蓮等地，便常常「齊聚」在允許遠端上課的課堂中。有時，一堂課的視訊畫面中，三個孩子輪流被媽媽抱著現身，或者畫面鏡頭毫無預警地輪番關閉，讓人猜想螢幕另一頭的媽媽正在處理各種嬰孩事務。對嬰孩更包容的老師，甚至鼓勵我們帶孩子來上課，於是也真的出現過兩個嬰孩同時在現場的畫面，他們分佔教室兩側相望，座位鄰近嬰孩的同學則自然地在上課之餘伸手幫忙照顧。

所學會舉辦的師生聚餐，也因為主辦學生的熱心與包容，特地考量遠在異地育兒的媽媽們，主動詢問媽媽們是否願意視訊參與，讓我們能在期末和所上師生遙遙相聚。在與指導教授的會議中，指導教授不只毫不介意孩子的線上參與，還會隨手拿起滑鼠詢問孩子顏色，試著轉移、安撫稍有情緒的孩子的注意力。

這段期間，這些微小卻珍貴的視窗，在「媽媽」與「博士生」兩種身分之間打出一個又一個透氣的通道，讓它們不必在時間與空間的拉扯中彼此對立、分裂開展，而是有了交錯、相融的可能。偶爾我會想起一些溫暖的時刻，老師從視訊鏡頭看見嬰孩，停下原本滔滔不絕的學術言語，眉毛飛揚起笑意，臉龐溫暖燦爛，向鏡頭前的孩子打招呼。招呼很簡短，卻穩穩接住了帶著孩子現身公共場域時，學生媽媽們的不安、徬徨，以及那些原本不知從何而來的歉意，都瞬間煙消雲散。

我們是如此得以走下去的。

行駛於之間

隨著孩子逐漸成長，情緒穩定、不再對分離難以承受，在南投家人們的大力協助下，我開始能每週抽身到新竹一兩天，上課、開會，甚至奢侈地聽場講座。我以前對開車心懷膽怯，現在卻珍惜每週開車的那幾個小時。在移動時，我得以介於兩地、三個身分之間一不在新竹、也不在南投；不是媽媽、女兒、也不是博士生。 但同時，又都是。我開始找到適合邊開車邊聽的 Podcast 節目，建立起能隨口跟唱的歌單，在這個連結一切的特殊時空中，唱歌、自言自語，或笑或淚，讓這些身分積累的感受思緒，奔流融會。

讀博期間當媽媽，無疑比沒有孩子、單純讀博多了許多限制，但對我而言，身分的疊加、對話帶來更多意想不到的轉化。

首先，當媽媽化解了讀博的焦慮。博士之路充滿不確定性，畢業也前途難測，容易讓人活在無數未來情境的拆解與推演中，而被擔憂、焦慮席捲。但當媽媽是一堂堂「活在當下」的訓練課程：孩子的屎尿、吃飯、大哭、嘔吐、受傷都是立即爆發，無法猶豫推遲；若育兒突如其來十分鐘的空檔，就必須毫不猶豫地工作打字， 因為所有空檔的結束也都是毫無預警的。時時活在當下，人生就少了焦慮的空間。

其次，當媽媽讓讀博增添篤定。讀人文社會學科的博士，還是在臺灣，是一件容易被質疑的事，甚至自己偶爾也會陷入自我懷疑。花這麼多力氣和時間，會不會最後什麼都不是呢？這時，我只要看向小孩，抱抱他， 聽他說一些甜甜的話，心裡就不再七上八下。無論博士之路如何，至少我是孩子的媽媽，這種踏實感足以撐住低潮時的動搖，多一份篤定和勇氣。

第三，當媽媽能對抗完美主義。學術路常要與自己的完美主義，以及伴隨的心魔、拖延症等奮戰，育兒則能讓人放下完美主義。畢竟面對每天堆積如山的瑣務， 若事事追求完美，只會逼瘋自己。我開始在日復一日幫孩子洗澡、換尿布、洗髒衣服、共讀聊天中習得一套處事邏輯——不用完美、不用急於挑剔，不必太過自我檢討，只要規律持續去做，一切自然而然會成形。孩子會長大，博士生期間的許多事務也是。

第四，當媽媽讓我學會建立相互支持的社群有多重要。當媽媽的核心生存之道之一：生存仰賴人之間的相互支持。育兒人手永遠不嫌多，最好整個村都可以幫忙，物資、資訊、食物、技能都應該相互流動，才越能身心健康地邊育兒邊活下去。這影響了我對讀博生活的態度，我開始認為研究生之間也應該如此，比起相互競爭或漠然不識，應該相互扶持，討論生存下去的難處有何共同點，建立共存機制，才能一起好活下去。

或許修課是讀博期間最甜蜜無憂的階段，相較於資格考、田野研究、論文寫作等，這個階段的任務更單純，只需完成既定的修課要求。因而我才能安心地將視野縮得短淺，專注在完成眼前當下的事務。另外，在經濟層面上，我得到國科會獎學金支持，加上育兒津貼的補助，雖然作為全職學生並當媽媽，不至於苦惱衣食生計。若在這段期間沒有獎學金的支持呢？若是位處於田野或寫論文期間碰上嫩嬰難題呢？若在國外沒有後援幫手呢？想到這些更困難的戰場，我便覺得上述的只是情況限定下的小幸福，若能帶給人一些安慰也就罷了，但更可能有無法顧及到的艱難。

無論如何，行駛在南投與新竹之間，這些在不同端點之間往來的路徑，交織成我這幾年的生活。旅程不再只有自己，而是和各種生命扭為一體，相互照料，也被照料著。

正是作為一個博士生媽媽，前方未知，但能以更大的韌性活著。

備註：

[1] 2022年我生孩子的那一年，臺灣許多婦產科為避免產婦因自然陣痛擠急診過程的染疫風險，大多安排產婦在懷孕滿38週時住院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