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孤狼變成帶子狼：母職的掙扎到田野的實踐

陳怡萱｜國立政治大學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碩士原住民專班/民族學系助理教授

受民族學訓練的我，田野工作是研究工作中理所當然的一部份。但是在我的求學的過程中，身邊的教授們總是單槍匹馬地出田野，我印象中鮮少看見教授們的孩子，當時在系上學生們總是流傳著教授們的豐功偉業， 像是以研究室為家、在哪裡住了多久做了詳盡的調查等等…。

當時的我心中就想著：那當這些教授們不在家的時候，他們的小孩怎麼辦啊？（想當然爾家庭照護責任一定由親友來協助分攤吧。）不過當時年少的我也沒有繼續細想下去，畢竟結婚生兒育女這件事情從不在我的規劃中，以學術為志業的我，就想著自己大概就也會是個單身的女學者吧，因此對出田野時家庭照護責任要怎麼分擔這件事情也興趣缺缺，直到我自己成為了媽媽以後。

2020年11月底我大女兒出生了，出田野立刻就變成了一個大挑戰，我在2019年回國教書之後，新的田野地點在台東。猶記得懷孕時的我還挺著肚子去台東出差，後來大女兒出生後，當時的我算是半個假日媽媽。因為跟先生在不同城市工作的關係，年幼的女兒的主要照顧者是我先生，我一週只會跟先生女兒團聚四天。所以假如我要出田野的話，意味著我可能會一週或10天都看不到我女兒。

因此一開始我是直接放棄出我自己的田野的，畢竟不忍心離開女兒太久，我跟自己說：「田野工作以後還可以做，但是小孩的長大過程只有一次。」但是即便我不做自己的田野工作，我在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原住民專班教書，我們很常帶學生去移地教學，移地教學老師總不能不去，於是在2021年3月時，我帶著甫四個月的嫩嬰跟著學生去阿里山移地教學。

當時的我為了首度帶嫩嬰出門，內心做了一百次排練，最終讓我比較安心的原因是因為專班的學生也有人帶著自己的姪子去。為了怕耽誤到團體的行程，我還特地揪專班學生跟我一起開車去，在路上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的學生超級專業幫我照顧小孩，原來小孩臉紅紅是因為新手媽媽太緊張給小孩穿太多（汗顏）。專班的學生中有人已經當阿婆了，還在聽導覽時幫我抱著小孩，同行的老師們都已經是阿公阿媽，還輪流抱著我的小孩，讓我得到片刻喘息的時間。

下定決心成為帶子狼

在第一次的經驗之後，我就好像比較隱約摸索出自己未來的道路了。不過說實在話，還不會走路前的小孩實在是難以參與戶外的田野，因此在孩子一歲前我還是盡力降低了自己的田野工作的頻率。但計畫還是要執行，總還是有要出田野的時候。因此我記得當我大女兒長第一顆牙齒時，我是透過視訊知道這個消息的。親戚透過視訊拍給我看女兒長出來的牙齒，而當時的我泫然欲泣。想著自己究竟要因為田野工作錯過多少與小孩的相處時光，因此更加堅定從此以後出田野都帶著小孩的決心。

但是說歸說，實際上的執行還是前途茫茫。大女兒 10個月左右，我先生請了育嬰留停，從此以後出田野成了三人行。因為有神隊友的幫助，所以在這個階段田野工作變成了異地育兒的感覺，勉強還是能做些田野。爾後，不知該說幸還不幸，在小孩一歲左右台灣疫情大爆發，當時連上課都全改線上，遑論出田野，2022年暑假時台灣疫情總算趨緩，做田野又開始成為可能。

於是我的親職考驗開始。我先生是牧師，所以假日是他工作最繁忙的時候。假如我週末要出田野或帶學生移地教學的話，我先生不太可能帶小孩，因此我勢必要帶著小孩。但另一方面，我內心總是跟自己說，我一定要帶著小孩跟我去田野，我想讓小孩體驗我的生活，我想讓小孩知道我所重視的事情。我聽過身邊的老師分享自己投入到原住民研究一輩子，但是小孩卻對自己重視的事情所知甚少，覺得相當惋惜。因此雖然內心知道一定崩潰，但是我還是開始挑戰帶著小孩出田野。

不可控的小獸vs.約好的訪談時間

對於帶著小孩出田野這件事，一開始我是帶著浪漫的想像的。在學生時代我讀過趙綺芳老師帶著女兒去竹富島做田野的文章（趙綺芳，2019），在文章中趙老師描述了她女兒如何幫助她跟田野建立連結，讓人心生嚮往。但是想像中的美好情景，從未出現在我的現實生活中。比較接近的場景是有次我帶著快兩歲的女兒去部落的小米收穫祭，結果當時正在經歷分離焦慮的女兒看到陌生人，緊張到扯掉我的衣服鈕扣，快要走光的我只好衝進部落文健站借針線包縫自己的鈕扣，也順便認識了文健站照服員。

帶著一歲多的小孩出田野真的非常困難，孩子雖然能走能吃外食，但是基本上還是不受控的半獸人。於是當時我想了個辦法，我帶著助理一起去做田野，在事前把訪綱都擬好，訪談也都先約好，然後先跟助理說好：「到時候我會負責顧我女兒，請你們幫我訪談」。

雖然事前做好了沙盤推演，但是實際上場時還是困難重重。我還記得有個報導人家中有樓中樓，當時還小的女兒一直要爬上樓梯，整場訪談我幾乎都在忙著抓小孩，哪能做什麼訪談。

另外一場訪談我故意約在女兒的午睡時間，在訪談前我女兒怎麼樣都不肯睡，但是約好的時間已經到了， 怎麼辦呢？最後我只好邊訪談邊用腳推推車哄睡女兒， 整場訪談前半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後半場等女兒睡著了我才得以做些訪問。

帶著小孩做田野，最困難的事情之一是時間受限， 基本上晚上時間的訪談就是掰了。我做田野的部落是排灣族的部落，每年暑期的小米收穫祭是參與觀察的重點，小米收穫祭的晚上都會有部落晚會，如此重要的活動在生小孩前的我絕對是全程參與的。

但是帶著小孩的我，往往只能在七點多時（活動甚至還沒開始、還在暖場）、就帶著歉意跟部落大家揮手說掰掰，回去洗小孩、哄睡小孩了。另外有次是部落一大早辦尋根活動，當時是酷暑，雖然說大人可以忍耐， 但是因為有過一次害小孩中暑的經驗，所以我那次也沒有跟完全程，而是等到快中午時便帶著小孩進咖啡廳避暑。

人類學界與地理學界都已經提出了對於學者「孤狼」 式單槍匹馬進入田野地點採集資料的質疑（見:Barnes & Centellas, 2024; Jenkins, 2020）。

地理學家Danielle Drozdzewski 和 Daniel F. Robinson相當精準地描寫了生小孩前後田野工作的改變：

「在有孩子之前，田野工作（尤其是民族誌研究）提供了機會來探索、沉浸其中、提問，並能夠長時間專注且不受干擾地投入研究。然而，在孩子出生後，田野工作意味著將照護工作（care-work） 與田野研究 （fieldwork）結合，而這種結合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對於完全不受干擾研究時段的期待」（Drozdzewski & Robinson, 2015, p. 372）。

帶著孩子去田野，是我嘗試將育兒公共化的實驗。 對田野中的報導人來說，他們不單只是看見我作為一個研究者，他們也同時看見我作為一位「母親」。而母親的姿態是狼狽的、是不堪的（每次帶著小孩出去都大包小包，還要顧慮著孩子的顏面不能在外面破口大罵，只能各種擠眉弄眼）。照護工作與田野工作的結合，絕非浪漫想像中地你儂我儂，或者更精確地說是充滿著血淚談。但有趣的是，帶著小孩出田野成為了部落朋友對我的記憶點。上次回到台東金崙出田野時，一個熟識的部落姊姊便說：「我們認識你的時候你還推著小孩呢！」

（言下之意是對比現在已經四歲的女兒來推算，已經認識我有一段時間了）。

建造自己的村子vs.「這樣看起來不專業」

除了田野之外，作為大學老師，我們被期待週間教課，週末則是被各種研討會、工作坊、會議、移地教學、田野工作塞滿。我熱愛我的工作，也深知在現在求職困難的時代，能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是何其幸運。但是工作時間無限擴張的狀態下，親職工作該無限外包嗎？

我並不想成為這樣的母親（當然我也清楚知道能夠做出這個選擇的我有其特權），於是我開始帶著小孩出席所有在週末時間舉辦的學術活動。

當然面對任何在週末的工作邀約，我都會先回應說：「時間上我可以，但是我會帶一個小孩喔」。目前都獲得相當友善的回應。近年來甚至開始有國內的學術研討會提供育兒服務，可以感受到學術圈內的育兒支援系統已經開始逐漸被建造起來。但是我萬沒想到的是我首先面對到來自我母親的疑慮。

出生在1960年代的母親擁有在私立大學的學歷，在那個年代可說受到相當高程度的教育。辛勞工作的母親一手拉拔我們姊弟長大，當她聽到我總是帶著小孩出席週末的工作活動時，她憂心忡忡地對我說：「這樣看起來會不會不夠專業？」這個提問讓我深思究竟什麼是專業？

澳洲地理學家 Natascha Klocker 和 Danielle Drozdzewski在一篇反思生育孩子與學術生產的文章中提到：「學術界確實提供了在工作時間和地點上的寶貴活性(Klocker & Drozdzewski, 2012, p. 1271)」。但是這樣的靈活性也代表著我們從未有上下班的時間，在高教體系中的學者們生活被研究、教學、服務塞滿。我們是受聘來教書的，但是研究才是升等的關鍵。於是乎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無時無刻都在被研究的進度追著跑，即便有片刻得閒，我們的內心中還是被自我制約的小精靈提醒：「這個時間你確定不趕快拿來寫論文嗎？」

相較於朝九晚五的多數上班族而言，學者擁有時間上的彈性這點是有特權的。我身為公務人員的朋友羡慕我可以下午四、五點接小孩下課，但是聽到我每天早上四點起床寫論文卻也感到不可思議。

如同澳洲地理學家Danielle Drozdzewski和Daniel Robinson在其文中所提到的：「學術界的受薪勞動在時間性與正式空間上具有流動性(slippery) (Drozdzewski & Robinson, 2015, p.373)。」我們的照護工作與受薪勞動時常在時間與空間上交織在一起，週末對多數人來說理應是家庭時光，但是學術生活的特殊性讓週末也成為了難得的與學術同儕或學生交流的時間。

帶著孩子出席所有在週末的學術活動或者是田野工作,是我的嘗試，也是我的堅持。我希望能將育兒去汙名化、去私領域化，畢竟既然在學術界是沒有下班時間的，那麼學者的私人身分（父母、夫妻、兒女等）也應該獲得更多的肯認和包容。如此一來我們在私人生活中的掙扎與困頓，不但是反映出了某種結構上的失衡，也或許會成為我們公領域中的助力吧。

備註：

[1] 早在1996年，美國人文地理學者Lynn Stachcli就為文指出女性的行動主義常常是機遇性的、策略性的，因此女性的行動主義往往跨越傳統上公/私空間的界線，而是在將私人行為帶入公共空間，也使公共行為在私人空間中發生(Staeheli, 1996, p. 601)。

參考文獻

趙綺芳，2019，〈交錯與反照的身影：竹富島民、女兒與我〉，郭佩宜；王宏仁主編《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左岸文化

Barnes, J., & Centellas, K. M. (2024). Parenting and the produc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26(4), 722-730.

Drozdzewski, D., & Robinson, D. F. (2015). Care-work on fieldwork: Taking your own children into the field. Children's Geographies, 13(3), 372-378.

Jenkins, K. (2020). Academic motherhood and fieldwork: Juggling time, emotions, and competing demand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45(3), 693-704.

Klocker, N., & Drozdzewski, D. (2012). Commentary: Career progress relative to opportunity: how many papers is a baby 'worth'?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4(6), 1271-1277. doi:https://doi.org/10.1068/a4547

Staeheli, L. A. (1996). Publicity, privacy, and women's political ac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4(5), 601-619. doi:https://doi.org/10.1068/d140601